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牛頓力學到進化論

十八、十九世紀是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在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之后，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發(fā)展的時期。本章將介紹在此背景下西方社會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和產生的社會思潮。

我們知道，工具的創(chuàng)新和變革既是人類智力發(fā)展的指示器，又是進一步推動人類智力發(fā)展的杠桿。只是到了近代，真正的自然科學才從大工業(yè)的生產中分化出來，成為生產力的重要要素。從歷史上來看，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才第一次使科學成為獨立的生產力。機器、輪船、火車、汽車的相繼問世，大大改變了人類社會生活的面貌和活動的空間。生產和科學的發(fā)展，像革命的催化劑無時無刻不在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

哥白尼革命

如果說文藝復興時期是科學和神學決斗的年代，那么，站在這個斗爭的前列的是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micus，1473～1543年）。他在大學的時候就重點攻讀了天文學，還制作了簡單的儀器，對天體進行觀察，收集了大量的天文資料。1516年后他就開始撰寫《天體運行論》，直到1530年左右他才完成這部劃時代的著作。1543年5月24日，當人們把這部著作送到他失明的眼前時，他只摸了一下封面，一小時后就去世了?！短祗w運行論》是一部全面系統(tǒng)闡明“太陽中心論”的巨著。它推翻了幾千年來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論”，實現了人類宇宙觀的偉大的革命，開創(chuàng)了天文學發(fā)展的新時代。

哥白尼的學說是一場思想上的大革命。它導致了后來牛頓宇宙觀的產生，它為人類的宇宙觀和人類與宇宙的關系的觀念帶來了革命性的、劃時代的轉折。首先，它是一次天文學基本觀念的革新，從此地球再也不是宇宙的中心了。其次，它是人類對大自然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變革，人們認識到宇宙不過是一個無數天體的運動體系而已。人類本來存在著一種天真的自尊，以為人類居住的地球就是宇宙的中心。但自哥白尼以來，人們知道我們居住的地球不過是浩瀚無比的宇宙中的一個小斑點；哥白尼的新觀念堅定了西方人對自然法則的信仰。

后來，進一步發(fā)展“太陽中心論”的布魯諾（1548～1600年）糾正了哥白尼學說中的某些錯誤，認為宇宙是一個統(tǒng)一的物質世界，它在空間上是無限的，在時間上是永恒的，沒有中心，太陽只是無數星系中的一個小點，地球圍繞太陽轉動，太陽和其他恒星的位置也在發(fā)生微小的變化。1600年2月17日，當他被教會活活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時，他高呼：“火并不能把我征服，未來的世紀會了解我，知道我的價值?！辟だ锫裕╒ineenzo Galileo，1564～1642年）把天文學的研究和物理學的研究結合起來，發(fā)現了鐘擺的等時性定律，在比薩斜塔上做自由落體試驗，將數學的方法應用于物體運動的研究，寫成了《關于兩門新科學的討論和數學證明》的巨著。1633年，當宗教裁判所要他跪下簽字悔過時，他站起來說：“簽字有什么用，地球仍然在轉動廣德國天文學家開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年）進一步推進了哥白尼學說，創(chuàng)立了關于行星運行的三大定律，它為牛頓發(fā)現“萬有引力定律”奠定了基礎。

牛頓革命

十七、十八世紀是西方自然科學高歌凱進的年代。從哥白尼革命到牛頓力學理論體系的完成，人類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牛頓（Affred Newtn.1642～1727年）在前人的基礎上，系統(tǒng)、精確地表述了力學理論體系，尤其是他的萬有引力定律表明：宇宙間的每一粒子都和其他粒子相互吸引，它們之間互相吸引的力量和它們之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和它們質量的乘積成正比。它精確揭示了客觀宏觀物體低速運動的客觀規(guī)律。可以說，牛頓為西方帶來了一個嶄新的宇宙觀和宇宙秩序。

科恩曾說：“在可以應用理性原則的思想和活動的幾乎每一個可能的層次上都留下了牛頓革命的重大影響?！笔紫?，是宇宙存在普遍規(guī)律的觀念和信仰。萬有引力的存在證明，宇宙中的一切物體都是按照一定的自然法則來運動的。想一想吧，二十世紀人類最為壯觀的活動——宇宙空間的探索，它不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一個例證，而是經典引力物理學直接應用的一個例證。這種普遍規(guī)律的觀念和信仰還影響了一些社會科學家，如重農主義者就認為存在有控制物理世界、動物社會，甚至每一種有機體的內部生活的共同規(guī)律存在。正是這種物質世界存在客觀規(guī)律性的思想和信仰鼓舞著人們對自然的探索。

