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秦與漢初的社會及思想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滅取六國，結(jié)束了從春秋戰(zhàn)國以來500多年的戰(zhàn)亂紛爭，統(tǒng)一天下，自稱“始皇帝”（《史記·秦始皇本紀》）。

（一）秦的統(tǒng)一奠定了多民族國家的堅實基礎

秦始皇“初并天下”以后，其首要任務就是竭力使周邊民族成為中國這個大家庭的成員。所以，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即秦帝國建立后的第二年，進行了統(tǒng)一“百越”的戰(zhàn)爭。當年就將閩越（今福建一帶）和東越（亦稱甌越，今浙江南部的甌江流域）歸入秦的版圖（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東越列傳》）。始皇帝三十年（前217年），秦始皇派大軍進攻南嶺，打敗了壯族先民西甌人的抵抗，統(tǒng)一了南越（包括今廣東、廣西，以及越南等地）（見《史記·南越列傳》）。此外，秦國滅燕（前222年）時，將燕的屬國朝鮮劃歸遼東巡察（見《史記·朝鮮列傳》）。與此同時，秦始皇還加強了對“西南夷”（居住在今四川、云南、貴州一帶）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治，將其歸入秦朝統(tǒng)一的行政系統(tǒng)（見《史記·西南夷列傳》）。

在北方和西北地區(qū)，面對匈奴勢力的擴張，始皇帝三十二年（前215年）一舉“悉收河南地”，即河套地區(qū)，亦稱河套平原（在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和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境內(nèi)，為黃河上游的沖積平原。西到賀蘭山，北到狼山、大青山，南臨鄂爾多斯高原）。第二年秦軍又越過黃河，奪回高闕（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杭錦后旗東北）、陰山（今內(nèi)蒙古狼山）、北假（今內(nèi)蒙古河套以北、狼山以南、大青山以西地區(qū)）等地，并于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年）擴建長城，以抵御匈奴入侵。始皇帝三十六年（前211年），秦又移民三萬戶到北河、榆中（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伊金霍洛旗以北。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漢書·匈奴列傳》上）。

這樣，秦始皇在位時的中國版圖：“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到北向戶（喻指南方地區(qū)），北據(jù)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注：筑長城為界）?！保ā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1975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依據(jù)《史記》等的相關文獻和對若干考古遺址的分析，繪有秦帝國時的中國版圖（見下頁附圖），“中國”就從秦以前的文化、地域概念演變?yōu)閲业母拍?。一個民族眾多、地域廣袤、物產(chǎn)富庶、統(tǒng)一的中國屹立于公元前三世紀的世界之林，而為世界人民所矚目。此后，生活在這塊共存共榮中國大地上的各族人民都以自己為中國人自豪（參見林劍鳴《秦漢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85頁，第二章注（13）；《云南少數(shù)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頁），成為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來聚而不散的向心力。

（二）確立了中央集權(quán)制的國家行政體系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對政治制度進行了重大改革，其核心內(nèi)容就是“廢封建，立郡縣”，以維護中央集權(quán)和國家統(tǒng)一。這項重大的政治改革是李斯（？—前208年，時任秦廷尉）提出的，得到秦始皇的認可。事情的原委是，秦始皇在平定六國的當年（前221年），即召集麾下的群臣議定秦朝的政體之事。當時，丞相王綰認為“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應該依西周舊制，分封貴族子弟為諸侯王，使其建國統(tǒng)治，“群臣皆以為便”。唯獨李斯對此表示反對。他分析了西周封建制的弊端，建議予以廢止；主張在全國各地設置郡、縣，由皇帝集權(quán)統(tǒng)一管轄。秦始皇稱贊說：“天下共苦，戰(zhàn)斗不休，以有侯王?！煜鲁醵?，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于是分天下為36郡，后來可能又增加了4—6郡，每郡下又分設若干縣，估計秦朝約有1000個左右的縣（參見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一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臺北1961年版，第35頁）。按照郡縣制的結(jié)構(gòu)，每個郡設文官（“守”）、武將（“尉”）和監(jiān)御史三人作為皇帝的代表共同負責該郡的治理；縣設有令（大縣）和長（小縣），在郡的指令下負責處理該縣的事務?？?、縣的官員都由皇帝任命，享有國家的俸祿，不能世襲，可以升遷或被罷免。到了西漢，在實行中央集權(quán)制的同時，卻又部分地恢復了分封制，實踐證明這是政體上的敗筆，因為它不利于當時國家的統(tǒng)一和社會的安定。唐柳宗元曾著《封建論》，肯定了秦始皇廢封建、置郡縣的歷史進步的積極因素。隨著社會歷史的發(fā)展，秦始皇所確立的中國的國家政體越來越受到后世思想家的抨擊，但只要剔除其中專制主義的糟粕，它關于設置上下各級行政機構(gòu)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組織形式，仍在某種程度上發(fā)揮著正面效應。

