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外研究情況

國外對于考茨基理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考茨基生活的年代。事實上，考茨基作為第二國際時期重要的理論家以及“中派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者，他的理論觀點自其產生之時就引起其他人的關注。特別是他的一些理論著作本身就是針對同時期包括伯恩施坦在內的其他代表人物的相關觀點予以批判而寫成的，相應地，他的觀點也成為同時期第二國際理論家研究和爭論的焦點。因此，這一時期關于考茨基的理論研究主要帶有論戰(zhàn)性的特征。相比之下，20世紀中后期開始的有關考茨基理論觀點的研究則主要是以第三者的身份進行的。

從李興耕先生發(fā)表在《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上的“近三十年來西德和民主德國的考茨基研究”一文中，可以間接了解20世紀西德和民主德國學者對考茨基思想理論的研究情況。李先生在文章中講到，東、西德學者們由于各自所持政治見解的不同，因而對考茨基的歷史地位及其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中的作用的評價很不一樣。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埃里希·馬蒂亞斯、施泰因伯格和安奈利斯·拉希察等人的觀點。馬蒂亞斯曾發(fā)表題為《考茨基和考茨基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思想體系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作用》的文章，他贊同科爾施關于考茨基的評價，認為考茨基的歷史觀同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觀并不一致，考茨基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一書只不過標志著“從隱蔽的修正主義到公開的修正主義的過渡”而已。^[1]馬蒂亞斯認為，考茨基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只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并由此質疑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所具有的革命性質。1976年，西德不來梅大學教授施泰因伯格撰寫題為《社會主義和德國社會民主黨·論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黨的思想體系》的文章，對馬蒂亞斯的觀點進行反駁。施泰因伯格認為，考茨基對待達爾文主義的立場是有變化的，至少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他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達爾文主義者了。施泰因伯格也不贊同把考茨基說成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戰(zhàn)前時期的正式思想體系的觀點，他認為真正對黨的思想起作用的是伊格納茨·奧艾爾的實用主義，考茨基至多只能算是一位教條主義者。民主德國的拉希察和霍斯特·舒馬赫曾于1965年共同發(fā)表題為《關于從十九世紀末到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同盟)建立為止德國左派的形成和發(fā)展的提綱》的文章，他們在對德國左派的形成進行分析的同時，也對以考茨基為代表的德國中派主義做了相應的評述。此外，拉希察還曾于1968年發(fā)表《卡爾·考茨基和中派主義》一文，較詳細地分析了中派主義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及其實質，并對考茨基《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進行了仔細地剖析和評述，這也是民主德國研究考茨基及考茨基主義最具分量的文章。

除此之外，就筆者直接搜集到的研究考茨基及其思想的國外資料來看，西方學者對于考茨基及其思想的研究大致具有以下幾方面特點:其一，從研究方法而言，大多數(shù)西方學者對于考茨基的思想是通過歷史學方法進行研究的。例如，丹麥學者Bertel Nygaard的《建構中的馬克思主義:卡爾·考茨基與法國革命》(Bertel Nygaard，Constructing Marxism:Karl Kautsk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J］，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35(2009)p.450—464)、David W.Morgan的《1914—1924，叛徒考茨基》(David W.Morgan，The Eclipse of Karl Kautsky，1914—1924［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30(1989)p.57)、Paul Blackledge的《考茨基和馬克思主義史學》(Paul Blackledge，Karl Kautsky and Marxist Historiography［J］，Science＆Society，Vol.70，No.3，July 2006，p.337—359)等等。

