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群雄逐鹿，三國虎豹爭雄，西晉短暫統(tǒng)一，繼五胡亂華，南北分裂，這段歷史長達300多年。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仍歸于統(tǒng)一。隋、唐兩個統(tǒng)一的封建王朝的再造，就是在聯(lián)合黃河、長江流域兩大經(jīng)濟區(qū)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的。珠江流域雖經(jīng)秦漢以來的開發(fā)，社會經(jīng)濟有一定進步，但尚未能成為封建帝國的經(jīng)濟重心，少數(shù)民族仍是流域居民的主體，許多地方還停留在奴隸社會，甚至原始社會晚期階段，因而被中原人視為化外之地、瘴癘之鄉(xiāng)，大有談虎色變之狀。

然而，嶺南又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烽火連天中的世外桃源。晉室南渡，掀起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同時也是一次中原文化南下的高潮。史稱“東晉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遷，占籍各郡?！淞黠L遺韻，衣冠氣習，熏陶漸染，故習漸變，而俗庶幾中州”。這次持續(xù)了近300年的移民高潮余波一次又一次在嶺南蕩漾，從多方面改變著嶺南居民和嶺南文化的結(jié)構(gòu)和面貌，是漢越民族融合和嶺南本土文化向漢文化認同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漢文化在嶺南傳播的第一次轉(zhuǎn)機。到唐代，這種轉(zhuǎn)變才從嶺南深入到珠江流域更多的地區(qū)，帶來這些地區(qū)自然和社會的某些變化。但不管怎樣，基于流域開發(fā)的滯后，珠江所流經(jīng)的仍是一片蠻夷的土地。

這些來自黃河上下、關(guān)內(nèi)關(guān)外的漢人，主要沿秦漢進軍嶺南通道抵達，也有一些前期移居江南的移民，泛海進入廣州。《晉書·庾亮傳》記載：“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岳大開鼓鑄?！薄督粡V記》也說西晉建興三年（公元315年），江、揚二州百姓為避戰(zhàn)亂也流入廣州，朝廷還下詔安頓他們。中山大學徐俊鳴教授經(jīng)過計量，發(fā)現(xiàn)唐代廣東人口分布內(nèi)地密而沿海疏，與今迥異。人戶最密和次密地區(qū)為五嶺一帶，如連、韶二州，西江沿岸及其稍南地區(qū)，如新、端、瀧、康州等，這當然是繼承過去人口分布的結(jié)果。而秦鑿靈渠以后，一直為南北往來通行大道，道路所經(jīng)地區(qū)為中原移民首選居地。桂林地區(qū)流行的官話，“有非中州所及者”之說，即為中原官員或移民傳入產(chǎn)生的方言。東漢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后班師回朝，開辟了一條從中南半島經(jīng)左江上游（其源頭在今越南北部）順流至今廣西龍州，達邕州，然后經(jīng)郁江（今邕江）經(jīng)橫縣至蒼梧的新航線。建初八年（公元83年）大司農(nóng)鄭弘奏請擴開零陵、桂陽嶠道，獲得批準，即人們常說的湘桂走廊道，經(jīng)靈渠陸行可至湖南。這些新辟水陸交通線，使?jié)h人有可能深入西江內(nèi)陸，擴大與土著越人接觸和雜居的范圍。另外，為了安置移民，南朝各代統(tǒng)治者又大量增置郡縣，其數(shù)量之多，達到歷史上頂點?，F(xiàn)廣東境內(nèi)，南朝梁時（公元502～557年）設(shè)14州、39郡、146縣?，F(xiàn)廣西境內(nèi)，孫吳時設(shè)8郡、30縣，入晉后增加到10郡、40縣，以后又急劇上升；僅南部越州，初時僅8郡、7縣，到南齊末發(fā)展到20郡、55縣。其實不僅嶺南如此濫置政區(qū)，江南尤甚，后稱“十羊九牧”，“疊屋架床”，為中國政區(qū)史上最濫時期。嶺南這些新置郡縣，在廣東的主要分布在西江、潭江流域和高雷地區(qū)；在廣西的則設(shè)在邕江、左江、柳江、郁江、漓江、桂江、賀江流域等，在地域上相連成片。這些移民大部分后來成為廣府民系的來源。

不管怎樣，南來漢人仍是少數(shù)，土著居民的汪洋大海泛濫到主要州郡城治以外的各個角落。這些土著居民，魏晉以后名稱更加復(fù)雜，《隋書·南蠻傳》列舉有蜒、獽、俚、僚、竾等，說他們“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但也有其他稱謂的。大抵云貴高原南北盤江流域的稱為烏蠻、牂牁蠻；廣西西江一帶的稱烏滸蠻；而嶺南各地的又泛稱僚、俚、俚僚、峒僚等。記載荒亂，多稱某某蠻、某某夷、某某部、某某國，難以詳確。其居地在唐代以后流行稱為“峒”（洞、垌），實為小河流域或山間盆地。這些土著民族保持其固有的文化，封建王朝每以特殊形式實施管理。對那些分布在交通便利、與漢人雜居的土著民族，則編戶齊民，由地方政府直接統(tǒng)轄，征收賦稅；在他們聚居的地方，魏晉南北朝時設(shè)“左州”、“左郡”、“左縣”進行治理。中國古代數(shù)術(shù)觀念，以右為貴，有權(quán)勢的土豪，稱“豪右”，平頭百姓，稱“閭左”。這些以“左”字為首的建制，大抵也是這種序列的含義。不過，左州郡縣主要設(shè)在邊要地區(qū)，廣西至為集中。南齊末年，全國有左郡51個、左縣145個，而廣西僅越州就相應(yīng)為20個和55個，分別占全國左郡、左縣的39％和38％，顯示西江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問題在封建統(tǒng)治集團中非常重要。又如俚人聚居的蒼梧郡，宋、梁、陳三代共增設(shè)13郡，其中有一部分屬于左郡。左郡、左縣長官多由少數(shù)民族首領(lǐng)擔任，子孫世襲，擁有很大自治權(quán)，但須經(jīng)中央批準或委任，受經(jīng)制州郡長官監(jiān)察。這是我國歷史上“以夷制夷”民族政策的一種表現(xiàn)方式，客觀上有助于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治理和開發(fā)。

隋代將過去濫置的州郡縣大加省并，減經(jīng)地方財政負擔。唐代則對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實行羈縻制度，設(shè)置羈縻州縣。羈，指馬籠頭，曹植有詩云“白馬飾金羈”，可謂錦上添花；縻，指系牛的繩子，劉夢得在《嘆?！分姓f：“叟攬牛而對”。牛不得自由。羈縻州縣設(shè)置是對少數(shù)民族利用和限制的一種治理方式。唐代在今廣西地區(qū)設(shè)置羈縻州郡61個，主要在桂西、桂西北和桂西南；在云貴南北盤江流域也設(shè)置了大小羈縻州若干個。但在廣東，包括海南島無此建制，至少反映出由于廣東幾條主要河道的通航作用，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融合要比廣西、云貴地區(qū)深化得多。

在這種民族關(guān)系和社會發(fā)展滯后的背景下，隋唐時許多全國性的制度未能在珠江流域推行，包括對解放生產(chǎn)力有重大意義的均田制，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北選制”。而這里的官吏由中央任命或委托地方補選，即所謂“南選制”。中原北方廣泛用錢，嶺南則以物易物，好些地方盛行買賣“生口”即奴隸等。大部分地區(qū)仍很荒古落后，粵北連江邊陽山縣，在韓愈筆下還是“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余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韓愈喟然長嘆：“陽山，天下之窮處也！”與韓愈同樣命運，被謫貶柳州當刺史的柳宗元，在他任職的地方，迷信巫神，雞卜、濫殺牲畜舊習盛行。人生病不吃藥，請巫師占卜吉兇，殺豬羊祭神以求祛病，造成這一帶人口減少，田地荒蕪，六畜不繁，給生產(chǎn)生活帶來極大破壞。柳宗元親身出城調(diào)查訪問，了解山川風物、社情民意，提出和實施移風易俗、改造柳州社會面貌的措施和辦法，后來果有成效，“柳民皆悅喜”。在柳宗元《柳州峒氓》詩中，呈現(xiàn)了有代表性的唐代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社會文化風景線：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墟人。鵝毛御臘縫山罽，雞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問重譯，欲投章甫作文身。另一位唐末貶端州的詩人李紳，在那里生活了一年，所見端州一片荒涼，寫下詩句：“草毒人驚剪，茅荒室未誅。火風晴處扇，山鬼雨中呼。”氣候變化無常，聽不懂當?shù)胤窖?，使李紳心生悲涼。他到端州不久寫的《江亭》詩，則是西江沿岸河谷地區(qū)自然、人文風貌的另一種寫照：瘴江昏霧連天合，欲作家書更斷腸。今日病身悲壯候，豈能埋骨向炎荒。

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和睦相處，有力地促進了珠江流域的土地開發(fā)。大抵到隋唐時期，全流域開始踏上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nóng)耕文化之路，即使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農(nóng)業(yè)也比較穩(wěn)定地發(fā)展起來。除了有賴于擴大耕地面積之外，農(nóng)業(yè)技術(shù)進步，特別是水利事業(yè)的初興也有相當?shù)拇呋饔?。當然，由于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各民族、各地區(qū)所展現(xiàn)的農(nóng)業(yè)文化的風景線也不盡相同，但都與河流所賦予的文明有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

在俚僚洞落間，主要流行刀耕火種或火耕水耨。唐末李德裕從潮州再貶崖州，水陸兼程，溯西江，入北流江，下鬼門關(guān)，泛海至崖州（在今海南瓊山），沿途但見“五月畬田收火米”；唐元和年間，劉禹錫任連州刺史，見當?shù)噩幟瘛盎鸱N開山脊，夜渡千仞溪”。他在《連州畬田行》詩中，對這種耕作方式的描寫更是細致入微：何處畬田好，團團縵山腹。鉆龜?shù)糜曦裕仙綗P木。另一首《竹枝詞》云：山上層層桃李花，云間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這不僅是一幅山居水墨畫，也是粵北山區(qū)游耕農(nóng)業(yè)的寫照。在桂西邕州，《舊唐書·懿宗紀》說當?shù)亍八谉o耕?！薄Ｆ鋵崕X南諸州“火耕水耨，晝乏暮饑”，糧食嚴重不足，很多人餓飯，這是大部分地區(qū)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水平低下所致。但是另一方面，繼秦漢以后，中原先進生產(chǎn)技術(shù)仍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嶺南，在一些地區(qū)，刀耕火種或火耕水耨漸漸被取代，精耕細作農(nóng)業(yè)開始出現(xiàn)。托名柳宗元撰的《龍城錄》（龍城即今柳州，有人認為所記為柳州地區(qū)，但不管指何地，泛指粵西當可信）記載了高要縣一位老農(nóng)關(guān)于農(nóng)藝的一段談話。這位老農(nóng)說，土地耕作要深，作物種植要稠密，不違農(nóng)時中耕培土，不讓牛羊踐踏禾苗，消滅螟蟲和小青蟲等病蟲害，早晚勤于隴畝，施用糞肥，這樣種田，不但秋天可望豐收，而且可年年致富。這里講到許多水稻栽培的技術(shù)問題，與后世無異，顯然不屬粗作耕作的范圍。大致可以認為，這種水稻栽培技術(shù)在粵西河谷地區(qū)已經(jīng)不是個別現(xiàn)象。

上面提到的劉禹錫在連州寫的另一首《插田歌》，從郡城看到農(nóng)民田間勞動是另一番情景：岡頭花草齊，燕子?xùn)|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nóng)婦白纻?cè)?，農(nóng)夫綠蓑衣。齊唱田中歌，嚶嚀如竹枝。但聞怨聲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煙火生墟落。黃犬往復(fù)還，赤雞鳴且啄。這不但是一首描寫農(nóng)民勞作快樂、融洽和恬靜的田家樂詩篇，而且反映出當時的土地利用、耕作技術(shù)已達相當水平。試看岡頭上長滿花草，田塍整整齊齊，田里灌滿了水，秧苗長得青綠一片，雞狗安閑地往來、嬉戲、覓食，是何等悠然的一幅田園風景畫面，與上面描寫的燒畬恰成鮮明的對照。