秦朝時的中國地圖

（三）秦朝的學術(shù)端緒

秦國從商鞅變法以來，以法家為主流。秦朝建立后，秦始皇崇尚法家，采納李斯“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的主張，但對儒家也有所兼容，僅從他在巡游中刻石所立的碑文，就有“作制明法，臣下修飭”“貴賤分明，男女禮順”“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義，顯白道理”“皇帝明德，經(jīng)理宇內(nèi)，視聽不怠，作立大義”“秦圣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史記·秦始皇本紀》）等的記載。

秦始皇也信奉陰陽家。司馬遷說他“推終始五德之傳”。

至于他對與先秦道家和漢代道教有淵源關系的神仙方術(shù)，更是信奉到癡迷的程度（《史記·秦始皇本紀》）。

在秦始皇的影響下，秦朝思想學術(shù)活躍著四種社會思想：①法家。以李斯為代表，是社會的主流意識。李斯曾從荀子學帝王之術(shù)，后入秦，建議明申（不害）、韓（非）之術(shù)，修商君（鞅）之法，執(zhí)法必嚴，才能“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使秦成帝業(yè)”，得到秦始皇的賞識和重用，先為客卿，后升為廷尉、丞相，是助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的股肱之臣。但他并不是純之又純的法家。因為他曾從學荀子，受到過儒家的熏陶，其法家思想中也存在著儒家的因子。他在楚國為小吏時，曾立志要做賢人，把不肖之人鄙視為竊食的鼠類；到秦國以后，又公開頌揚“五帝”“三王”的功業(yè)（《史記·李斯列傳》）。至于焚書坑儒是否彰顯了李斯法家的個性，似乎并非如此。因為焚書和坑儒是發(fā)生在不同年代的兩個事件，坑儒和李斯沒有直接的關聯(lián)，而焚書則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事件發(fā)生在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年）。原因是儒學家淳于越反對廢諸侯、立郡縣，宣稱：“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保ā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此言既出，立即受到李斯的嚴厲批駁，斥責儒士、諸生是“以古非今”，不知時事變異的“愚儒”。為了抑制儒家的氣勢，消除政體改革的思想障礙，他請求發(fā)布得到秦始皇認可的焚書命令。值得注意的是《秦記》（秦代史書）和博士所用的《詩》《書》、諸子百家的著作，以及“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不在焚燒之內(nèi)。而對民間所藏《詩》《書》，只有禁令，未見記載有查禁的行為（《史記·秦始皇本紀》）。嚴格說來，李斯只是把弘揚法家政策作為政治上的工具。到秦朝后期，為了挽救搖搖欲墜的秦政權(quán)，他甚至建議秦二世“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獨斷專行，以嚴刑峻法治國（見《史記·李斯列傳》），從而把法家思想發(fā)揮到極致，即使如此，他仍然沒有背棄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重要的政治觀念。②儒家。以淳于越為代表。他是先秦時期儒學中心齊魯之地的齊國人，其學術(shù)可能源于齊國的稷下集團。他是秦始皇可能仿孔子七十二弟子的舊例所設置的七十名博士官之一。侯生、盧生說秦始皇置“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史記·秦始皇本紀》）。這是不符合史實的。博士們掌管和解釋《詩》《書》，以及諸子百家之說，向諸生傳授孔子關于忠君、愛國、仁民的道理，“諸子皆誦法孔子”。