其二，就內容而言，這些國外研究成果又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通過間接方式介紹考茨基的相關思想，這主要體現(xiàn)在作者對整個第二國際或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之中，因而并非專門就考茨基本人思想做出詳細說明和系統(tǒng)論述。例如，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所著《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前南斯拉夫學者普雷德臘格·弗蘭尼茨基著的《馬克思主義史》以及前蘇聯(lián)學者祖波克主編的《第二國際史》，都是在介紹整個第二國際歷史的同時，穿插了對于考茨基的介紹;還有馬蒂亞斯·萊姆克的《共和主義者的社會主義:從伯恩施坦、考茨基、耶黑和布魯姆的角度分析》(Matthias Lemke.Republikanischer Sozialismus:Positionen von Bernstein，Kautsky，Jaures und Blum［M］.Frankfurt aM:Gampus Verlag GmbH，2008)以及沃爾夫哈姆·瓦艾特的《德國社會主義者的戰(zhàn)爭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拉薩爾、伯恩施坦、考茨基、盧森堡》(Wolfram Wette.Kriegstheorien deutscher Sozialisten:Marx，Engels，Lassalle，Bernstein，Kautsky，Luxemburg［M］.Stuttgart:Kohlhammer，1971)等等。這類有關考茨基理論的簡介研究成果還表現(xiàn)在部分國外學者寫作的書評中，例如，D.GLUCKSTEIN針對J.K.Kautsky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和民主》一書而寫的書評(D.GLUCKSTEIN’s Book Review，J.K.Kautsky“Karl Kautsky:Marxism，Revolution and Democracy”［J］，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72:3(1994:July)p.559.)、D.GLUCKSTEIN針對M.Donlald的《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卡爾·考茨基和俄國馬克思主義，1900—1924》而寫的書評(D.GLUCKSTEIN’s Book Review，M.Donlald，“Marxism and Revolution:Karl Kautsky and the Russian Marxists，1900—1924”［J］，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72:2(1994:Apr.))以及Erich E.Haberer針對M.Donlald的《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卡爾·考茨基和俄國馬克思主義，1900—1924》一書所作的書評(Erich E.Haberer’s Book Review，M.Donald，“Marxism and Revolution:Karl Kautsky and the Russian Marxists，1900-1924”［J］，Canadian Slavonic Papers/Revue canadienne des slavistes，37:1/2(1995:Mar./June)p.230)、Pierson和Stanley針對Gary P.Steenson的《考爾·考茨基，1854—1938: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年代》所撰寫的書評(the Book Review of Pierson and Stanley，Gary P.Steenson，“Karl Kautsky，1854-1938: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J］，Historian，42:3(1980:May)p.489)等等。當然，另一種就是直接研究考茨基的相關理論觀點的著作，例如，馬西莫的《社會主義與民主:卡爾·考茨基1880—1938》(Massimo L.Salvadori.Sozialismus und Demokratie:Karl Kautsky 1880—1938.Stuttgart:Klett-Cotta，1982.)，貝阿特的《考茨基的政治民主觀點》(Beate Haeupel.Karl Kautsky.Seine Auffassungen zur politischen Demokratie［M］.Frankfurt am Main;Berlin;Bern;New York;Paris;Wien:Lang，1993.)。

此外，考茨基的思想直接反應在他與其他學者之間的信件以及由此出版的書信集中，例如《恩格斯同考茨基通信集》(Herausgegeben und bearbeitet von Benedikt Kautsky.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mit Karl Kautsky.Wien:Danubia-Verlag，1955.)，《愛德華·伯恩施坦與卡爾·考茨基通信集，1891—1895，1895—1905，1912—1932》(Schelz-Brandenburg，Till(Hrsg.).Eduard Bernsteins Briefwechselmit Karl Kautsky:(1891—1895).Frankfurt［u.a.］:Campus-Verl.，2011;Schelz-Brandenburg，Till(Hrsg.).Eduard Bernsteins Briefwechselmit Karl Kautsky:(1895—1905).Frankfurt［u.a.］:Campus-Verl.，2013;G?rtz，Eva Bettina(Hrsg.).Eduard Bernsteins Briefwechselmit Karl Kautsky:(1912—1932).Frankfurt［u.a.］:Campus-Verl.，2011.)以及《倍倍爾與卡爾·考茨基通信集》(Karl Kautsky，Jr(Hrsg.).August Bebels Briefwechselmit Karl Kautsky.Assen:Van Gorcum，1971.)等等。這部分材料由于是對考茨基相關觀點的直接展現(xiàn)，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但由于它們主要是以通信集的方式反應考茨基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因而缺乏條理性和系統(tǒng)性。