不僅如此，西江新、瀧州的人民還結(jié)合當?shù)厮簇S富、荒閑山坡地多等特點，首創(chuàng)稻田養(yǎng)魚新技術(shù)。唐末曾任廣州司馬的劉恂，在《嶺表錄異》中，把它作為一件異聞記載下來，為后人保留了這種耕作技術(shù)的吉光片羽。書上說，“新、瀧等州山田，揀荒平處以鋤鍬開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買鯇魚子散于田內(nèi)。一二年后魚兒長大，食草根并盡，既為熟田，又收漁利。及種稻，且無稗草，乃齊民之上術(shù)也?！边@種稻魚輪種養(yǎng)方式，發(fā)揮地利，改良土壤，甚為得法，傳承至今。又據(jù)唐段公路《北戶錄》記，南海諸郡已開辟人工魚塘，發(fā)明繁殖魚種技術(shù)，放養(yǎng)魿魚和鯉魚，經(jīng)濟效益甚佳，“一年可供口腹也”，這些養(yǎng)魚者可能成為養(yǎng)魚專業(yè)戶。另據(jù)考究，唐代以前，嶺南各地普遍放養(yǎng)鯉魚，收入不菲。唐代，因皇帝李姓，為避忌諱，百姓舍鯉而養(yǎng)鯇魚，或暗養(yǎng)或少養(yǎng)鯉魚。迨李唐王朝覆滅，鯉魚養(yǎng)殖才大規(guī)?；謴?fù)。不過養(yǎng)鯉技術(shù)已滯后，所以在嶺南只有鰱、鯇、魿、鳙，而沒有鯉魚的地位。

隋唐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網(wǎng)河很發(fā)育，水面多而陸地少，東江三角洲甚至尚未形成。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韓愈坐貶潮州，買舟過增江，只見江口“云昏水奔流，天水莽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一派煙水迷茫景象。珠江三角洲百姓根據(jù)這個地理特點，在水面上造浮田，稱“葑田”。這在河口區(qū)和沿海很流行，通常由泥沙混雜湖沼、洼地或淺海中的茭草海藻的根部圍成，主要用于種植蔬菜，類似今天水上種植菱角、水浮蓮、通心菜等。唐《玉堂閑話》記載了一則關(guān)于葑田被盜的案件，云：“廣州番禺常有俚人牒訴云，前夜亡失蔬圃，今見在某處，請縣宰判狀往取之。詰之，則云：海之淺水中有荇藻之屬，風沙積焉，其根厚三五尺，因墾為圃以植蔬。夜為人所盜，盜至百里處，若浮筏，故也。”想見唐代這種葑田已有一定數(shù)量。宋元珠江三角洲開始大規(guī)模圍墾，葑田已很普遍，成為主要人耕地之一，不僅可種蔬菜，也可種植水稻。宋吳曾撰《能改齋漫錄》指出：“葑之為田、為圃，廣、浙皆有之?！边@種水域資源利用方式，頗值得總結(jié)。今日之海洋農(nóng)牧化，實淵源于此。

只有依靠水利事業(yè)，水稻栽培的擴大才成為可能。得地利之便，珠江中上游地區(qū)農(nóng)田水利比下游地區(qū)要早和先進。唐景龍三年（公元709年），桂州都督王晙組織軍民就地開屯田數(shù)千頃，“堰水灌田”。后人稱這項攔河筑壩工程為靈陂，在桂林城東北10里。效益甚為顯著，解決了當?shù)丶Z食不足，需從湖南衡陽、零陵調(diào)運軍糧問題。王晙政績深得桂林人贊頌，他任滿求歸故里，州人上奏朝廷挽留，后還勒石記其功。隋唐時，南、北盤江流域已普遍栽種水稻。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追記，“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作為研究云南民族歷史的珍貴文獻，唐樊綽在《蠻書》中以作者見聞?wù)f：“從曲、靖州已（以）南，滇州已西，土俗惟業(yè)水田，種麻、豆、黍、稷，不過町疃（宅旁空地）。水田每年一熟，從八月獲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種大麥，三四月即熟。收大麥后，還種粳稻。小麥即于岡陵種之?！痹谀抢铮拼菊純?yōu)勢，實行一季稻、一季麥耕作制度，和現(xiàn)在一樣?！缎U書》還說，“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碧颇显t政權(quán)也頗注重水利建設(shè)，在珠江上游一帶，“厄塞流潦，高原為稻黍元田；疏決陂池，下樹園林之業(yè)”。南詔這通《德化碑》文，記載唐代當?shù)赝ㄟ^截留、貯存高低地水源工程，將這些土地辟為水田和果木園林，有力地促進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發(fā)展。此外，在邕江、郁江、漓江、賀江、增江、連江等地，也都有攔水筑陂塘灌田種稻之事，效果甚為顯著。如廣西賀州富川縣有條富水，即因唐人攔河引水灌田，五谷豐登，百姓由此富足，取名“富水”。南漢時大臣黃損捐資在家鄉(xiāng)廣東連縣筑耶陂灌田，百姓受益匪淺，也是造福桑梓的一件好事。

隋唐水利設(shè)施，主要為了灌溉，但隨著沿江城市的發(fā)展，也可用于城市防洪。唐景云中（公元710～711年），邕州司馬呂仁高在郁水南岸組織開掘了一條分流河渠，減殺洪峰水勢，使邕州城（今南寧）免于洪水浸溺之患。在廣西桂林，每年夏天也受漓江洪水威脅，時有淹浸城池之事發(fā)生。唐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桂州刺史王珙率領(lǐng)軍民沿城東南修筑回濤堤，長545步，自此“居民免墊溺之患”。這是至今所見關(guān)于珠江流域筑堤防洪的兩宗最早記載。邕州城分水渠后經(jīng)歷代不斷修整，逐漸成為人工湖，即今日南寧市區(qū)東南的南湖，也是南寧現(xiàn)存最古老的名勝古跡。1972年正式開辟了以南湖為主體的南湖公園，廣植奇花異草，修建亭臺水榭等游樂設(shè)施，現(xiàn)已成為市民休閑、賞心樂事的好去處。

唐帝國空前強盛，非常注意對邊疆地區(qū)的開發(fā)經(jīng)營，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全國劃分為十道，嶺南道是其中之一，轄今兩廣、海南及越南北部，覆蓋珠江流域大部分地區(qū)。嶺南道下設(shè)廣州、桂州、容州、邕州、安南五管，即都督府，作為中央派出監(jiān)察機關(guān)。其中桂、容、邕三管轄地在今廣西。因有靈渠作為南北交通咽喉，時廣西地位重于廣東。唐太宗時，開辟了一條桂州到邕州的買馬路，改變了過去中原南下只能經(jīng)今桂林、玉林，從合浦港浮海到越南再至右江上游百色一帶的交通線。因為地處云貴高原東側(cè)的百色地區(qū)盛產(chǎn)我國著名的“廣馬”。這種馬體形高僅1米左右，吃苦耐勞，善爬耐馱，拉力強，適應(yīng)性好，最宜于運輸用馬。這種馬屬我國西南品系良馬，與作為戰(zhàn)馬用的蒙古馬、新疆的三河馬和伊犁馬齊名。唐太宗即位不久，即開通了這條西南向的陸路交通線。雖然如此，時作為嶺南政治和交通樞紐之一的桂管，統(tǒng)制九州軍事，后又設(shè)桂管經(jīng)略使，轄十四州，其地大部分在柳江上游環(huán)江、九江、融江及紅水河地區(qū)。買馬路滿足不了唐政府開發(fā)西南邊疆、發(fā)展經(jīng)濟的需要，而靈渠只解決南北運輸問題，桂管所需的東西受到很大限制。唐朝政府在大力疏浚、整治靈渠的同時，積極尋找、開辟新的水上交通線。這就是聞名一時的相思埭。它是繼秦修靈渠之后唐代在珠江流域興建的最大一項運河工程，歷史上輝煌過一段時間，后來失于記載而湮沒無聞，至今也鮮為人知。

相思埭又稱臨桂陡河或桂柳運河，以位于廣西臨桂縣境內(nèi)，溝通桂江和柳江而得名，也曾名南陡河、西渠、南渠等。原來柳州東北有一條流入柳江的洛清江，其支流相思江自北向南再轉(zhuǎn)西注入洛清江；而漓江南出桂林不遠，即為西南流的良豐江。相思江與良豐江的分水嶺是一片平緩而寬廣的石灰?guī)r孤峰谷地、沼澤低地，稻田池塘遍布。明末旅行家徐霞客在這一帶作過實地考察，在游記中描寫柳州一帶，“兩岸山土石間出，土山迤邐間，忽石峰數(shù)十，挺立成隊，峭削森羅，或隱或現(xiàn)”。洪水泛濫時，客水貯存于地下或池沼，雨水也順山坡匯流于此，形成豐沛水源，終年不竭。但實際上兩河間并無明顯的分水嶺，施工容易，土方量也少，為運河開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自然條件。

據(jù)《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相思埭于唐長壽元年（公元692年）建于臨桂縣境。長壽為武則天第七個年號，正是盛唐時期。武則天這位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頗注意發(fā)展農(nóng)業(yè)，勸農(nóng)桑，督促地方官員興修農(nóng)田水利，相思埭就是她在位時修建的。相思埭運河?xùn)|起良豐江上的良豐，西至相思江上的大灣，全長16公里。關(guān)鍵工程在分水嶺地帶筑堰堵水，建分水塘，將沼澤區(qū)變成貯水區(qū)，提高水位。另設(shè)陡門18座，形狀與靈渠一樣。在東西陡門出口分挖渠道，東接良豐江，西連相思江。這個由分水塘、陡門和東西渠道組成的工程就是相思埭。如果不啟東陡，分水塘的水便順渠西流入相思江；反之，則東流入良豐江。埭即大壩。水流自東陡或西陡分出以后，如覆水難收，永不回頭。陡門建筑物則成了水流似有情人一樣相思的標志。也許由于這個緣故，取了“相思埭”這個情意纏綿、秋水伊人般的名字。有人認為，相思埭可能筑有類似靈渠鏵嘴一樣調(diào)節(jié)流量的建筑物，惜因年代久遠，已無跡可尋。過去從桂林到柳州，須順漓江下梧州，溯潯江、黔江上柳州，拐一個大彎，路程既長，也耽誤時間。相思埭運河竣工后，兩地水上路程縮短約510公里。唐代，據(jù)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記載，縱貫廣西南北官道，從桂林到柳州265公里，柳州至嚴州（今來賓）100公里，嚴州至賓州（今賓陽）95公里，賓州至邕州（今南寧）123公里，共583公里。相思埭同樣縮短桂林至南寧里程。因為《元和郡縣圖志》是在相思埭筑成以后撰寫的，這對唐帝國加強控制和開發(fā)安南起了重要作用。唐代貴州東南對廣西的交通，可經(jīng)柳江上源都柳江（取道今三都、榕江、從江、融安），而云南取道右江支流剝隘河，越南取道左河上源水口河和平而河，順郁江，溯黔江，下柳州，假道相思埭出桂林，再過靈渠下湘江，形成較完善的水路交通網(wǎng)，轉(zhuǎn)輸軍銅、遭糧和各種土特產(chǎn)品。據(jù)《元和郡縣圖志》載：“自揚益、湘南至交、廣、閩中等州，公家運漕，私人商旅舳艫相繼”，其中“交”指越南北部和中部，“廣”指兩廣，這對鞏固云貴地區(qū)邊防，平息南詔政權(quán)對嶺南的多次戰(zhàn)爭，以及開發(fā)云貴功不可沒。同時，相思埭作為一項水利工程，灌溉兩岸農(nóng)田，對水資源豐富但因滲漏而缺水的石灰?guī)r地區(qū)的水稻生產(chǎn)起了保障作用。