秦始皇每次朝議，都有博士參與，每次巡游，都有博士、諸生隨從。他在五次巡游中所刻碑文，有的可能出自博士的手筆，并曾在魯?shù)嘏c當?shù)氐娜迳翘┥椒舛U祭山川。對有所不解之事，也曾向博士、諸生詢問。他的嫡長子扶蘇更是儒學的信奉者，因不贊同“坑儒”，被秦始皇逐出京城到蒙恬所在的上郡（治所在膚施。今榆林東南）；秦始皇死后，趙高與李斯密謀下詐詔，命扶蘇自殺。扶蘇不聽蒙恬告誡，而以“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的儒家道德觀，當即自殺，被司馬遷稱為“人仁”。儒家是秦朝社會的非主流意識，但其威望卻不可小視。③陰陽家。根據(jù)《史記》記載，陰陽五行學說是由秦始皇所提倡。在他自稱“始皇帝”以后，為了尋找改朝換代的理論根據(jù)，從陰陽家那里得到啟示。鄒衍等人把土、金、木、火、水五種物質(zhì)元素人格化，統(tǒng)稱“五德”，認為“五德”將依其順序不停地更替循環(huán)，這是歷史永恒不變的現(xiàn)象。由于傳說中的周王朝是“火德”，而水能滅火，所以秦始皇不僅用“水德”為法家立論，而且宣稱“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是更王換代的歷史必然（《史記·秦始皇本紀》）。后來陰陽家的思想經(jīng)過西漢董仲舒的發(fā)揮和東漢執(zhí)政者的渲染，逐漸與漢朝儒學和讖緯經(jīng)學合流，仍然影響著兩漢的思想學術(shù)界。④神仙方術(shù)。以韓國客卿侯生，以及盧生為代表。這不是一般的鬼神之術(shù)。它之所以成為秦朝的一種社會思想，是因為方術(shù)之士汲取了老子的“長生久視”和莊子的“真人”之說，宣稱可為人主求得“不死之藥”，成為“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氣，與天地久長”的“真人”。這種說法又成為漢朝方仙道的思想來源。其影響之大，刻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瑯玡碑文中的“體道行德”四字，就可說明神仙方術(shù)與道家經(jīng)典《道德經(jīng)》的某種聯(lián)系。這深得秦始皇的癡信，他派方士韓眾、徐巿出海尋訪仙藥，耗資巨萬，不僅“終不得藥”，而且他們還不辭而別，一去不返，加之有人告發(fā)盧生的不軌，乃在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年）爆發(fā)了“坑儒”事件。此后，秦始皇還是相信“蓬萊藥可得”，可見，神仙方術(shù)并未在秦朝絕跡（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綜上所述，秦朝絕不是僅有法家思潮。對此，當代史學家侯外廬說：

以前有人過分夸張了焚燒《詩》《書》、百家的作用，經(jīng)過近代的研究，證明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在漢代，古代的思想材料相當完整地保存著……不僅儒家經(jīng)籍流傳下來，而且諸子百家的余緒也未失墜。（《侯外廬史學論文選集》上冊《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不同哲學及其發(fā)展》，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頁）

在秦朝“諸子百家的余緒也未失墜”，這是侯外廬的獨到之論，這樣才有漢初諸子學術(shù)的復興。侯先生的論斷，得到國內(nèi)外學者的普遍認同。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榮譽教授卜德依據(jù)翔實的史料，對秦朝的“焚書”事件，也與侯先生在數(shù)十年前所得出的結(jié)論相同（見〔英〕崔瑞德、魯惟一主編《劍橋中國秦漢史》第一章：“焚書坑儒”。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8頁）。

