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講，翻譯的廣延性大過其他的學科領域，翻譯的對象及內(nèi)容無所不包，自然、宇宙、人類、社會等世間萬事萬物都可作為翻譯對象，翻譯的廣延性與廣涵性值得關(guān)注。按常理講，世間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大過世間一切之總和，翻譯當然只是世間萬物中的一小部分事物；但從另一個層面講，既然宇宙間的一切都可以作為文本描述的對象，既然翻譯對象是任何文本化了的主客觀世界，那就是說，宇宙間的一切都可以作為翻譯的對象，翻譯的范疇涵蓋世間一切。

這看上去的確有點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但我們這里想說的是，翻譯的對象的確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廣闊領域，因而也就給翻譯研究帶來無限的不確定性與紛繁復雜性。從一定程度上講，任何理論與方法都是對翻譯實踐的禁錮，都會成為翻譯行為的鐐銬。這就提醒我們在探索翻譯規(guī)律與方法的道路上，一定要睜大眼睛觀察翻譯實踐中的活的真理。20世紀出現(xiàn)的眾多哲學文化思潮呈多元化發(fā)展，從哲學的語言學轉(zhuǎn)向，到結(jié)構(gòu)主義的張揚，再到解構(gòu)主義（或稱后結(jié)構(gòu)主義）鋪天蓋地的沖擊，直至后殖民主義、后帝國主義（或稱政治學派）的登場，思想的云彩縈繞在譯界的天空。這期間的翻譯理論研究也跨越了從語言到哲學，從哲學到文化，甚至從文化到國際政治學的轉(zhuǎn)向，各種翻譯思潮不絕于耳，對翻譯理論與方法的評頭論足，就像都市繁華區(qū)人群中的熙熙攘攘，喧鬧而雜亂。從操縱學派、后殖民主義翻譯研究、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再到意識形態(tài)翻譯研究等，翻譯被置于一個宏大的跨文化和跨學科的語境中去審視。除語言學科外，人們更加關(guān)注翻譯和文藝學、比較文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乃至人類學等學科的跨學科性質(zhì)。翻譯不僅研究跨文化交際當中的一系列文化問題，那是解構(gòu)主義和女性主義翻譯研究的思想層面，后殖民主義和后帝國主義翻譯理論思潮更加關(guān)注翻譯的政治性、民族性、種族性和帝國主義性等政治色彩問題。然而，這些林林總總的翻譯流派大都建立在一個大而模糊的視角之上研究翻譯的，那就是：什么是翻譯？翻譯什么？怎樣去翻譯？在這種泛而化之的翻譯研究思潮中，出現(xiàn)了許多逆耳的聲音，諸如，翻譯是改寫、翻譯是創(chuàng)造、翻譯是殖民、翻譯是教化、譯者是中心、讀者是中心等，這些“浮躁型”翻譯研究中把本不該忽略的東西給忽略了，這就是我們在翻譯時所面對的五花八門的“文本”。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涉及一個文本類型（text typology）的問題，面對不同類型的文本，譯者如何制定翻譯策略，如何選擇翻譯方法，如何運作翻譯技巧，這些都是需要深考細究的問題。

文本當然有類型之分，而且有不同的分法。在為數(shù)不多的把翻譯真正置于文類情景中的“安靜式”研究中，德國翻譯理論家賴斯（Reiss）及英國翻譯理論家紐馬克（Newmark）提出的文本類型理論不僅為翻譯研究指出了具體方法，也為翻譯過程提供了可操作步驟，為翻譯研究的科學化、理性化、具體化、規(guī)范化提供了理論依據(jù)，這對近幾十年來各種浮躁的翻譯研究思潮是個警醒。具體闡釋請參見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