可惜宋元歷史文獻缺乏有關(guān)相思埭的記載，致使這稱盛一時的運河使用和整治情況一無所知，成為歷史懸案。直到明朝末年，廣東南海人鄺露流落廣西，才在所撰《赤雅》一書中記載了相思埭的使用情況，書中說：“冬月涸絕不行，予過陡時，水長月明，如層臺疊壁，從天而下。”即相思埭除冬天枯水期斷航以外，其余季節(jié)皆在與靈渠聯(lián)運而通航無阻，發(fā)揮交通、灌溉效益。由此推測，相思埭在宋元和明前期當在使用。清代雍正、乾隆年間相思埭更得到空前重視。原因是清政府正施行“改土歸流”政策，激化了與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矛盾，民族糾紛和武力反抗事件此伏彼起，貴州東南苗民的反抗斗爭尤為激烈，清政府在貴州古州（今榕江）設(shè)總兵實行鎮(zhèn)壓。位居柳江上游都柳江畔的古州成了軍事重鎮(zhèn)，需從廣西、湖南調(diào)集兵力和給養(yǎng)，靈渠和相思埭承擔了繁重的運輸任務(wù)，因而得到巨額撥款進行整治。相思埭幾乎進行了重建性的改造。雍正九年（1731年）的那次大整修，建陡門20座，鑿去礙航灘石144處，開浚河渠如槽形，水得容蓄，長流不竭，成為“下達柳（州）、慶（遠）灌田運航之要津”。清楊應(yīng)琚《廣西桂林府南北陡河圖》說“水既歸流，因時蓄泄。農(nóng)民灌溉之余，又設(shè)魚梁，令獲淤泄之利，民咸役之”。相思埭綜合利用效益十分顯著。主持這項工程的云、貴、桂三省總督鄂爾泰后在《重修桂林府東西二陡河記》中對修靈渠和相思埭評曰：“于是近渠之田，資灌溉者不下數(shù)百頃，水旱無虞。前此荒塍，悉登膏沃。若乃舟楫之便利，惠賈通商，則自靈渠而北，曲赴湖南；自鰱魚陡而西，直際黔省之古州?！边@個評價是中肯的。靈渠和相思埭組成的南聯(lián)江海、北通中原、經(jīng)運萬里的交通大動脈自此一直在發(fā)揮效益。直到20世紀40年代前后，湘桂和黔桂鐵路建成通車，近代公路運輸興起，靈渠才由航運轉(zhuǎn)為供水灌溉，而相思埭則成為歷史陳跡。新中國成立后，地方政府鑒于這條古運河地區(qū)積澇為害，曾制定過整治減災(zāi)規(guī)劃，實施了一些土石方工程，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要根治仍需假以時日。相思埭這項偉大水運水利工程已經(jīng)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作為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是值得人們珍惜的。關(guān)于她的歷史文獻，游人墨客的酬唱雖不及靈渠那樣豐富多彩，但她這個富于愛情色彩的動聽的名字，將撩起人們對她那久遠、輝煌歷史的遐想和回憶。

秦漢時以湘桂走廊出徐聞、合浦港為主的交通格局到三國時開始發(fā)生變化，早已為全國性經(jīng)濟都會的廣州也發(fā)展為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fā)港之一，與南海周邊及印度洋沿岸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發(fā)生貿(mào)易往來，結(jié)束了湘桂走廊一枝獨秀的歷史及形成嶺東北江與嶺西這條走廊并駕齊驅(qū)的交通格局。隋開鑿大運河，唐安史之亂以后，長安作為國都的地位日漸下降，中原人取道靈渠南下的交通雖仍能維持，但這條交通線的地位已不如日益隆盛的北江交通線。因為后者的終點是唐代已發(fā)展為世界著名港口的廣州。廣州同時又是聞名遐邇的國際航線“廣州通海夷道”的起點，由于歷代海運交通和對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而顯得特別繁華。廣州港市遼闊的腹地，需要有便捷的交通與之溝通，特別是與大運河構(gòu)成交通體系，于是北江各支流的交通受到重視，遠遠超過了它們過去的歷史。

北江西北支流的武水，發(fā)育在花崗巖斷層線上，夾江山勢如削，石灘橫河，江底崢嶸，水勢洶涌，聲聞數(shù)里，甚為險要，自古就有“九瀧十八灘”之稱。但北江中心城市曲江與湖南桂陽（郴州）在武水首尾，距離短，故這條交通線為軍旅和商賈往來使用。秦漢進軍嶺南即有一路大軍經(jīng)此南下。東漢建武年間（公元25～55年），桂陽郡守衛(wèi)颯可能整治了湖南宜章以下沿武水經(jīng)樂昌抵曲江的航道。繼后，熹平年間（公元172～177年），桂陽郡守周憬（一作周聽或周煜）也整治過武水樂昌峽六瀧航道。現(xiàn)存粵北最古老的漢碑《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勛之紀銘》記錄了他的功德。碑文說舟行武水，險象橫生，“其下注也，若奔車失轡，狂牛無縻，去楫忽艫，陸不相知”；“及其上也，則群輩相隨，擅挽提攜，唱和慷慨，沉深在前”，是一幅驚心動魄的畫面。由于常有舟覆之事發(fā)生，結(jié)果“喪寶玩，隕珍奇，潛珠貝，流象犀”，損失慘重。唐代韓愈貶潮州，經(jīng)樂昌峽，作《瀧吏詩》曰：“南行逾六旬，始下樂昌峽，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武水還是航行畏途，并且不能適應(yīng)日益增長的廣州與內(nèi)地貿(mào)易發(fā)展的要求，這樣北江另一條支流湞水的交通受到人們的青睞，并逐漸取代武水的地位。

自東吳時起，建康（南京）為六朝都城，介于廣州與建康之間的五嶺各山口，以大庾嶺道最為便捷，使用也最多。東晉末，盧循率領(lǐng)起義軍從浙江會稽浮海攻克廣州，五年后揮師北伐，其中一支大軍即取道湞水過大庾嶺，會攻建康。據(jù)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記載，隋開大運河后，廣州至長安有兩條路，一是走北江騎田嶺，經(jīng)郴州、衡州（衡陽）、潭州（長沙）、岳州（岳陽）、江陵、襄州（襄樊）、鄧州、藍關(guān)至長安，全長2245公里；二是走北江大庾嶺，經(jīng)江西虔州（贛州）、吉州（吉安）、洪州（南昌）、江州（九江）、池州（貴池）、宣州（宣城）、潤州（鎮(zhèn)江）、揚州、洛陽、潼關(guān)至長安，全長3200公里。兩條路均需走2個月左右，有緊急公文可縮短為1個月。后一條路雖較長，但經(jīng)過唐代最大商業(yè)城市揚州，故為嶺南商旅首選。著名中西交通史專家張星烺指出：“唐時，廣州之波斯、阿拉伯商人，北上揚州逐利者，必取道大庾嶺，再沿贛江而下，順長江而至揚州也。長安為首都，奔名逐利者亦往揚州，故諺稱‘一揚二益’?！痹谶@種商業(yè)利益驅(qū)動下，整治大庾嶺道勢在必行。

五嶺最東的大庾嶺，亦稱梅嶺、塞上、橫浦（大梅關(guān)）、淮浦（小梅關(guān)）等，為珠江水系和長江水系的分水嶺之一，也是今廣東與江西的分界山。山體為花崗巖斷塊山地，海拔1000米左右，高亢險峻，古人曾用“江險聞瞿塘，山險最庾嶺”、“高攀一線嶺，下瞰百蠻天”等詩句形容其“一夫當關(guān)，萬夫莫開”之險，故前人把它比之于福建仙霞、四川劍門、陜西潼關(guān)等。雖然如此，其中有些隘口仍可通過，但山高林密，羊腸小徑，車不容軌，只能依靠人力，夫背妻戴，甚至攀附而上，極備艱辛，運力也甚為有限。這時正好有一位宰相張九齡托病南歸，居家韶州。張九齡是一位深得唐玄宗器重的名相，以風度秀整、挺出群僚聞知。唐玄宗曾對群臣說：“每見九齡，令人精神頓生?！笨墒沁@樣一位賢才，后被排斥，拂袖南歸。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張九齡以大庾嶺“千丈層崖”、“人苦峻極”為由上書朝廷，請開大庾嶺道，很快獲得允準。張九齡親到野外，踏勘地形，在叢林溪澗間尋找到一條最佳路線，并趁冬天農(nóng)閑，發(fā)動群眾參加修筑，這條嶺道很快提前竣工。高山為之失險，崎嶇化作坦道。這條著名的大庾嶺道，長45公里，寬2～4米，以青石及鵝卵石鋪砌而成，兩旁廣植引路松柏，設(shè)置涼亭、驛館等，北接江西大余，南抵廣東南雄，成為連接珠江和長江水系的陸上紐帶，也是繼相思埭之后唐代在珠江流域修建的另一項重大運輸工程。后來測定，當年所劈隘口高30多米，現(xiàn)在兩旁仍是斧鑿痕跡，但已苔痕斑駁。1200多年前，人們使用簡陋工具，硬是從巖石中劈開這個隘口，該是多么艱難！

大庾嶺道鑿成后，很快成為南北往來的通行大道。北江和湞水航運自此蒸蒸日上，逾嶺北上貨物主要是從海外進口的羽、毛、齒、革，以及南海出產(chǎn)的魚、鹽、蜃、蛤等海產(chǎn)品，而一些高鼻深目、袒胸露背、戴大耳環(huán)、穿著奇裝異服的外國人也帶著各色進貢物品往來其間。張九齡也因鑿路有功被載入史冊。張九齡所撰《大唐開鑿大庾嶺路碑》矗立于南雄城外古道旁，嶺下張九齡祠香火甚旺，代有重修，令往來官員、商旅、游人駐足抑止。遷客騷人題刻甚多，其中明大學士邱?！都念}張丞相祠》詩云：嶺海千年第一人，一時功業(yè)迥無倫。江南入相從公始，袞袞諸賢繼后塵。傳說張九齡修路到山頂，碰到一塊堅硬巖石怎么也鑿不開，眼看朝廷所限日期將至，張九齡焦急萬分。后經(jīng)一位老翁指點，說那是神仙管轄之地，需孕婦之血拜祭才能通過。此事為張夫人知曉后，她半夜偷偷跑上山頂，剖腹自盡，以自己的生命為工程開路。夫人的行動感動了上蒼，嶺道終于修成。后人崇敬這位叫戚宜芬的張夫人，在路口南山腳下修筑夫人廟，歷代香火不絕。此廟至20世紀60年代末尚存，后被毀，1991年重修。這個神話反映了張九齡夫婦為黎民百姓的獻身精神，也表達了一種求事托福的愿望。

宋代定都開封和杭州，全國經(jīng)濟中心進一步南移，與廣州的聯(lián)系更為密切，大庾嶺道地位繼續(xù)上升。宋嘉祐八年（1063年），廣東、江西兩路在山巔分水嶺立碑，名曰“梅關(guān)”，以作為兩路分界的標志。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南雄知府江璞在此修關(guān)樓，南面書“嶺南第一關(guān)”，北面書“南粵雄關(guān)”，此關(guān)樓也成了珠江流域和長江流域分界的標志性建筑物。宋仁宗時，廣東、江西還聯(lián)合整治大庾嶺道，使之成為紅白梅夾道、流泉潺潺、行者忘勞的坦道。大庾嶺道與湞水水陸聯(lián)運自此顯得十分繁盛。大宗貨物運輸固然依賴這條黃金水道，南遷遠謫的官員、商賈、文人學士、上京趕考舉子、告狀平民等也多走這條古道，其繁華情景，對嶺南社會文化影響自可想見。明大學士邱浚在《廣文獻公開大庾嶺路碑陰記》中說：“茲路既開，然后五嶺以南人才出矣，財貿(mào)通矣，中原之聲教日近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睅X下南雄縣文聯(lián)花數(shù)年之功夫，收集整理到的古代吟詠大庾嶺道的詩詞多達1000多首，近現(xiàn)代詩詞也有數(shù)百首。其作者從大名鼎鼎的李德裕、杜審言、宋之問、蘇東坡、楊萬里、辛棄疾、文天祥、邱浚、湯顯祖、朱彝尊、屈大均等，下及一般鄉(xiāng)賢士宦。當代陳毅元帥《梅嶺三章》更是石破天驚的傳世之作。清大學士朱彝尊《雄州歌》二首則展現(xiàn)了這條古道昔日風貌：

（一）綠榕萬樹鷓鴣天，水市山橋阿那邊。蜒雨蠻煙空日夜，南來車馬北來船。

（二）湞江西下墨江流，來雁孤亭春復(fù)秋。十部梨園歌吹盡，行人虛說小揚州。

1936年粵漢鐵路全線通車，粵北公路交通也相繼興起，此后，大庾嶺道才失去了它的交通意義，而只作為一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供游人瞻仰、憑吊。