秦朝的功業(yè)與其失敗發(fā)人深省。其功至偉，其存短暫，這就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與思考。有的學者認為，秦朝的滅亡是由于政治上的暴虐酷刑，生活上的奢侈淫逸。但這幾乎是許多王朝覆滅的共同原因。據(jù)若干文獻記載，還有著特殊原因：①是經(jīng)濟脆弱，資源不足。秦國自商鞅變法以后，由于法律承認土地私有，獎勵耕織，興修水利，經(jīng)過百余年的經(jīng)營，經(jīng)濟獲得較大增長。家給人足，“關中為沃野，無兇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史記·河渠書》）。但經(jīng)過近10年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秦國的財力、物力、人力消耗很大；秦始皇統(tǒng)一的韓、魏、楚、趙、燕、齊六國，經(jīng)過與秦國及其相互之間的血腥戰(zhàn)爭，情況同樣如此。以致到秦朝建立時，“男子力耕不足糧馕（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贍）其欲也。海內(nèi)愁怨，遂用潰畔（按：指逃離家鄉(xiāng)）”（《漢書·食貨志》上）。經(jīng)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②是道德缺失，漠視傳統(tǒng)。這與秦朝保留有宗法制的殘余有關，也與秦始皇的個人品格有關。魏國人尉繚說：“秦王為人……少恩而狼虎心……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史記·秦始皇本紀》）神仙方術(shù)之士侯生、盧生也說：“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上樂以刑殺為威……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保ㄍ希┻@里舉兩例，就可以辨明真相。一次是發(fā)生在始皇帝三十五年（前212年）的“坑儒”事件。這與“焚書”不完全相同，“焚書”有其政治目的，“坑儒”只是因為秦始皇求藥不得，而某些方士的行為又觸犯了他的個人利益，于是秦始皇濫殺無辜，無論他活埋多少人，都是草菅人命的反人性行為。再一次是發(fā)生在同年，秦始皇到梁山宮，在山上看到丞相李斯的車騎儀仗甚為隆重，表示不滿。后來，李斯就減少了車騎。秦始皇便認定有人泄露了自己的話，下令將當時在場的隨從全部處死。因此，在他統(tǒng)一后的第三年（前218年）就“為盜所驚”，隔了一年（前216年）又遇到所謂“盜”的行刺。漢初賈誼在《過秦論》中諷刺秦朝“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也”。

面對上述情勢，秦始皇既不與民休息，更不修身律己，而是“內(nèi)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三分取其二）”（《漢書·食貨志》上），即內(nèi)則大興土木，好大喜功；外則南征北戰(zhàn)，急于求成，致使民生失控，民怨沸騰，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一呼百應，終于受到人民和歷史的懲罰。秦朝失敗的教訓，為漢唐時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記取。

在秦代覆滅的廢墟上，一個統(tǒng)一的封建帝國漢建立起來了。地主階級面臨的歷史任務是鞏固和發(fā)展這個統(tǒng)一的封建帝國，使它不重蹈秦亡的覆轍。漢初高祖至武帝前的大半個世紀里，經(jīng)過摸索和曲折，基本完成了這一歷史任務。劉邦稱帝之初，“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shù)者十二三”（《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民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漢書·食貨志》），人口銳減、經(jīng)濟凋敝、社會不安的狀況可見一斑。至文、景二世，“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武帝時期出現(xiàn)一片繁榮景象，“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粟；蜀、漢、江陵千樹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全國形成不少“軺車（馬車）百乘，牛車千兩”的通邑大都，各地涌現(xiàn)出一批富足的“庶民農(nóng)工商賈”。這些“無秩祿之奉、爵里之人”的庶民，可與千戶侯比富，被人稱為“素封”之家（《史記·貨殖列傳》）。經(jīng)濟的恢復和發(fā)展，鞏固了漢代統(tǒng)一封建帝國的基礎。

漢初實行“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①“兵皆罷歸家”“以有功勞行田宅”（《漢書·高帝紀》）。一般從軍歸農(nóng)者免除一定年限徭役，少數(shù)得到高級爵位和食邑。②號召流亡人口各歸本土，恢復其故爵、田宅。③減輕租、賦、徭役。高祖時規(guī)定十五稅一，景帝時減為三十稅一。原定常賦每年百二十錢，丁男每年負擔徭役一次，文帝時減為“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漢書·賈捐之傳》）。④因饑餓自賣為奴婢的人，一律免為庶人。⑤“開關梁，弛山澤之禁”（《史記·貨殖列傳》），發(fā)展貿(mào)易促進物資交流?！靶蒺B(yǎng)生息”的政策適應了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發(fā)展經(jīng)濟的需要，是與秦代政治不同的。

