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轟烈烈的20 世紀剛剛轉過歷史的拐角,在人們的視野中漸漸逝去。戰(zhàn)爭的硝煙仍在彌漫,民族獨立的呼聲耳邊猶存,科技的網(wǎng)絡正延伸到地球的每個角落,而人們已經(jīng)開始回顧、反省這個世紀的百年巨變。對于社會演變大歷史的關注和追溯通常是歷史學家的領域。尤金·韋伯(Eugen Weber) 的《從農(nóng)民到法國公民》一書追溯了19 世紀后期到20 世紀初期法國農(nóng)民社會從封建割據(jù)走向市民社會的歷史演變過程。作者運用各種史學手段,發(fā)掘從民謠到傳說等各種被人遺忘的歷史資料,描述了一幅幅農(nóng)民村落納入現(xiàn)代化進程的圖畫。而歷史學家兼新聞記者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像是一部不斷搖動的攝影機,由遠及近,從政壇到街頭巷尾,用特寫、定格、追蹤等各種敘事手法淋漓盡致地描述了20 世紀30 年代到70 年代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不難想象,不同學科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著眼點、分析手段,他們視野中所捕捉的社會過程或領域也每每不同。

　　 那么,社會學家是如何分析記錄這個世紀呢? 美國Russell Sage 基金會在20 世紀90 年代有計劃地邀請社會科學家追溯反省美國社會的世紀演變。兩位社會學家克勞德·S. 費希爾(Claude S. Fischer) 和邁克爾·豪特(Michael Hout) 的近作《差異的世紀》( Century of Difference) 正是這一項目中的社會學研究成果。這本書對美國社會在20 世紀的百年演變從不同側面加以審視分析,其主題內容反映了當代美國社會學的研究關注點、獨特的學科角度和分析手段,為我們了解把握美國社會學動態(tài)和成果提供了一個極有價值的切入點。雖然這本書基于大量的數(shù)據(jù)和細致的定量分析,但是許多結果都是用圖形和語言直觀地表達出來的;作者還精心選擇了許多引人注目的社會事件和背景資料來襯托、闡發(fā)書中統(tǒng)計報告的意義,因此對于非社會學專業(yè)的學者也有很強的可讀性。

　　 一

　　 什么是社會學的角度? 從涂爾干的經(jīng)典定義出發(fā),社會學分析的基本起點是“社會事實”,即著眼于群體層次上的社會現(xiàn)象特點。進一步說,社會學關心的主要課題是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和社會距離,這正是本書的主題線索。這兩位社會學家著眼于社會群體———特別是以種族、性別、年齡、居住區(qū)域等等維度所構成的各類社會群體———在一個世紀的漫長過程中交融、分化、演變的狀況。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學的分析目光與其他學科對歷史人物、政治事件或經(jīng)濟指標的關注有著明顯的區(qū)別。

　　 社會學的視角也反映在題材的選擇上。社會學研究的諸多領域從該書各章的主題上可見一斑:在第一章的導論之后,各章主題依次為:教育、種族與移民、家庭與生活歷程、職業(yè)與工作、生活水平的差異、居住區(qū)域、宗教信仰、文化沖突。這些題目涉及到社會學一系列主要的研究領域,如社會分層、人口學、宗教社會學、文化社會學、家庭社會學、職業(yè)社會學等?？梢哉f,該書的分析力度和研究課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而且得益于美國社會學在這些領域中長期以來的研究活動和資料積累。