秦開靈渠，唐開相思埭和大庾嶺道，雖然為中原文化南下打開了強大通道，促進了珠江流域向文明的邁進，但直到唐代，甚至宋代珠江流域許多地區(qū)仍為蠻荒之地，到處是駭人聽聞的瘴癘和叛服無常的蠻夷之民，使中原人深感畏懼而裹足不前。據(jù)歷史文獻記載，桂林以南“皆瘴鄉(xiāng)也”，桂西邕州一帶水土尤惡，一年到頭，瘴氣襲人，連“土人以黃茅瘴為尤毒”?！侗眽衄嵮浴氛f“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又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宋代周去非為官桂林，所撰《嶺外代答》說古富川縣“在漓江之濱荊叢中，止有三家茅屋及一縣衙，其所謂三家市也”。臨近交通線的州縣尚如此，流域的其他地區(qū)當然更加蠻荒。這恰好成為朝廷發(fā)配貶官、罪臣之地，這在唐代為甚，在珠江歷史上寫下正義與邪惡激烈斗爭，換來光明與進步的一頁。

秦漢時已有貶謫之制，魏晉則有左遷之律，唐代在這方面更加完備。《唐會要·刺史》云：“京職之不稱者，乃左為外任；大邑之負累者，乃降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遷為遠官?！迸e凡觸犯這三條之一者，多遷河西、黔中、劍南、嶺南。特別是武則天當政時，左遷最為嚴厲，人數(shù)也最多，主要以嶺南為處置地，這些與嶺南結(jié)下不解之緣的貶官罪臣，有的曾是身居高位、文韜武略的著名朝臣；有的則是在黨爭中敗北的政治家；有些人本來就是飽學之士，但因各種原因卷入政治漩渦，貶謫嶺南乃至珠江流域其他邊荒地區(qū)。著名詩人李白，曾被流放夜郎，只是途中遇赦而歸。唐天寶七年（公元748年），邊塞詩人王昌齡被貶貴州龍標，李白聞好友受讒被貶，寫下了著名的《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詩云：楊花落盡子規(guī)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龍標縣置于唐初，其地望未有定論，但不出黔東南一帶，當屬北盤江流域。王昌齡到龍標縣當了縣尉，后因安史之亂還鄉(xiāng)，被江寧（今南京）刺史閭丘曉所害，也算是一位與珠江結(jié)緣的大詩人。據(jù)清道光《廣東通志》統(tǒng)計，僅唐朝290年間的宰相，曾在廣東任職的就有30多位，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左遷。至于因各種原因而“貶謫”、“安置”（徒有虛名而無實權(quán)）、“流徙”（流放）、“編管”（撤職，交由地方官員管束）到嶺南者則難以統(tǒng)計。他們有的一貶再貶，最后流落海南，常有“一經(jīng)南貶，便同死別”的慨嘆。明代曾在廣州城今中山路舊“惠愛坊”建有一座木制牌坊，上刻秦以后至明中葉在嶺南有建樹的67位地方官員名單，其中唐代有馮立、王琳、宋璟、李商隱、盧奐、李勉、杜佑、楊于陵、孔戣、鄭絪、韋正貫、盧鈞、韓愈，宋代有向敏中、李符、邵曄、陳世卿、陳從易、周敦頤、魏瓘、張?zhí)?、王大寶、龔茂良、廖德明、黃震、蕭注、曾逢龍等。廣東潮州義安路英聚巷原來也有“十相留聲坊”，紀念曾任宰相后來潮州的唐代常袞、楊嗣復(fù)、李德裕、李宗閔和宋代陳堯佐、趙鼎、吳潛、文天祥、陸秀夫、張世杰等。海口有五公祠，供奉唐宋時貶謫海南的李德裕、李綱、趙鼎、李光、胡銓五位宰相，這僅是歷史上被貶海南的宰相和參知政事級以上重臣21人中的代表者。實際上，由于年代久遠，已無法查考貶謫嶺南一般官員的實際人數(shù)。白居易《送客游嶺南二十韻》曰“瘴地難為老，蠻陬不易訓(xùn)”，“路足羈棲客，官多謫逐臣”，是最好的腳注。他們的命運和影響，恰如五公祠中的一副對聯(lián)所寫：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幾人才置諸海外？道契前賢，教興后學，乾坤有正氣在此樓中！南來遷客，多走五嶺間通道，靈渠、武水、大庾嶺道使用最多，也有走珠江其他河道的。雖然貶謫不是旅游，況且他們是背著各種沉重的罪名或精神壓力而來，但他們行萬里路，見邊陲山川之秀美、紅豆之絢麗、風俗之奇異、人物之妖嬈，破碎、憂郁的心態(tài)得到平撫，有感而作，留下大批有價值的作品，被稱為“貶謫文學”或“流放文學”，或為嶺南文化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當?shù)嘏d水利，勸農(nóng)桑，除陋習，辦學校，造福一方，為嶺南人民永遠懷念。

貶謫嶺南次數(shù)最多的恐怕是唐大文學家韓愈了。他三次來廣東，頭一次隨貶任韶州刺史的其兄韓會而來。那時韓愈年紀還小，尚未踏上人生道路。第二次是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韓愈已為監(jiān)察御史，因向朝廷請寬免徭賦而得罪權(quán)貴，被貶為陽山縣令。在寒冬臘月里冒險翻越白雪皚皚的終南山，又蕩一葉扁舟漂過八百里洞庭，溯湘江，過南嶺，只身抵達陽山。離長安1250公里遠的陽山，非常貧困，環(huán)境惡劣，瘟疫流行，一片荒涼。韓愈在當?shù)卣D吏治，興教化，傳德禮，移風易俗，頗有成效。嶺南士子慕名前來向他請教的不乏其人，以至于在陽山形成了一班“韓門弟子”，南海人區(qū)冊就是最受韓愈器重的一個。韓愈在陽山約一年時間，深得人們愛戴，當時許多陽山人生小孩以“韓”字命名。后人在他活動之地建有韓祠、識韓亭、尊韓堂，縣城北面的山也被命名為賢令山。清人簡朝亮的《登賢令山》詩，道出了陽山人對韓愈的心聲：“陽山終不窮，天下知韓公。至今賢令山，何人繼高風?！痹褪哪辏ü?19年），韓愈因上《論佛骨表》，反對唐憲宗勞民傷財迎佛骨于法門寺供奉，又得罪皇帝，第三次被貶潮州。這次他仍循舊路，沿連江抵廣州，取道增江至潮州。途中經(jīng)過藍關(guān)（一說在陜西；一說在東江與韓江分水嶺歧嶺，又稱藍關(guān)），寫下滿紙委屈、心境十分灰冷的《左遷至藍關(guān)示侄孫湘》，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政，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guān)馬不前。知汝遠來應(yīng)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但韓愈畢竟是個積極處世的人，他在潮州像在陽山一樣為民辦事，驅(qū)鱷魚，舉賢興學，贖放奴婢，興水利，開潮州學風。雖然在潮州只有8個月，但建樹甚多，千百年來為潮州人銘記不忘。他登過的東山改稱韓山，惡溪改名韓江，甚至婦女用的頭巾也稱“韓公帕”，后來建的韓文公廟，今已為粵東名勝。韓愈倡學嶺南，被譽為“百世宗師”，受之無愧。

被白居易稱為“詩豪”的劉禹錫，也曾二次貶廣東連州，頭一次參加王叔文革新運動流產(chǎn)，永貞元年（公元805年）貶連州，途中改謫湖南朗州（今常德）司馬。9年后回京，又因借題發(fā)揮寫了《戲贈看花諸君子》詩，中有“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之句，影射新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再貶連州刺史，在任上生活了6年。他察訪粵北山川形勝，接觸社會，和農(nóng)民交朋友，創(chuàng)作了饒有地方特色的俚歌，反映下層社會民眾生活和風土人情，如《莫瑤歌》、《蠻子歌》等，在嶺南文學和民族學史上留下了一筆珍貴遺產(chǎn)。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與劉禹錫同貶嶺南，任柳州刺史，二人結(jié)伴而行，在衡陽分手后，柳宗元取道靈渠赴任。他整頓吏治，限制買賣奴婢，化舊俗，改善民生，使柳州境內(nèi)“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呈現(xiàn)一片生機，“柳民皆悅喜”。公務(wù)之余柳宗元寫詩自娛，留下連篇佳作，試看《種柳戲柳》詩云：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蔭當覆地，聳干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字里行間，風趣洋溢，又意味深長，耐人尋味。柳宗元植柳的柳江邊，稱柳堤，今已成為柳州的象征。漫步柳堤的游人看到婀娜多姿的依依垂柳，都會想起柳宗元，不由自主地衷心贊嘆：“啊，柳州的柳！”

唐代貶謫嶺南的騷人墨客，像群星隕落的夜空一樣，照亮了文化荒涼的南粵大地，除上文所述以外，還有貞元年間常袞由輔相遷潮州，“勸民農(nóng)?！?，開發(fā)羅浮山區(qū)；寶歷年間給事中李渤謫桂林，整治靈渠，使暢通無阻；元和中蔣防由翰林學士貶為連州刺史，整治連江水運，“民甚得之”；咸通年間戶部侍郎張錫貶為封州司馬，教民以詩書禮儀，士子日來請教，“無倦時”；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大詩人李紳從戶部侍郎貶為端州（今肇慶）司馬，從江西過大庾嶺道下湞水，歷經(jīng)千辛萬苦抵端州，很有善政，百姓為之感泣；會昌六年（公元846年），宰相李德裕先貶潮州，到任不久又貶崖州，后死于海南?！杜f唐書》評其一生“破虜誅叛，摧枯建；功成北闕，骨葬南溟”。還有其子孫流落崖州為黎人同化的傳說。1962年郭沫若在海南考證后認為，“李德裕的后人倒可算是開發(fā)海南島的先驅(qū)者了”。

宋代，嶺南文化仍比中原落后，因而仍是朝廷貶謫官員之地。其人數(shù)之多，涉及地域之廣，超過了唐代，僅最后貶到海南的宋朝高級官吏就有蘇軾、秦觀、盧多遜、米芾、丁謂、李綱、趙鼎、胡銓、李光、范槨、楊萬里、劉克莊等。他們對當?shù)亟?jīng)濟文化建設(shè)是很有貢獻的，與嶺南關(guān)系最密切的是蘇東坡，他曾自題畫像：“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比幎际撬H謫之地，兩處在嶺南。蘇東坡后在儋州遇赦北歸，寫出了“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的詩句，顯示出他對嶺南無限眷戀之情。蘇東坡是我國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文學家，入仕后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在黨爭中屢受挫折。元祐八年（1093年）先貶英州（廣東英德），繼貶惠州，再貶昌化軍（海南儋州），自北南行數(shù)千里，一路三貶，這在左遷官員中實不多見。紹圣元年（1094年），蘇東坡偕子蘇過、侍妾王朝云穿越大庾嶺，順路參觀曲江南華寺，然后順流而下，經(jīng)飛來峽，留下“天開清遠峽，地轉(zhuǎn)凝碧灣”的千古絕句；抵羊城，游歷南海神廟，題寫了廟前《浴日亭》詩：劍氣崢嶸夜插天，瑞光明滅到黃灣。坐看旸谷浮金輝，遙想錢塘擁雪山。已覺淪涼蘇病骨，更煩沆瀣洗衰顏。忽驚鳥動行人起，飛上千峰紫翠間。這首詩題刻，至今尚留在浴日亭石碑上，為廣州著名文物之一。蘇東坡游白云山見泉簾飛濺，建議用大竹打通引泉入城，解決居民食水受咸潮侵襲之苦，這被認為是我國城市最早的自來水工程。在惠州，他積極推廣自己設(shè)計的“秧馬”，即插秧船；建議村民利用山溪落差建造水碓水磨；協(xié)助和推動惠州知州陳偁將東江積水洼地開發(fā)為可灌田數(shù)萬畝的水利工程，即西湖，后又經(jīng)營為著名風景區(qū)。在我國36個大小西湖中，惠州西湖的知名度僅次于杭州西湖。蘇東坡在惠州寫下的190多首詩詞和幾十篇散文、序跋，成為嶺南文化瑰寶。他的愛妾朝云死后葬在湖畔孤山，墓上筑六如亭?；葜菖f俗，每年清明傾城仕女為朝云掃墓。后人把蘇東坡經(jīng)營的西湖大堤命名為“蘇堤”，“蘇堤春曉”成為聞名遐邇的風景走廊。紹圣四年（1097年），蘇東坡再貶瓊州，昌化軍安置，在海南過了三年野服生活。他在當?shù)嘏d教辦學，培養(yǎng)人才，與黎人交朋友，寫下100多首詩詞和100多篇文章，熱情謳歌海南的秀麗山川和深厚古樸的風土人清，后人輯成《居儋錄》（又名《海外集》）傳世。

