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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路!保路!

        時間:2023-08-09 百科知識 版權(quán)反饋
        【摘要】:_1911:一個人的革命雖然最后清政府是命喪于四川的保路運動之手,但是最早也是最猛烈的保路運動并不是四川人搞起來的。1911年5月14日,他們組織了1萬多人的集會,一致主張堅持鐵路商辦,要求清廷收回成命,嚴懲盛宣懷。湖北省咨議局召集了數(shù)千人開大會,反對鐵路國有政策。所以,保路運動真正反對的不是清廷把鐵路收歸國有,或者賣路給外國人,它從本質(zhì)上只能是一個對補償不滿而發(fā)動的運動。

        雖然最后清政府是命喪于四川的保路運動之手,但是最早也是最猛烈的保路運動并不是四川人搞起來的。

        湖南是首先掀起群體性反抗斗爭的地方。湖南人覺得清政府硬把鐵路權(quán)賣給了外國人,那就讓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陰謀得逞了,亡國滅種的慘禍已經(jīng)臨頭。于是他們決定要在事情變得更不利于湖南人之前改變它的走向。

        湖南人的動員能力特別強,他們刊制傳單,四方發(fā)布,到處煽動。1911514日,他們組織了1萬多人的集會,一致主張堅持鐵路商辦,要求清廷收回成命,嚴懲盛宣懷。他們聲稱,如果清廷堅持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將來外國和清廷的鐵路督辦到湖南強行修路,湖南民眾將全力抵抗,無論釀成多大的交涉案件,也在所不惜。516日,長沙、株洲一帶筑路工人1萬余人進入長沙城,舉行罷工示威,反對清政府賣路。湖南紳商也以鐵路公司、咨議局為陣地掀起爭路斗爭。6月中旬,長沙各學堂還相繼罷課抗議。

        繼湖南之后,湖北人也很快鬧騰起來。湖北省咨議局副議長張國榕等人也在北京聯(lián)絡同鄉(xiāng)京官,一起彈劾盛宣懷。湖北省咨議局召集了數(shù)千人開大會,反對鐵路國有政策。參加會議的以一幫年輕激進的軍人和學生為主。革命黨人陶勛成對清政府的鐵路政策破口大罵,還當場砍斷了左手食指,以示決心。革命黨人詹大悲和何海鳴,更進一步,利用報紙這個輿論陣地竟然開始鼓吹反清暴動。

        由于“別有用心”的革命黨人居然把保路與反清結(jié)合起來,這讓清廷極為震驚。湖廣總督瑞澂見到了這些越軌輿論之后勃然大怒,揚言要對倡言爭路者“格殺勿論”。他下令查封了《大江報》報館,逮捕何海鳴、詹大悲。消息傳出后,輿論嘩然,湖北境內(nèi)民怨沸騰,漢口各團體和報界也集會抗議。而川漢鐵路的股商們也紛紛責問當局究竟想要干什么,并要求向川漢鐵路宜昌分公司索回股本。

        當筑路工人也被煽動起來時,宜昌知府不得不派軍隊去鎮(zhèn)壓,工人們立即聚集起了數(shù)千人,與清軍激戰(zhàn),當場打死清兵20多人,開始了用暴力行動對抗清政府。清廷的震驚變成了恐慌,到后來更是變成了恐怖,在雙方不冷靜的對峙中,最終倒下的還是本應該把“維穩(wěn)”當做首務的政府。

        在國有化政策面前,廣東人也按捺不住了。在京城的廣東官員在得知鐵路要收回“國有”的消息后,也聯(lián)名參劾盛宣懷。在廣州,兩廣總督張鳴岐對保路斗爭,一開始就采取了高壓政策,但廣東人反對“強占粵路”的斗爭不斷高漲。610日,廣東粵漢鐵路公司舉行了股東大會,到會的股東們一致抗議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表示要萬眾一心保持商辦公司,政府如果要來破壞,派人強占粵路的話,股東們將會拼盡全力反抗。

        廣東鐵路公司的股東以南洋、美洲華僑居多,這些華僑反正家當都不在國內(nèi),反對清政府的斗爭也特別堅決。他們頻頻致電廣東鐵路公司或廣東商會,聲援廣東人民的保路運動,痛陳“路亡國亡,政府雖欲賣國,我粵人斷不能賣國”。提出“有劫奪商路者,格殺勿論”。革命黨人的身影也再次出現(xiàn),他們在香港辦的《中國日報》接連發(fā)表文章,積極聲援廣東保路。

        93日,廣東粵漢鐵路公司股東邀請咨議局、商務總會、十善堂、七十二行、自治會、自治研究社、宏仁演說會、報界公會和全省有關(guān)團體的代表到香港,召開廣東保路會成立大會。冒著大雨參加會議的人有近萬人。大會最后決定派代表赴京請愿,對抗清政府的賣路行為;同時,他們還派了代表到南洋各地聯(lián)絡華僑,打算要設立保路分會,互為聲援,把大會情形發(fā)布到全國。

        但是,這么多看似噴薄欲出、非要跟清廷討個公道不可的抗議活動,都是盛宣懷還沒有拋出他的第三套贖買商辦鐵路的方案時出現(xiàn)的。

        普通中國人,一般是很少會主動去惹是生非的,只要社會和政府對他們的剝奪沒有大到一定的限度,中國人總是以“忍”字訣當頭。這一部分是因為中國人普遍有一種躲避風險、安于天命的本能。這可能未必是儒家對等級制度的支持所造成的奴性結(jié)果,而更可能是來自于中國人對于生命、對于家庭、對于已有生活的重視。尤其是家庭,凡是有家的中國人,都不會輕易拿家庭來冒險。中國有一種西方?jīng)]有的刑罰,叫“株連九族”,就是要把你的家庭完全摧毀了,這樣的懲罰對震懾重視家庭的中國人尤其有用。

        商辦鐵路的豐厚利潤讓許多人把全部家當都押進去了,要是政府說收就收,補償又不到位,讓自己的生存條件和家庭的幸福都化為了烏有,那無論誰都會跟政府對著干到底。但要是政府講道理,補償又合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存續(xù)都不成問題,那很少有中國人會與政府過不去。何況隨著商辦鐵路幾年辦下來,大家伙兒對鐵路的信心越來越低,要是這個時候政府愿意給他們解套,他們應該感恩戴德才對。

        所以,除了少數(shù)革命黨人另有企圖和一些年輕的沖動的激進分子是把矛頭直接對準清廷的之外,大多數(shù)參加保路的人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爭斗。

        交了股金的商人,他們最關(guān)心的肯定是自己的錢。

        對于商人來說,一切問題的根源始終是錢。

        所以,保路運動真正反對的不是清廷把鐵路收歸國有,或者賣路給外國人,它從本質(zhì)上只能是一個對補償不滿而發(fā)動的運動。當盛宣懷把他的第三套贖買商辦鐵路的方案拋出來后,湖南、湖北和廣東的保路運動很快就偃旗息鼓了。為什么?因為補償?shù)轿涣?,大家都沒吃多大虧了,何必再把腦袋勒在褲腰帶上和政府過不去呢。看來,盛宣懷的這個方案是拋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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