　　 在我看來,最為體現(xiàn)社會學特色的還是該書中使用的量化分析方法,即收集整理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資料,使用量化方法加以處理和分析,從而得出整體性結論。這是社會學可以引以自豪的特色之一。該書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方面即是對大量系統(tǒng)資料的占有和使用:作者自稱他們在分析過程中使用了數(shù)十種、甚至上百種統(tǒng)計資料,從貫穿整個世紀的人口統(tǒng)計資料,不同年份的政府各個部門的統(tǒng)計資料,到逐年持續(xù)的全國系統(tǒng)抽樣調查資料(例如每年度的CPS ,GSS , 以及蓋洛普民意調查等等) 。在一項研究工作中占有如此大量數(shù)據(jù),對一個社會諸多方面進行如此系統(tǒng)分析的作品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可以說鳳毛麟角。而社會學在各個領域中長期積累的研究課題和量化分析方法在這里脫穎而出、大顯身手,可以說適得其所,恰逢用武之地。

　　 二

　　 這是一部用數(shù)字描述出的社會史。它不像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鏡頭、趣聞軼事那樣傳遞著濃郁的歷史氣息和地方文化,也不像文學作品的人物情節(jié)那樣聲情并茂、栩栩如生,但是,在這些樸素無華、默默無言的數(shù)字圖表下面,我們看到了一幅幅滄桑艱辛的社會圖畫,一條條逶迤曲折的歷史長河,一個個搖曳變遷的鏡頭:在20 世紀初,1/3 的美國人從事農(nóng)業(yè)耕作,而到了20 世紀末農(nóng)業(yè)人口不到1/100。在世紀初出生的女孩,平均壽命只有47 歲;而在世紀末出生的女孩,只有1/5 會在75歲前去世。在世紀初,超過3/4 的成年男性從事工作,只有20 %左右的成年女性出現(xiàn)在勞動力市場上;到了世紀末,男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比例為70 %左右,女性比例為60 % ,性別比例差距大大縮小了。在百年演變的過程中,不同社會群體分化了又重新組合,許多種族和文化背景的群體都有著由排斥到接納的經(jīng)歷。各個社會群體間的經(jīng)濟和社會地位也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

　　 推動這些波瀾起伏歷史演變的主要動力來源于教育機制,這是該書的一個核心命題。第二章中有關圖表將一個世紀以來大學教育機會的歷史趨勢直觀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在百年過程中,我們看到大學教育的人口比例從世紀初的近乎“零”的起點到世紀末的接近1/3 ;我們看到,受大學教育者的性別差異從世紀中期的明顯男性優(yōu)勢演變到世紀末的明顯縮小,近年來女性受大學教育者的比例甚至超出男性。與此同時,我們還看到,不同移民群體從世紀初的類似起點演變到世紀末令人瞠目的群體差異: 到世紀末,亞裔群體的大學教育程度比例超過45 % ,歐裔白人的比例為30 % ,而非裔黑人的比例僅為15 %。在這些質樸的圖表中,社會不平等的群體基礎已經(jīng)清晰可辨。

　　 這兩位作者認為,20 世紀美國社會演變的一個重要趨勢即是教育水平替代家庭地位繼承,成為各類機會和社會資源分配的核心機制。教育程度成為現(xiàn)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的分類機制———它對即將進入社會生產(chǎn)過程的男女青年加以分門別類的區(qū)分,將他們引向有著不同資源和機會的勞動力市場和工作環(huán)境。作者們進一步指出,教育程度對婚姻家庭以及隨后的生活歷程產(chǎn)生著持續(xù)影響;教育的差異成為種族間社會經(jīng)濟地位持續(xù)不平等以及居住區(qū)域環(huán)境差異的重要基礎。不僅如此,教育程度同時影響著人們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念,例如,高教育程度的人對于文化多元化更為理解和接納。如果說教育是社會變遷的重要推動力,那么,政府在這個領域里所扮演的角色和推動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美國大學教育,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擴展和普及,得益于聯(lián)邦政府和州立政府的大力推動。