南宋抗金名相李綱，受投降派排斥被貶海南。紹興二年（1132年）高宗即位，李綱受任湖廣宣撫使，從海南渡海，經(jīng)廣西陸川、北流、容縣、蒼梧、陽朔、桂林等地北上。在廣西多年的時間里，李綱游覽了沿途山水名勝，寫了不少感懷身世、慨嘆時難的詩篇，如《象州道中》詩云：路入春山春日長，穿林渡水意徜徉。溪環(huán)石筍橫州小，風落林花撲馬香。山鳥不知興廢恨，嶺云自覺去來忙。炎荒景物隨時好，何必深悲瘴癘鄉(xiāng)。筆底下既展現(xiàn)了柳江兩岸美好的山川風物，也流露出李綱對國家命運的關(guān)切。宋代的嶺南，畢竟比唐代進步得多。南宋范成大為官桂林，以親身所見，寫詩批駁時人稱廣西為“瘴癘之鄉(xiāng)”時說：“桂林獨宜人，無瘴古所傳。北客守炎官，恃此以泰然”。也算是貶官罪臣在嶺南的一種自慰吧。

珠江水系流經(jīng)大片石灰?guī)r地區(qū)，尤其是在廣西盆地，深切的河階和洞穴很發(fā)育，由此形成的陡壁是古越人繪畫、雕刻藝術(shù)的廣闊天地。那些保存至今的“石刻文化”，是一部流傳千古的史書，也是民族和風土人情的畫卷、圖騰藝術(shù)的長廊。其中以廣西左江流域的崖壁畫最負盛名，它所蘊藏的許多文化內(nèi)涵至今仍未能解開，這也許永遠是個謎。

左江崖壁畫分布在桂西南的憑祥、龍州、寧明、崇左、扶綏、大新6個縣市境內(nèi)，綿延于左江及其支流平而河、明江和黑水河等沿岸約300多公里，也有少數(shù)深入離江岸1～12公里的崇山峻嶺中。這一帶地處偏僻，山重水復(fù)，河狹水急，環(huán)境險惡，交通梗阻不便，社會發(fā)展長期滯后，外來勢力難以進入，當?shù)鼐用褚矝]有大規(guī)模外遷的歷史，因而能保留原始文化。加之這里山奇水秀，嵐黛浮青，壯麗的風光成為孕育原始文化的肥田沃土，成長于這塊土地上的崖壁畫這棵參天大樹，濃蔭覆蓋左江流域廣大地區(qū)，是珠江古代文化一份無比珍貴的遺產(chǎn)。

左江崖壁畫大約形成于戰(zhàn)國到秦漢乃至于隋唐，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崖壁畫作者為駱越族人，即今壯族先人的一部分。當中原華夏族已進入封建社會時，這一帶的駱越人尚處在原始社會晚期或軍事民主制階段。秦漢開拓南疆，先進的中原文化漸次傳入這一地區(qū)，并與駱越文化交流整合，形成具有時代烙印和民族風格的地域文化體系，崖壁畫即為其杰出的代表。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崖壁畫共79個地點，178處，其中龍州縣有21個點，39處；寧明縣有8個點，29處；崇左縣有28個點，67處；扶綏縣有23個點，44處；其余散見于左江流域其他縣市。所繪畫形大多數(shù)是人物畫像，距離水面約20～80米，最高可達120米。畫像多為雙手高舉、兩腿斗蹲的蛙類造型，是一種蛙形人像，有正面，有側(cè)面，大小不一，多作舞蹈狀。其布局規(guī)整，排列密集有序，人物主次分明。人物形體普遍高大，一般為1.20～1.80米，最大的一個正面人像高達2.41米。人物似武士形象，有的頭扎幞頭，或插推雞羽，腰環(huán)掛首刀，下跨駿馬，像酋長或?qū)㈩I(lǐng)；部分人物造形側(cè)身屈膝，雙手一側(cè)上舉，作捧物、舞蹈或跳躍狀；有的頭戴高帽；有的辮發(fā)拖地，但體小形卑，屬下層人物或婦女；最大一尊巨人像，頭戴虎冠，躍馬挎刀，手執(zhí)箭鏃，威風凜凜，巋然獨立于像群中央，無疑是一位首領(lǐng)人物。此外，崖壁畫中還穿插一些類似銅鼓、銅鑼或藤牌之類的圓形物件，以及一些似馬、似犬、似狼、似虎的動物形象，林林總總，撲朔迷離，令人捉摸不定。在眾多的崖壁畫點中，以寧明縣明江東畔的花山（又名巴萊山）崖壁畫最具代表性。畫面寬近40米，全長221米，密集地布滿各種大小不等的赭紅色畫像約1800多個，占左江流域尚可辨認的畫像總數(shù)4500多個的40％，凡在左江流域各處出現(xiàn)的畫像，在花山崖壁畫上幾乎都可以看到，而有的畫像則為其他崖畫點所欠缺。所以人們也常將左江崖壁畫通稱為“花山崖壁畫”。早在明朝張穆《異聞錄》中就記載了花山崖壁畫，上說：“廣西太平府（轄境約今憑祥、崇左、寧明、龍州、大新等縣市）有高崖數(shù)里，現(xiàn)兵馬執(zhí)刀杖，或有無首者?！鼻骞饩w《寧明州志》也說：“花山距城五十里，峭壁中有生成赤色人形，皆裸體，或大或小?；虺指辏蝌T馬。”記載言之鑿鑿。但所騎并不是馬，而是狗，不是人騎在狗身上，而是人像畫在狗之上，即人站在狗面前，表明狗在這一帶具有重要地位，是駱越人崇拜的圖騰。

這些崖壁畫全是土紅色，風格基本相似，線條粗獷，多數(shù)是十多個至數(shù)十個畫像集在一起，組成一些相對獨立又有內(nèi)在聯(lián)系的畫面，相互間不易區(qū)分界線，顯示屬同一個民族文化體系。然而，這些畫像反映的內(nèi)容何在？是狩獵？是戰(zhàn)斗？是迎婚？是治喪？至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一般傾向于認為，這些畫像反映唐代以前駱越人以圖騰的宗教儀式進行征戰(zhàn)、慶功、祭祀、禱告等活動，以祈求神靈保佑，戰(zhàn)勝敵人，五谷豐登，六畜興旺，族群繁衍，具有鮮明的功利意識。古代嶺南瘴癘為患，人口死亡率很高，人丁興旺是力量的象征，在畫面上也突出地表現(xiàn)了增加人口的主題。在寧明河段崖壁畫面上，不僅畫有粗壯勃起的男性生殖器和腹部隆起的孕婦形象，而且在寧明花山和龍州沉香角崖壁畫上還有直接表現(xiàn)男女交媾的圖形。古越人性觀念和性風俗與中原人有較大差異。這些畫像繪在河岸兩側(cè)，與河流有不解之緣。在生產(chǎn)力低下的古代，人們對暴漲暴落的河水充滿了恐懼，認為那里是主宰人類命運的水神棲息之地，畫像緊靠水面是出于對水神的崇拜。另有研究者指出，古人認為自己的影子與靈魂是不可分離的，人一旦失去自己的影子，就會大難臨頭，而保留影子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繪在崖壁上。左江流域這些畫像與光線明暗變化的河水相輝映，更顯得神秘莫測、撲朔迷離，因而成為人們崇拜和向往之處，定期舉行隆重的集體祭祀儀式。人們虔誠地獻牲、擊鼓樂、唱歌跳舞，以娛媚感動神靈，達到以上祈求的目的。

這些崖壁畫絕大多數(shù)繪在臨江高崖上，下臨不測之淵，工程相當艱巨驚險。這些無名的作者如何凌空作業(yè)？就像我國南方許多地區(qū)懸棺葬的施工技術(shù)一樣，始終未能找到答案。這些畫像歷經(jīng)千年風雨侵蝕，潮起潮落，草木榮枯，花開花謝，仍然朱顏未改，清晰醒目，令人不能不對壯族先民的集體智慧和勤勞勇敢精神贊嘆不已，同時也使人們緬懷和追溯過去的歲月，渴望、追求明天的輝煌。崖壁畫在我國分布不乏其例，規(guī)模宏大者也不少，如內(nèi)蒙古陰山崖壁畫、新疆阿勒泰崖壁畫、寧夏賀蘭山巖壁畫、云南滄源崖壁畫等規(guī)模都很大，但對比左江崖壁畫仍遜一籌。所以左江崖壁畫無論規(guī)模之宏大還是畫像之高大密集，在國內(nèi)都是無與倫比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正因為左江崖壁畫蘊藏著深刻豐富而又大部分未解的社會形態(tài)、經(jīng)濟文化、宗教信仰、繪畫技藝等內(nèi)涵，有著巨大的歷史價值及人類、民族、考古、文化、藝術(shù)等研究價值，故近50年來吸引了大批科學文化工作者前來考察研究，探測其中秘奧，解讀這部無字的史書。其中大規(guī)?？疾炀陀?次，還出版不少科學專著、考察報告和學術(shù)論文，這似乎已成為一種專門學問。但至今對其形成年代、作者族源、繪畫內(nèi)容和含義等仍是見仁見智，諸說并存。這反而給左江崖壁畫蒙上一層神秘色彩，更增加了她的魅力?，F(xiàn)在，花山崖壁畫已列入國家級風景名勝點，慕名來游者絡(luò)繹不絕。江流千古，左江崖壁畫并沒有因時序遷流而失去她的光輝，她作為壯族先人偉大的文化遺產(chǎn)，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觀賞，都顯得那么多彩多姿，引人入勝，使參觀者進入茫茫的幻海之中，萌生出無限的感慨和遐思：美哉！左江崖壁畫。

佛教從印度傳入我國，有水陸兩路，陸路即西北絲綢之路，水路為南海絲綢之路。但陸路運輸量不及海路大，而佛經(jīng)卷峽浩繁，更宜于海運。嶺南得海運之利，佛教捷足先登，東漢時首先傳入嶺南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中心交趾與蒼梧。西江作為強大的交通走廊，也首先沐浴圣潔的佛光，在蒼梧誕生了牟子這樣的佛學大師及其名作《理惑篇》。東漢至三國，佛教在當?shù)匾延邢喈斢绊?，史稱吳初交州刺史張津，“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道書”。上行下效，官民信佛者當不在少數(shù)。

吳黃武五年（公元226年）交廣分治后，廣州成為州治，又是海運起點，發(fā)展為超過交趾的另一個經(jīng)濟文化中心及佛教在我國傳播的重鎮(zhèn)。在這里興建了嶺南最早一批寺院，前來弘法的高僧也不少。南朝佛教在廣州更為活躍，中外僧徒多取道廣州往來各地。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達摩從南天竺泛海至廣州，創(chuàng)建西來庵即今華林寺，其登陸地點后稱“西來初地”，為廣州名勝。據(jù)諸史統(tǒng)計，六朝時廣州等地興建佛寺37所，其中廣州附近19所，粵北始興郡11所，東江羅浮山4所。達摩帶來大批佛教經(jīng)卷，為禪宗始祖。早期佛教主要集中在西江、北江和東江下游地區(qū)，開唐代佛教在嶺南興盛之先河，故后世有“五嶺巍巍，斯為佛國”的評語。

新興江是西江一條很普通的支流，自南向北在肇慶附近注入西江。唐代時，新興江流域?qū)傩轮?，地處蠻荒，也是貶謫官員之地。但因誕生了我國佛教一代大師惠能而名揚千古，在珠江流域歷史上獨領(lǐng)風騷。