其次，牛頓關于理論演繹和數學方法的成功應用，使人們看到這種方法的價值，看到這種方法和實驗及批判性的觀察結合起來，就能產生出可貴的認識成果。牛頓力學作為成功科學的象征，成為各門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的典范。這不僅開啟了一個科學方法的新時代，也使十八世紀成為一個信仰科學的時代。

不僅如此，牛頓的機械運動觀念還在好幾個世紀里影響了人類的思維方式。許多哲學家把運動理解為機械運動，理解為物體在空中的位移。甚至把人也說成是一架機器，認為人和動物的差別不過是人比動物多幾個齒輪或多幾條彈簧；兩者只是位置的不同和力量的不同，沒有性質上的差別。這種機械觀的影響是消極的。正如馬克思對霍布斯的批評說：“感性失去了它的鮮明的色彩而變成幾何學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運動成為機械運動或數學運動的犧牲品；幾何學被宣布為主要的科學。”有的哲學家甚至要用幾何學公理的方法來建立一種倫理學和政治哲學。就是到了現代，我們也不能說牛頓的機械觀就沒有市場了。

艾塞亞·伯林對牛頓在思想史上的影響，曾經這樣說：“牛頓思想的沖擊是巨大的；無論對他們的理解正確與否，啟蒙運動的整個綱領，尤其是在法國，是有意識地以牛頓的原理和方法為基礎的，同時，它從他那驚人的成果中獲得了信心并由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這，在一定時期中，使現代西方文化的一些中心概念和發(fā)展方向發(fā)生了確實是極富創(chuàng)造性的轉變，道德的、政治的、技術的、歷史的、社會的等等思想領域和生活領域，沒有哪個能避免這場文化變革的影響?！?/p>

進化論的產生和影響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偉大成果之一。進化論突破了長期以來統(tǒng)治著人們思想的機械論的束縛，使人們把自然界的發(fā)展理解為存在著質的飛躍的進化過程。進化論對人類思想的影響大大超出了自然科學本身的范圍，它對西方的宗教、政治、社會和經濟思想都產生很大影響。在進化論面前，基督教關于上帝造人的神話破產了。在生存競爭和自然選擇思想的指導下，許多新的社會思想產生了。達爾文的革命是諸多科學革命中唯一的生物學革命，它摧毀了以人為宇宙中心的宇宙觀，沉重地打擊了人類自我陶醉的自我觀念。按照進化論的觀點，人類不過是宇宙中整個生物進化鏈條上的一環(huán)，這在人的思想中引起的變化必然比其他科學的進步都更偉大。

達爾文（chades Darwin，1809～1882年）出生于英國西部施魯斯伯里城的一個醫(yī)生家庭。1825年達爾文到愛丁堡大學學醫(yī)。他由于目睹無麻醉的外科手術給病人帶來的痛苦，放棄了學醫(yī)的打算。1828年，他在父親的吩咐下去劍橋大學基督學院學習神學，準備當一名英國國教的牧師。但是，他對自然史和地質學有濃厚的興趣。在劍橋的最后一年，德國博物學家洪堡的《自傳》和英國天文學家赫舍爾的《自然哲學導論》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說，這兩本書激起了他為自然科學的宏偉結構作出那怕是最微薄的貢獻的熱望。

達爾文的科學研究工作正是從地質學開始的。他最初發(fā)表的學術著作幾乎都是關于地質學方面的。他1842年發(fā)表《珊瑚礁的結構和分析》，1844年發(fā)表《火山島》，1846年發(fā)表《對南美的地質觀察》。地質學給他的印象，就是自然界處于緩慢的變化之中。在考察中，生物學方面的資料也給他深刻的印象。在南美地層中發(fā)現一種古代巨大的哺乳類plyptodon和現在的較小的armaillon很相似；在南美大陸的一些近似的動物物種自北向南，逐次替代；在加拉帕戈斯群島的大多數物種都具有南美生物的性狀，而群島的各個島嶼上的物種彼此之間又有輕微的差異。這些現象向達爾文提出了問題：新的物種是怎樣從舊的物種中產生的。他認識到人工育種的成功在于選擇，而這種選擇在自然界是怎樣發(fā)生的。他說過，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給他很大的啟發(fā)。適應者生存，不適應者被淘汰的想法在他心中醞釀著。他想，適應環(huán)境的個體和種群在結構和功能上會有優(yōu)勢，加上及時的變異，就會產生新的物種。