2.國內研究情況

國內學者對考茨基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中后期，由于我國學界不同程度地受到前蘇聯(lián)教科書體系的影響，因而對于考茨基本人及其思想理論所做的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歷史局限性。通過搜集和閱讀相關資料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時期我國關于考茨基的研究也受到同時期國外學界的影響，針對考茨基個人思想的論述大多涵蓋于某些研究第二國際史或是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史學性著作之中，而且在談到考茨基及其思想時，大多只肯定了其中有關工人運動的部分，而對考茨基理論中其他方面的研究則大多是諱莫如深，因而未能取得真正具有實質性內容的進展。

第二階段則是在進入新世紀后，我國學界開始重新審視考茨基的理論，在研究過程中不僅取得了理論上的突破，甚至挖掘出了一些具有當代意義的問題。陳學明先生的《評卡爾·考茨基的主要理論觀點》(《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08年第4期第23～33頁)及其《羅莎·盧森堡對伯恩施坦、考茨基修正主義的批判》(《學?！?，2009年第2期第72～79頁)等文章，對考茨基的主要理論觀點進行了概括性的分析說明，而且更就考茨基及其與第二國際其他代表人物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闡述。此外，張一兵、姚順良等學者所編著的《資本主義理解史》(第二卷)也為進一步理解第二國際以及考茨基等代表人物的思想提供了新的思路，該書突破了從正面介紹第二國際的傳統(tǒng)方式，以“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解史”為主要線索，論述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的歷史時期第二國際理論家對資本主義社會發(fā)生的巨大變革的理解與把握，這有助于更客觀、更合理地理解第二國際的主要思想，如考茨基等人對馬克思特別是晚期恩格斯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考茨基、盧森堡、希法亭等人面對資本主義的新形式對“資本”進行的深入剖析，以及第二國際各派別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宣傳，等等。姚順良先生所著《第二國際關于資本主義現(xiàn)代形態(tài)理論的當代審視——兼論列寧經典帝國主義理論的貢獻和缺陷》(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一文圍繞“帝國主義”這個經典課題就希法亭的“金融資本論”、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及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等有關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理論進行了分析，文章在研究視角及方法上都有所創(chuàng)新。除此之外，幾篇有關第二國際及考茨基思想的博士論文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如蘇穎的《卡爾·考茨基的馬克思主義觀》(山東大學博士畢業(yè)論文，2010年)針對考茨基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形成基礎、內容及其所具有的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進行了詳細論述。作者分別從發(fā)生學、本質論、價值論等方面進行了闡述。但文章主要是就考茨基的馬克思主義觀做了系統(tǒng)梳理，而未能涉及考茨基思想的其他方面。方章東的《第二國際理論家馬克思主義觀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以及陳愛萍的《第二國際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南開大學博士畢業(yè)論文，2010年)，雖以研究“第二國際”為主題，但是兩位作者都能夠從歷史角度出發(fā)，對當時時代及相關人物思想進行研究，這也為進一步對第二國際個別人物進行專門的系統(tǒng)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在近幾十年已經對考茨基的部分思想及其與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相關理論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和說明，但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仍然只是運用了歷史學的方法，而未能從哲學角度對人物思想進行深入論證。其次，大部分成果只側重于對考茨基思想中的馬克思主義觀進行研究，但要獲得對人物思想的整體性把握，就必須從多角度、多方面進行研究。因此，筆者選取了考茨基思想中的“民主”理論作為研究重點，從哲學意義上結合歷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研究方法，針對考茨基的民主概念，資本的壟斷與民主之間的辯證關系，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全面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