惠能祖籍范陽（今河北定興縣），俗姓盧，父行瑫，母李氏。父曾在范陽任職，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坐貶新州為民，入籍當?shù)??；菽苌谪懹^十二年（公元638年），3歲喪父，母寡居，家貧如洗?；菽苊咳丈仙酱虿?，養(yǎng)母持家，生活十分清苦。24歲時的某一天，惠能上街賣柴，聽得街上有人誦《金剛經(jīng)》，一時心動，頗有覺悟，問得法于何人，客稱湖北黃梅弘忍大師，惠能遂決計北上。安頓好老母后，他便溯北江，先后至曲江寶林寺、樂昌西石窟等處修行，繼抵湖北黃梅東山寺，終得拜弘忍為師?；菽芟仍谒吕锂旊s役8個月。一日，弘忍命弟子按各人對佛理體會各作一偈，上乘者即付與法衣。這法衣即達摩從天竺帶來的木棉袈裟，傳到弘忍已歷五代，弘忍遂為五祖。有了這至高無上的寶物，即為得道最深的佛教首領(lǐng)。于是上演了中國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惠能與神秀爭奪袈裟的故事。神秀是弘忍入室弟子，他作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菽苷J為此偈未能表達佛的本性，便針鋒相對，自作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弘忍見偈大驚，認為惠能對佛理的體悟最深、最徹底，遠勝于神秀，乃連夜召惠能至密室，傳授《金剛經(jīng)》及法衣，并親自送他到九江渡口，囑將佛法南傳?；菽軞v盡艱險，避過神秀一伙追殺，取道大庾嶺回到嶺南。他混跡于粵西懷集、四會一帶獵人隊伍中，十余年不敢露面，幾次死里逃生。儀鳳元年（公元676年）惠能以為風聲已息，始進入廣州，游于法性寺（今光孝寺）。值該寺住持印宗法師升帳講學，兩個僧人被問及風幡之義，一個說風吹幡動，另一個說幡自己動，惠能忍不住站出來說：“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你們的心動?！贝苏f更悟佛理，是徹底的唯心主義，深為印宗等折服?；菽墚敿闯鍪痉ㄒ拢⑹芙?，被擁為禪宗正統(tǒng)，登上六祖寶座?；菽芰粼诠庑⑺轮v法一年，學人如林。一年后印宗法師集僧眾3000多人送惠能北上曲江曹溪寶林寺?；菽茉谀抢锶巫〕?0多年，徒眾如云，名僧輩出，據(jù)《曹溪通志》記，有弟子千余人，其中著名得法弟子43人。這些弟子遍布五嶺南北各大叢林，都各成一家，形成支脈。其中以青原、南岳二家弘傳最盛。南岳下數(shù)傳衍為河北臨濟、湖南溈仰二派；青原下數(shù)傳分為江西曹洞、廣東云門、南京法眼三派，形成“花開五葉”禪宗法流格局。佛教真正在廣西擴大影響也始于唐代，柳州、桂林、梧州等都興建了一批佛寺，一些名山留有僧跡。這都與惠能的佛理廣泛傳播有很大關(guān)系。法眼宗后來遠傳于泰國、朝鮮；曹洞宗、臨濟宗盛行于日本；云門宗及臨濟宗遠播于歐美。惠能創(chuàng)立的教理走向世界?；菽艽蟮茏臃ê?，后來到了江蘇鎮(zhèn)江金山寺，成了《白蛇傳》故事里的反面人物。他拆散了許仙和白娘子的愛情，把白娘子鎮(zhèn)壓在雷峰塔下。最后法海受到上天懲罰，無處躲藏，只好跑到螃蟹背殼之下，所以至今蟹殼上還留有兩個印記。神話歸神話，不可當真。法海等將惠能言行整理成《法寶壇經(jīng)》傳世，對佛教的發(fā)展和傳播貢獻很大。著名哲學家湯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稱“此經(jīng)影響巨大，實于達摩禪學有重大發(fā)展，為中華佛學之創(chuàng)造者”。唐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惠能圓寂于新興國恩寺，積潤76歲。時廣州、曲江、新州等官員爭迎其肉身供奉，后護送至曲江寶林寺，供奉至今。直到宋代，神秀余黨仍常來竊取惠能頭顱，南北兩派為此格斗不止。文化大革命期間，惠能真身又被棄于韶關(guān)街頭。傳有好事者打開其體，原為香泥、麻布層層包裹，內(nèi)固以鐵條，想是后世經(jīng)過技術(shù)處理，制成木乃伊的。

惠能目不識丁，從未進過學校，不可能對那些艱澀古奧的佛理做深入研究，卻憑他的直覺，悟出佛教的真諦，即“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佛在我心”，“凈心自悟”，“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等，一句話，人皆可頓悟成佛?；菽苓@種一切皆空和頓悟的教旨，拋棄了以前從天竺傳來的煩瑣不堪的佛法，把佛教從神圣的殿堂中解放出來，變?yōu)橐磺斜娚伎梢越邮艿淖诮?，被稱為南宗頓教，與神秀在北方傳播因循傳統(tǒng)教義的北宗有很大不同。這被認為是我國佛教史上一次重大變革，影響極為深遠。自此，南宗成為全國佛教派別中獨占鰲頭的一派，各地學問僧紛紛南下，向惠能求取心法，寶林寺遂成為南宗最大的傳播基地。宗教是麻醉人心的精神鴉片，社會越是黑暗，宗教就越有市場?；菽軇?chuàng)立頓教所引發(fā)的佛教狂熱，很快席卷嶺南乃至全國各地。其傳播盛況，恰如唐大詩人王維在其《六祖惠能禪師碑銘》所描寫的：“五天重跡，百越稽首。修蛇雄虺，毒螫之氣消；跳殳彎弓，精悍之風變。畋漁悉罷，蠱酖知非。多絕腥膻，效桑門之食；悉罷罟網(wǎng)，襲稻田之衣；永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奔瓷鐣L氣和社會生產(chǎn)，乃至人們的飲食結(jié)構(gòu)都因信佛而發(fā)生變化。如據(jù)《舊唐書·地理志》和宋代余靖《（曲江）善化院記》記載，唐天寶年間韶州人口約3.1萬戶，而削發(fā)為僧者有3700人，建剎為精舍者有400余區(qū)，即不到10戶便有1名僧人，不足百戶便有僧舍一區(qū)。眾多寺院和僧徒消耗了大量社會財富，荒廢生產(chǎn)，加重人民負擔，其負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惠能頓教，有利于維護封建統(tǒng)治秩序，因而得到唐統(tǒng)治者的重視。武則天、唐中宗先后詔令惠能入京，惠能以年邁風疾婉言謝絕。武則天又賜他百衲袈裟一領(lǐng)、絹500匹、寶缽一口等以為供奉，又令在惠能新興舊居建國恩寺。唐中宗令韶州重修寶林寺，并賜額曰“法泉”。惠能圓寂后，唐玄宗賜謚曰“大鑒禪師”，宋太宗加謚“大鑒真空普覺禪師”，宋神宗又加謚“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禪師”。國恩寺落成后，武則天賜玉石臺燈、銅鼓、木鐘和大小相套銅鑼36面?？上н@些珍貴歷史文物已在"文革"中散失，惟武則天和唐中宗對惠能父母墳賜額至今仍存國恩寺。宋代的廣州六榕寺鑄六祖銅像供奉。1989年為銅像鑄造1000年紀念，六榕寺舉行盛大法會，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著名書法家啟功作頌曰：身非樹，鏡非臺，無物無塵自去來；千年鑄，百靈開，眾生頂禮愿無災(zāi)。

惠能言行，經(jīng)弟子和后人編撰成多種著作，有《金剛經(jīng)釋義》、《六祖大師金剛經(jīng)口訣》、《金剛般若經(jīng)口訣正義》、《金剛經(jīng)大義》、《六祖壇經(jīng)》、《六祖解心經(jīng)》等，反映惠能使佛教世俗化、務(wù)實等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建立起與老子、孔子、孟子不同的南宗學派?；菽懿粌H是嶺南，也是全國性的思想家和哲學家，郭沫若先生贊“惠能杰出處，不愿升西天”，即概括了南宗文化特質(zhì)。

惠能削發(fā)受戒和與僧人論風幡的廣州光孝寺，建有瘞發(fā)塔和六祖殿以為紀念，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惠能講經(jīng)30多年的曲江南華寺，唐代盛時來往僧徒1200之眾，代有重構(gòu)，現(xiàn)供奉六祖真身，保存著唐代千佛袈裟及圣旨等一大批歷史文物和雄偉壯觀的建筑群，1983年南華寺被列為全國重點寺廟之一；惠能圓寂的國恩寺，為嶺南名剎，唐代即為“新昌八景”之一（唐新興一度稱新昌），游人不絕，宋進士鄒浩滴新州，作《謁六祖》詩云：嶺外新州是瘴鄉(xiāng)，我來佛地蔭清涼。袈裟石上盤云出，沐浴池邊帶日光。依樹柔柔風裊裊，入山批鵊響鏘鏘。朝天隔望長安路，且滌凡心禮法王。國恩寺現(xiàn)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國內(nèi)外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地，也是四時不絕的西江旅游名勝。

珠水滔滔，江流浩瀚，八門歸海，遠去即為煙波萬頃、我國最大的南海。南海一些海峽，溝通太平洋和印度洋，其周邊的國家也很多，秦漢以后就與我國有貿(mào)易往來，形成聞名中外的海上絲綢之路，將珠江流域的內(nèi)外交通綰轂于以廣州為中心的這條強大海上通道上。珠江水系這個對外交通優(yōu)勢，是黃河、長江水系難望其項背的。黃河、長江出?？谒鎸Φ氖浅r、日本和臺灣。它們縱深有限，出產(chǎn)不多，古代船舶難以跨越廣闊的太平洋。黃河、長江流域各地與東南亞發(fā)生海上貿(mào)易，需通過臺灣海峽，這自不如瀕臨南海的廣州便捷。廣州自三國時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fā)港以后，很快發(fā)展起來。隋煬帝大業(yè)三年至六年（公元607～610年）常駿、王君政出使赤土國（今馬來半島泰國東南部），即從廣州起航，成功抵達目的地，對域外社會的風土人情有較多了解。

唐帝國空前強大，聲威遠播。我國遠洋航行的船舶以排水量大、構(gòu)造堅固、抵抗風濤力強而蜚聲太平洋和印度洋，加之水手技術(shù)嫻熟，阿拉伯等地的商人都樂于乘中國航船。那時南海有一條航線，唐人稱它為“廣州通海夷道”。唐德宗時宰相賈耽對它作了詳細描述，后來被收入《新唐書·地理志》中?！皬V州通海夷道”從有著悠久貿(mào)易歷史的廣州出發(fā)，經(jīng)今九龍半島和西沙、南沙海域，向西南行到達西亞和東非各地乃至歐洲，是溝通亞、非、歐的海上絲綢之路的遠洋航線，沿途經(jīng)過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按當時航程計算，全長約1.4萬公里（現(xiàn)代縮短為1.032萬公里）。直到16世紀以前，它是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標志著主要以珠江流域為腹地的南海航運的發(fā)展。從此，廣州崛起為世界性貿(mào)易大港，各國商人紛紛來廣州互市。史稱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年），來廣州的外國商船有4000多艘，僑居廣州的外商達13萬人；開元年間一年之中往來廣州的客商竟達80多萬人次。在詩人杜甫、韓愈、王勃、劉禹錫等人筆下，都展現(xiàn)了南海航運給廣州帶來的繁華景觀。如劉禹錫描寫珠江河面的詩云：“連天浪靜長鯨息，映日帆多寶舶來。”《唐大和尚東征傳》說廣州“江中有婆羅門（今印度）、波斯、昆侖（今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等舶，不知其數(shù)，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國（阿拉伯國家）、骨唐國（在呂宋島或蘇門答臘島）、白蠻（指歐洲人）、赤蠻（指黑人）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州城三重，都督執(zhí)六纛，一纛一軍，威嚴不異天子，紫緋滿城，邑居通側(cè)”。時韓愈貶潮州，路過廣州，信步江邊，在《送鄭尚書序》中說廣州“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由于唐代我國商品經(jīng)廣州出洋，隨之留居海外的人也越來越多，所以至今南洋人常稱中國人為“唐人”，更叫中國為“唐山”。他們很多人是經(jīng)五嶺交通孔道下南海航線漂流海外的。唐代佛教盛行，除了像玄奘那樣的旅行家取道陸上絲綢之路赴印度取經(jīng)以外，由南海去印度的也不少。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開始，僧人義凈兩次遠航印度諸國，前后歷時25年。據(jù)他本人自述，他是從廣州乘船出發(fā)，直航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然后再轉(zhuǎn)今印尼一帶到印度的。另據(jù)《大唐求法高僧傳》記述，當時西行求法的僧徒達60人，其中半數(shù)是取海道前往，“廣州通海夷道”上的鯨波，擋不住這群舍身求法者的步伐。其時來廣州旅行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考爾大貝（Ibn. Khordadhbeh）在其名著《道里邦國志》中認為“漢府（Khanfn，即廣州）是中國最大的港口”。