漢初政策也有與秦代一致的方面，就是繼續(xù)推行“法治”。劉邦初入關中，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保ā妒酚洝じ咦姹炯o》）但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治理一個大國，沒有嚴密的法律是不行的，“于是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漢書·刑法志》）。當時有株連三族的刑罰，有黥、劓、斬左右趾、割舌等肉刑。文帝時以鞭笞代替黥、劓等肉刑，而受刑者往往被鞭笞而死。正如班固所說，文帝廢除肉刑之舉，“外有輕刑之名，內(nèi)實殺人”（同上）。武帝即位后，任用張湯、趙禹等酷吏，以寧嚴勿寬的精神條定法令。其后法網(wǎng)越來越密，至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同上）。還對居民實行鄉(xiāng)、里編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韓詩外傳》卷四，第十三章），強化對人民的控制。

關于漢代統(tǒng)治思想，漢宣帝劉詢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這個看法真實地反映出漢初統(tǒng)治思想的狀況。秦代單純實行法家政治，失敗了。用什么樣的理論作指導治理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quán)的封建帝國，沒有成功的歷史經(jīng)驗可供借鑒。漢初統(tǒng)治者還在摸索之中的時候，必然采取容納不同學派的主張。這就給不同學派留下了活動的余地。借著這個歷史的契機，被秦代罷黜了的先秦諸子學說又復興起來。除墨家、名家之外，各學派都有代表人物出現(xiàn)。儒家有伏勝、叔孫通、轅固生、申培；黃老學者有蓋公、曹參；法家有晁錯；縱橫家有酈食其、蒯通；陰陽家有張蒼。諸子學說的復興實質(zhì)是各學派爭取成為漢代政權(quán)統(tǒng)治思想的競爭。在這個競爭中，各派都力圖適應漢王朝統(tǒng)治者的需要，對各自祖述的先秦學派的思想有所發(fā)展，又都保持著各自學派的主旨而互相對立。

劉邦以武力取天下，意識到治天下與取天下的不同，他與陸賈的一次談話中，陸賈提出“逆取順守”“文武并用”，才是“長久之術(shù)”（《史記·陸賈列傳》），使劉邦受到震動。但是，由于漢初特殊的歷史條件，統(tǒng)治者并沒有把儒家學說定為統(tǒng)治思想，而是以滲透著刑名法術(shù)的道家黃老之學作為政治的指導方針，漢初君臣中的文帝、景帝、竇太后、蕭何、曹參、陳平、汲黯都是黃老之學的信奉者。竇太后喜歡《老子》，排斥儒、法，影響很大。而當時儒林博士，如申培、轅固生及一批推崇儒術(shù)的朝臣如趙綰、王臧也形成一股勢力，反對黃老之學。各派之間，特別是儒道兩派之間的沖突不斷發(fā)生，出現(xiàn)了一系列儒道相絀的事件。

景帝時，轅固生與竇太后就《老子》一書的評價問題發(fā)生沖突?！案]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笈唬骸驳盟究粘堑?？’乃使固入圈刺豕?！保ā妒酚洝と辶至袀鳌罚┺@固生幾乎因這次沖突喪生于野豕之口，說明儒家受到壓制。

武帝即位初，郎中令王臧、御史大夫趙綰建議依據(jù)儒家學說“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史記·孝武本紀》），并推薦其師申培主持其事。這件事被竇太后得知，武帝受到責備，申培免歸，王臧、趙綰下獄自殺。這說明，直到武帝初年，黃老之學仍為漢代的統(tǒng)治思想，儒家學說一直受到排斥。

漢初長期處于被黜地位的儒家學者，做了大量歷史文獻研究和理論準備工作。他們在整理、傳授、闡釋《易》《書》《詩》《春秋》的過程中，吸收各家思想，改造先秦儒家的體系，使之適應中央集權(quán)統(tǒng)一封建王朝的需要，逐漸成熟起來。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數(shù)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xiāng)（向）風矣”（《漢書·儒林列傳》）。接著董仲舒集秦漢之際儒學之大成，在理論上形成儒學的新體系，被漢武帝接受，成為漢代統(tǒng)治思想，黃老之學的影響逐漸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