1837年，他就將有關這個問題的一些想法寫在一本筆記本上，直到1842年他才用鉛筆寫成一個35頁的綱要，1844年擴展為130頁，這就是《物種起源》的雛形。1844年，在《物種起源》發(fā)表許多年之前，達爾文在給胡克的信中說：“光明終于閃現出來”，“我?guī)缀醮_信（與我原來所持的觀點相反），物種不是（它就像是坦白一次謀殺）永遠不變的”。

他非常慎重，不愿意在他的書中漏掉任何一個重要的事實。所以，他拖了二十來年，遲遲不發(fā)表他的想法。直到1858年，英國生物學家華萊士獨立地提出自然選擇理論的消息傳開后，達爾文在他的摯友的敦促下，才決心將他的原稿摘要和華萊士的論文一起提交給林耐學會宣讀?！段锓N起源》一書于1859年11月出版。

《物種起源》一書肯定了生物界的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生物體在環(huán)境改變的影響下會產生變異。生物不僅有變異，而且還有遺傳。生物體正是通過遺傳把機體的結構、性能和對環(huán)境的適應的能力及結果傳給后代。變異和遺傳密切相關，生存條件改變了，遺傳性也會隨之改變。人類之能夠對動物和植物進行定向培養(yǎng)來適應人的需要，正是借助于變異和遺傳。

達爾文還討論了自然選擇問題。自然選擇就是有機體在一定環(huán)境中生存、繁殖和變異的過程。有機體生命周期的各個方面如生命力、壽命、繁殖率，都受自然選擇的支配。在生物體與環(huán)境的相互作用中，有些個體群會表現出在應付特殊環(huán)境的挑戰(zhàn)方面勝過其他群體。自然選擇的結果是在一個種群的不同的遺傳型中，出現了不同的成活率和繁殖率。這樣個體的數量，有的會增加，有的會減少，甚至消失。這種由突變而產生的遺傳變異是導致生物進化的最重要的力量。

他認為，自然選擇對群體的影響有三種方式：作為穩(wěn)定的因素；作為導向的因素和作為破壞的因素。當穩(wěn)定因素起作用的時候，現有的環(huán)境因素有利于現有群體總量的特性。個體顯示出的任何極端變異的傾向都會被消滅掉，不會有進化，而是維持現狀。當環(huán)境有利于新的特質出現或有利于改變舊的特質的時候，導向性的選擇就會發(fā)生，產生新特質的遺傳類型的繁殖率就大大提高，其結果是產生這些特質的遺傳頻率發(fā)生變化。方向性的選擇會造成生物的進化，不過這個過程很短，一旦總量適應了環(huán)境，群體就會進入穩(wěn)定狀態(tài)。破壞性選擇是在同一地區(qū)出現多種環(huán)境因素和遺傳類型。所在地的土壤條件、食物來源或其他因素，使亞群體得到發(fā)展，以適應該地區(qū)的特點。破壞性的選擇也會帶來進化，一當這種情況發(fā)生，亞群體就會進入穩(wěn)定選擇狀態(tài)。

生存競爭是自然選擇發(fā)生的原因。競爭既發(fā)生在種群之間，也發(fā)生在同一種群中的1個體之間。個體之間的斗爭尤為激烈。一旦生物體獲得了有利于自己的變異，就會把它保留下來遺傳給后代，從而使后代有更有利的生存條件。由此產生的新的變種或初期的物種，就會逐漸發(fā)展成新的物種。

1871年，達爾文的《人類的由來及性的選擇炯世，這是他的又一力作。該書認為，“人類起源于某種體制較低的類型……這一結論的根據決不會動搖，因人類和低于人類的動物間在胚胎發(fā)育方面的密切相似，以及它們在結構和體質……的無數點上的密切相似，還有，人類所保持的殘跡（退化）器官，他們不時發(fā)生的退祖傾向都是一些不可爭辯的事實?！?/p>

達爾文的進化論提出來后，表示支持和同意的有英國植物學家胡克立、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里、地質學家賴爾等。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宗教界。一場進化論和基督教創(chuàng)世說的爭論成為不可避免。1860年在英國科學協(xié)會牛津會議上，赫胥里和威爾伯斯福展開了一場大論戰(zhàn)，進化論者第一次在辯論中獲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