這條通海夷道，深刻改變了嶺南文化的各個層面，使之更具多元性，至今仍在多方面留下外來文化印記。上述義凈在印度取經(jīng)求法多年，于武則天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回到廣州（后又去今印尼），帶回經(jīng)卷等400部，譯成經(jīng)、律56部，凡230卷，悉數(shù)送歸洛陽，使印度佛教進一步在我國傳播。唐政府在廣州外僑聚居地方設(shè)“蕃坊”，由他們推舉“蕃長”管理?！稗弧背蔀榘⒗幕C萃之地，那里有朝天街、光塔街、瑪瑙巷、甜水巷等源于阿拉伯語含義或稱呼的地名；建有蕃宅、蕃市、蕃學、蕃倉等阿拉伯式建筑，其中的懷圣寺和光塔最有代表性。懷圣寺一說建于唐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為伊斯蘭教傳入我國的最早建筑，大殿形式類似穹廬，有西域風格，而其頂又為重檐歇山頂，形式與南方干欄式建筑相同，說明它結(jié)合嶺南地理特點而建。同一時期興建的光塔，高36.3米，為圓形磚塔。塔頂過去飾以金雞，可測風向和起導(dǎo)航作用。光塔所在之地，唐代時在珠江邊上，前面一片汪洋，建造者就地取材，以蚌、螺殼為原料，摻以糯米建成，為中國建筑文化的一大貢獻。光塔雖沒有避雷針，但千百年來久經(jīng)風雨侵蝕而巋然不動，專家認為由于它建立在水眼上，才得以防避雷擊。懷圣寺與光塔珠聯(lián)璧合構(gòu)成伊斯蘭文化景觀，不僅為嶺南建筑文化增添異彩，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過重要作用，因為它是阿拉伯人東方航路的終點，伊斯蘭教東傳及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南宋方信孺有詠光塔詩云：半天縹緲認飛翚，一柱輪囷幾十圍。絕頂五更鈴共語，金雞風轉(zhuǎn)片帆歸。另據(jù)宋代岳珂所著《桯史》測知，唐宋時期居住在廣州市光塔附近的阿拉伯人的屋宇極為宏麗，樓高百尺，布置大方，連后花園也是池亭閣榭、花木掩映。常有外商登上光塔祈風，禱告之聲全城可聞。住在附近的外商多蒲姓，非常富有，每宴客，“龍麝撲鼻，奇味不知名”，且愛以烤全羊待客，烤羊“皮色如黃金”；婦女尤愛打扮，“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huán)，有二十余枚者”。張九齡開通大庾嶺道后，即有不少穿著奇裝異服的外國人往來其間，想是北上經(jīng)商的阿拉伯人等。僑居廣州的外商還有信奉猶太教、基督教和拜火教的，這也或多或少在嶺南文化中留下了痕跡。由于他們在嶺南多從事香藥貿(mào)易，傳入阿拉伯藥方，不少經(jīng)濟植物也移植嶺南，如芒果、油橄欖、底稱實（無花果的一種）等，這促進了我國醫(yī)學、藥物學和農(nóng)學的發(fā)展。唐代名醫(yī)孫思邈《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陳藏器《本草拾遺》、段成式《酉陽雜俎》等對此都有記載。此外，還傳入阿拉伯的天文、數(shù)學、歷法、音樂、美術(shù)、舞蹈、服飾、語言、飲食以及其他風俗等。例如當時和后世廣州使用香藥，斗雞，蓄養(yǎng)黑奴、蠻婢等風俗即來源于這個外商群體。這些黑奴時稱“昆侖奴”，由一些外商從非洲、馬來半島、南洋等地販來廣州，或再轉(zhuǎn)內(nèi)地出售，成為富貴人家的奴仆。唐代詩人張籍《詠昆侖奴》詩云：昆侖家住海中洲，蠻客將來漢地游。言語難解秦吉了，波濤初過郁林洲。金環(huán)欲落曾穿耳，螺髻長卷不裹頭。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棉裘。黑奴和其他外商一起云集廣州，大大增添了這座城市的舶來文化風味，這是其他城市難以相比的?；浾Z中沒藥（末藥）、葫蘆巴（苦豆）、綠甘（大理石）、霖（好或?qū)Γ?、污糟（骯臟）等至今仍在使用的俚語亦吸收了阿拉伯語等。當然，中國的造紙術(shù)、指南針、火藥、印刷術(shù)，以及其他生產(chǎn)技術(shù)也假道海上絲綢之路向西方傳播。馬克思曾認為，中國四大發(fā)明在西方傳播是對中世紀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瓦解，也是對已經(jīng)萌芽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促進。總之，它是對人類文明發(fā)展的一個重要貢獻。

唐代“廣州通海夷道”只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興盛的開始，此后歷宋元明清一直處于不敗地位，只是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才衰落下去，此是后話。而最能反映唐代廣州海上交通和海洋文化發(fā)展的莫過于南海神廟。該廟在今廣州黃埔新港和舊港之間的珠江口漏斗狀深水灣，隋唐時為廣州外港。外國商船到廣州來，先在這里停泊，經(jīng)過檢驗后才能駛進廣州城下。隋初（一說南朝梁時）為祭南海神于廣州外港附近扶胥鎮(zhèn)修此神廟。從前，廟中有木波羅樹，相傳是南朝時波羅國人達奚司空所種，故此廟又稱波羅廟。廟中原祭火神祝融，世人不察，以為水神，雖誤，但約定俗成。南方為水國，這座神廟遂成為航海保護神所居。廟中還祭達奚司空，傳他因迷戀廟前秀麗江景，誤了歸期，望江悲泣，死于江邊。人們認為這位海員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友好使者，予以厚葬，并穿上中國衣冠，請進廟中供祭，顯示中西文化的結(jié)合。南海神廟規(guī)模宏大，代有修葺和擴建，巍然成為我國四海神廟之首，也是我國四海神廟中唯一保存下來的一座。中國古代帝王每年都派官員南來祭祀。宋康定二年（1041年）南海神賜封“加洪圣”，故南海神廟又稱洪圣廟。實際上不只廣州有南海神廟，珠江三角洲地區(qū)也甚多，清代順德就有14座；但越到三角洲邊緣或外圍，南海神廟少了，或者絕跡，說明它與水上交通和水產(chǎn)業(yè)有很大關(guān)系。廣州的這座南海神廟世稱東廟，因為在今廣州西關(guān)一帶過去也有另一座南海神廟，俗稱西廟，今已毀，但規(guī)模不及東廟。宋人楊萬里吟詠波羅廟詩云：大海更在小海東，西廟不如東廟雄。南來若不到東廟，西京未睹建章宮。詩人把波羅廟比作漢代長安著名的建章宮，自然是個夸張的說法，但也反映出波羅廟所在地區(qū)很繁華。從宋代起，波羅廟所在扶胥鎮(zhèn)就列入羊城八景之一，稱“扶胥浴日”，明代一度中斷，清代復(fù)又列入。廟前江段稱波羅江，有小丘突入江中，上建浴日亭，至今猶存。波羅廟正對平坦的東江三角洲，無物障目，故夜氣未消，即見朝霞映水，波光粼粼，異常壯觀。宋蘇東坡游此，曾作《浴日詩》。明理學家陳白沙至此，作《浴日亭追次東坡韻》，詩云：殘月無光水拍天，漁舟數(shù)點落前灣。赤騰空洞昨宵日，翠展蒼茫何處山。顧影未須愁鶴發(fā)，負喧可以獻龍顏。誰能手搶陽和去，散入千巖萬壑間。陳白沙作此詩正是得意之時，與蘇東坡被貶南來心境恰好相反，同一景物，給讀者印象迥異。而廟前“海不揚波”牌坊，則是航海者和參拜者共同愿望所歸。

史載，每年農(nóng)歷二月初三到十三為“波羅誕”。遠近環(huán)集如市，來自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大小船只，連泊十余里，不能就岸者，則架長篙接木板，經(jīng)過幾十重船才能上岸，船尾都豎起香燈。入夜，萬盞明燈與江水相互輝映，爆竹連天，急管繁弦，嘈雜之聲，通宵達旦，猶如天宮海市。乘機運來銷售的百貨、雜物琳瑯滿目，也有人借此交結(jié)朋友，舊有“先游波羅，后娶老婆”之說。祀罷南海神，再登浴日亭，看江面千帆競發(fā)，聽銅鉦四響，確實壯麗非凡，賞心悅目。南宋詩人劉克莊《即事》詩記述了廟會盛況：香火萬家事，煙火二月時。居人空巷出，去賽海神祠。

隨著時代變遷，江面漸淤，黃埔港不斷南移至今日位置。但南海神廟在廣州海外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并沒有泯滅?，F(xiàn)除占地約3萬平方米的建筑群以外，尚存唐代韓愈碑、宋開寶碑、明太祖御碑等30多塊，東漢大銅鼓、玉刻南海神印，以及不少關(guān)于海上絲綢之路和廣州歷史的珍貴文物，堪為嶺南海洋文化的一座歷史博物館，現(xiàn)已列為廣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野象和鱷魚都是地質(zhì)時期遺留下來的古老動物，進入人類歷史時期，它們繼續(xù)繁衍生長，占據(jù)珠江流域大片山林、河流、海灣和湖沼。雖然人類活動對它們的生存構(gòu)成一定威脅，但直到唐宋時期，仍有大片地區(qū)野象橫行、鱷魚為患，人類并沒有成為那里真正的主人，荒古的云霧仍籠罩著這部分土地，因而成為野象和鱷魚的樂土與鄉(xiāng)邦。

珠江流域自古多像。不過這是亞洲象，具有碩大的身軀、伸縮自如的長鼻和一對長大的門齒。成熟的亞洲象，肩高約3米，身長約7米，重可達5噸，除海洋里的鯨魚以外，它是現(xiàn)今最大的動物。雄性象牙最長可達3米，一雙重約75公斤。它是大象御敵的武器，也是挖掘和翻動樹木的工具。當然，亞洲象比非洲象要小，但它們都屬衰亡的種屬，地質(zhì)時期殘存勢力的代表。象性喜水和游泳，每天都要大量飲水，洗浴，能涉水渡河，珠江流域的低山、溝谷、河邊都是它們的棲息地。夏商時期，我國野象分布到黃河中下游，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退縮到淮河南北，象的特性自為中原人熟悉。河南簡稱為“豫”，就源于產(chǎn)象。秦始皇統(tǒng)一嶺南，在粵西、桂南建立像郡，即以這一帶多像得名。東漢王充《論衡》說“蒼梧多像之地，會稽眾鳥所居”。近年來，在廣東南海市官山鎮(zhèn)和高要市朗塘鎮(zhèn)等地出土的象頭骨和像脛骨半化石，經(jīng)認定為漢至唐代遺物。漢代中原野象已經(jīng)滅絕，不得不從嶺南輸入，以作為宮廷里的儀仗隊。但對嶺南野象的記載，主要在唐宋時期，反映人類不斷開發(fā)資源，破壞森林，墾辟田地，使野像失去家園。也就有可能為人類認識和記入歷史文獻。北江流域開發(fā)較早，南朝劉宋時王韶之的《始興記》最早具體記載了野象分布的地點：“始興郡伊水口（約相當于今韶關(guān)市涑水入北江口一帶）有長洲，洲廣十里，平林蔚然，有野牛、群象。”這是四世紀左右之事。野象棲息在北江洲灘間。到唐代《本草圖經(jīng)》：“世傳荊蠻山中亦有野象，然楚、粵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唐東羅馬帝國及其在非洲的領(lǐng)地）、大食（今伊朗等地）諸國乃多白象。樊綽《云南記》皆言其事。”唐劉恂《嶺表錄異》稱：“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蓖翘拼亩喂吩凇侗睉翡洝は蟊侵恕分幸灿蓄愃朴涊d，不過還說嶺南所產(chǎn)象牙制作的笏（手板）的質(zhì)量，不亞于舶來品，炙象鼻滋味類似烤乳豬。這些記載表明古代嶺南野象可能不止一種。至于云南產(chǎn)象記載更早，據(jù)《史記·大宛列傳》所記，在今洱海、滇池之間有“乘象國”，曰“滇越”，其地望當及南盤江。當?shù)夭粌H產(chǎn)象，且以象代步，故張騫稱它“乘象國”。唐樊綽的《蠻書》（即《云南志》）說云南一些部落“象大如水牛，土俗養(yǎng)象以耕田，仍燒其糞”。據(jù)近年出版的《廣東歷史地圖集·自然圖組》載，亞洲象在嶺南唐宋以后消失的地區(qū)，主要在梧州至茂名一線以東，包括西江中下游、北江、東江及韓江流域，記載地點有始興、陽山、肇慶、佛山、恩平、東莞、惠州、揭陽、潮州，福建漳州等。即唐代云南、廣西、廣東、閩南仍有野象分布。宋代因人口增加，土地開墾不斷向縱深擴大，野象盤踞地盤日漸收縮，但仍有不少地區(qū)有象群出沒。《宋會要輯稿·刑法》記，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四月二十七日詔：“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群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能賣。自今許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藏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南宋淳熙年間陸佃撰《埤雅》一書，敘述粵北始興、陽山一帶，俗呼象為大客。南宋《輿地紀勝》、《嶺外代答》等書，記載了郁林州博白縣、欽州等地有野象?！遁浀丶o勝·廣南東路》還追記了五代南漢大寶五年（公元961年）東莞縣一帶因“每秋有群象食田禾”，于是群眾自發(fā)組織起來，捕殺野象的史實。但是，那時野象很多，今年捕殺一批，明年又來另一批傷害禾稼。為絕后患，當?shù)厝税巡稓⑾蠊羌衅饋?，建立一個鎮(zhèn)象塔，希望借助神靈的力量制止象害。這個塔經(jīng)歷了千年風雨，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才被毀掉。南漢國還擁有一支十幾萬人的象騎兵，后被趙匡胤的軍隊打敗。想見南漢馴象，頗費心力，象分布一定很普遍。象害為烈還有珠江水系外圍的潮州。宋佚名《墨客揮犀》說：“漳州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shù)為群，然不為害。唯獨象遇之，逐人踐踏，至骨肉糜碎乃去?！闭沾丝?，象也不是善類。另據(jù)《宋史·五行志》載：“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野象數(shù)百食稼，農(nóng)設(shè)穽田間，象不得食，率其群行道車馬，斂谷食之，乃去?！贝蟮值矫鞔瑤X南的野象僅主要在廣西西部和南部。如《明實錄·太祖實錄》記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曾詔思明、太平、田州、龍州諸土官，領(lǐng)兵會同馴象衛(wèi)官兵往約今十萬大山一帶捕象，以供豢養(yǎng)馴狎。又萬歷年間《太平府志·物產(chǎn)》：“洪武十八年（1385年），十萬山象出害稼，命南通侯率兵二萬驅(qū)捕，立馴象衛(wèi)于郡?！背鰟舆@么多官兵浦象，想見明代左右江流域和桂南仍有很多是人跡罕至，因而成為野生動物的淵藪之地。入清以后，亞洲野象在嶺南才基本絕跡，只有合浦地區(qū)有象群出沒，不過不是當?shù)匾吧铮亲园材咸尤氲摹?/p>

珠江水系也是鱷魚的淵藪。上古時期，鱷魚是嶺南古越人崇拜的圖騰，古壯語稱為“梼杌”。與今壯語稱蛟龍為“圖額”讀音相近，是一種潛伏在水中，特別是在河灣、深潭中的怪獸，兇殘詭詐，傷害人畜，這當為鱷魚。它既為圖騰，分布一定很廣泛。據(jù)動物歷史地理學家文煥然先生撰文介紹，2000年來，鱷魚在我國華南地區(qū)曾廣泛分布于廣東、廣西、福建和臺灣4省區(qū)，其中有具體地點可考的，即多達20多處。在廣州郊區(qū)，如平洲等地，即有鱷魚頭骨出土，在順德、新會、南海有整條鱷魚骨骼出土。新會大林出土的鱷魚骨全長3米，存放在當?shù)夭┪镳^，據(jù)C14測定為3020±80年，而順德勒流出土的為2540±120年，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活動在珠江河口區(qū)的鱷魚。根據(jù)生態(tài)環(huán)境和鱷魚骨骼特征，生物學界認為珠江流域的鱷魚有兩種：一種是灣鱷（Crocodilas Porosus），另一種是馬來鱷（Tomistoma Schelegelli）。前者生活在海灣、河口咸水環(huán)境，體形較大，又能游泳，性情兇猛，傷害人畜；而后者生活在淡水環(huán)境，體形稍小，吻尖長，性情較馴，可人工飼養(yǎng)，主要在河流湖沼中分布。上述珠江三角洲出土鱷魚的骨骼，可能兩種都有，說明那時珠江三角洲為海岸沼澤地區(qū)。今天長江一帶分布的揚子鱷（Alligator Sinensis）是棲居在淡水沼澤地帶的鱷類，一般不侵害人畜，與生活在熱帶珠江地區(qū)的鱷類有很大不同。鱷類是卵生的，一次產(chǎn)卵可多至上百枚，藉日光即可孵化，一出卵殼，幼鱷即會覓食，數(shù)月即可長成大鱷。鱷蛋殼堅硬如瓦片，不易破爛，而鱷的生命可長達200年以上，故要滅鱷不容易。它可沿河深入各地，為禍一方，所以古代嶺南人不但談虎色變，談鱷也色變。

嶺南人長期與鱷類打交道，對其習性、分布早有所知，歷史上記載也很多。酈道元《水經(jīng)注·很水》說交州南?！傲致带B獸，于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鱷，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可勝計”。這是三國時交州刺史步騭登高遠眺廣州城下水域島洲所見景物，文中雖不免有夸大成分。但水中鱷類不在少數(shù)當是可信的?！读簳芬斗瞿蟼鳌贩Q鱷類“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即西江谷地及兩廣沿海都為鱷類分布區(qū)。但記載鱷類分布之盛、為患之烈是唐宋時期。珠江流域還有很多地區(qū)尚未開發(fā)，仍是鱷魚、野象的世襲領(lǐng)地。唐代最著名的是韓愈貶潮州祭鱷魚的故事?！杜f唐書·韓愈傳》說“（韓）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城）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shù)丈，食民畜產(chǎn)將盡，以是民窮”。韓愈于是寫了《祭鱷魚文》，把鱷魚驅(qū)趕到海里去了，“自是潮無鱷魚”。這當然是一種傳說，因為鱷魚并不會因一紙文章而消失。在韓愈祭鱷后29年，另一位貶潮州的宰相李德裕，據(jù)劉恂《嶺表錄異》載，“經(jīng)鱷魚灘，損壞舟船，但見鱷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鱷魚之窟宅也?！摈{魚灘在韓江上游梅江，鱷魚成群如故，溯江而上，深入今梅縣一帶。宋代，潮州知府陳堯佐網(wǎng)殺鱷魚以后，鱷魚數(shù)量才逐漸減少，但滅絕是在明初。當然，這是鱷魚在韓江流域的歷史變遷，在珠江流域也大抵如此。不過因為韓愈及其《祭鱷魚文》的關(guān)系，鱷魚名聲在珠江流域遠不如在韓江流域那樣顯赫。但實際上，同處熱帶的珠江各江河，鱷魚活動同樣是很普遍的。劉恂的《嶺表錄異》云：“鱷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修長，形狀如鼉。而舉止矯健，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極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鱷嗥叫其下，鹿恐懼落崖，多為鱷魚所得（食）?！比瑚{可怕的叫聲，可使鹿聞之喪膽，馬牛羊等牲畜也往往不能幸免，人不小心也可能遭到襲擊。唐元和年間，柳宗元貶廣西柳州，也稱柳江一帶“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食人”。到宋代珠江邊還有不少鱷魚出沒。樂史在《太平寰宇記》卷106中記東江惠州歸善縣（今惠陽）有“鱷魚池，池中多鱷魚，因以為名”。同書卷164記西江支流“思良江，在（梧）州北二十里，一名多賢水。其中鱷魚狀如鼉..…南方謂之鱷魚，亦以為鲊……恒在山洞伺鹿，亦啖人，汲者往往遇害。乳于沙上，卵如鴨卵”。該書以及南宋王象之的《輿地紀勝》、蔡絛的《國史補》等都記載唐代以后南流江上游博白、興業(yè)等縣常有鱷魚出沒，傷害人畜的事件發(fā)生。直到元代，邕州即今南寧邕江一帶還有鱷魚，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有個叫陳季的赴安南，途經(jīng)州，在記行詩《邕州》中有“右江西繞特磨來，鱷魚夜吼聲如雷”之句。他還在《安南即事》詩中云：“鱷魚鳴霹靂?！辈⒆宰⒄f：“鱷魚大者三四丈，四足，侶（似）守宮，黃色，修尾，口森鋸齒，一名忽雷，其聲如霹靂。鹿走崖上，聞其嗥吼，則怖而墮，便為鱷所噬?！迸c唐人所記鱷魚生態(tài)相似。清人陸次云在《峒溪纖志》中也說“粵西峒溪”（兩廣相接地區(qū)）有“忽雷，即鱷魚，尾有巨鉤，能擊人而食”。西江梧州過去的舊八景中，有一景名叫“鱷池漾月”?！镑{池”故址在今市區(qū)廣仁路一帶，昔為一條溝通西江的水道，經(jīng)人工修筑成池，有數(shù)畝之廣，可能為鱷魚出沒或豢養(yǎng)鱷魚之地，故名。當?shù)剡€流傳說漢末三國間，廣信（封開或梧州）有個無惡不作的莊園主范文，修了個大水池，養(yǎng)了10條兇狠的鱷魚，名叫“鱷魚池”。范文常將犯家規(guī)的家奴、得罪范府的百姓抓來投入池里，任由鱷魚吞食，不知傷害了多少無辜生命。惡有惡報。范文的長工李上座投師學道，返回廣信，將范文投入池里喂了鱷魚，大快人心。這個傳說不無根據(jù)。廣信在西江出口，數(shù)流交匯，正是鱷魚出沒之處。在桂西天等、靖西、百色等左右江流域，還流傳人鱷搏斗或人鱷婚配的神話故事。神話總歸有它的現(xiàn)實根源，應(yīng)是當?shù)赜绪{魚的反映。因為鱷魚可上溯江河數(shù)百公里生活。唐代韓江口鱷魚可上溯到今梅江上游，珠江口鱷魚沿西江分布到桂西也就不足為怪了。據(jù)近年出版的《廣東歷史地圖集·自然圖組》顯示，大抵南寧一玉林一珠海一線以北地區(qū)，鱷魚在宋以后才消失；此線以南地區(qū)，明朝以后才消失。表明珠江內(nèi)陸和珠江三角洲的開發(fā)比其西南沿海和近岸地區(qū)要早，程度要深，明清很多客家人從粵東北遷入欽廉地區(qū)墾荒，即與鱷魚在這些地區(qū)消失的歷史相符合。嶺南鱷魚最后滅絕的時間是在清末民初，在香港海域最近一次發(fā)現(xiàn)鱷魚是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而在海南島則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巡視西沙群島時擊斃過一條灣鱷，自此，再也不見鱷魚的蹤影了。

今人不一定明白珠江水系歷史上曾是鱷類的天下，故每談及鱷魚，總以東南亞鱷魚為例。但精明的事業(yè)家也許是從鱷魚生態(tài)或珠江鱷魚滅絕史中得到了啟示，近年在番禺香江野生動物園中建立了全國最大的人工養(yǎng)鱷基地，飼養(yǎng)的鱷魚成千上萬，再現(xiàn)了當年珠江野鱷的洋洋大觀，吸引著大批游客。并建起了鱷魚加工、銷售等產(chǎn)業(yè)，成為當?shù)亟?jīng)濟一個的生長點，這也算是歷史的無形資源為現(xiàn)實服務(wù)的一種體現(xià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