　　 美國社會是一個移民社會,不難理解,美國社會學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領域是社會群體特別是移民群體之間的差異與融合。作者在分析大量數(shù)據(jù)的基礎上得出這樣的結論:20 世紀是一個舊的差異得以不斷消融而新的差異不斷產(chǎn)生的演變過程。百年以來,美國人在移民問題上態(tài)度和政策的變化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過程。20 世紀初,美國公民的主流來自西歐(英國、德國、愛爾蘭) ,對來自東歐的移民和猶太移民抱有排斥態(tài)度,層層設卡百般阻撓。但是,在歷史演變過程中,這些新的種族背景和移民文化逐漸得到認可、接受和尊重。到了世紀末,來自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成為新的移民主流,而他們也同樣地經(jīng)歷了(或正在經(jīng)歷著) 從被排斥到被接納的過程。在一些方面,社會群體的差異在擴大,例如美國社會中移民背景和工作類別的差異性呈現(xiàn)出放大趨勢;在其他方面,群體之間的差異在逐漸縮小,例如在基本生活水準、家庭結構、生育意愿、生命周期軌跡等方面,各個社會群體有著越來越多的相似之處;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如收入和社會價值觀方面,群體間差異又隨著不同時期而變動不居,沒有一個持續(xù)的趨勢。

　　 在這些不同的社會側面中,尤其令我感興趣的是美國人觀念的歷史變化。自己雖然在美國社會生活多年,但大部分時間是在象牙塔般的大學校園中工作,這是美國社會中文化價值觀念最為開放寬容的場所,并不能反映美國社會的一般狀況。近年來,美國社會有關墮胎、槍枝控制、種族歧視、移民政策等一系列問題的爭論,以及新聞媒介上不同利益集團代言人的爭端沖突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不同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念正走向極端化并且發(fā)生了激烈沖突。這些狀況在社會學研究中也引起關注和爭論,但學者間并沒有形成一致見解?！妒兰o的差異》一書在許多有關章節(jié)中(例如第三章有關種族問題,第七章有關宗教派別,特別是第九章有關文化分歧和沖突) 使用了大量有關社會態(tài)度的調查資料,系統(tǒng)地分析了不同社會群體態(tài)度的歷史變化。作者們發(fā)現(xiàn),在許多重大問題例如種族關系上,美國社會呈現(xiàn)出逐漸寬容的趨勢。例如,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種族間婚姻(第51 頁) 和黑人運動(第53 頁)持有越來越肯定的看法;此外,我們看到,在有關總統(tǒng)候選人種族背景的態(tài)度上,不同教育程度、不同地區(qū)群體間的差異也在逐年減少(第222 頁) 。但是,在另外一些問題上(例如墮胎和死刑) ,美國人的價值觀念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變動不居,沒有明顯的時間趨勢(第225 - 226頁) 。這一系列的社會態(tài)度分析表明,文化沖突加劇的長期趨勢并不存在。作者這樣總結他們的研究發(fā)現(xiàn):“總的說來,至少在70 年代以來,美國人在文化觀念和道德價值方面,并沒有出現(xiàn)進一步的分化和極端化。”

　　 三

　　 在這本411 頁的書中,超過1/3 的篇幅是有關統(tǒng)計方法的說明、各種有關資料來源和前人研究成果的腳注及引用文獻。這些通常為人忽略的角落在默默地向我們提示著這樣一個事實,該書體現(xiàn)的理論視野和分析方法得益于社會學這一學科長期持續(xù)的研究積累。首先,該書各章的研究主題涉及了社會學諸多領域的研究成果。例如,第九章中討論的文化沖突所涉及的課題在社會學研究中有著深入的爭論,為該書作者的有關討論和提煉主題提供了分析路徑。第二,在學科發(fā)展過程中,許多理論概念、分析手段已臻成熟,為該書的分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以第三章中討論的種族群體之間的關系為例。正如作者在第30 - 36 頁所闡述的那樣,今天研究者之所以能夠自如地使用這些有關族群的概念范疇,正是因為社會學領域中有著數(shù)十年有關族群定義、社會界定和意義的爭論和研究過程,并在這一過程中建立起了共享的意義解析。第三,許多領域中有著長時間的資料積累,為該書的進一步分析綜合提供了基礎。而且,不同資料的缺陷偏差都在社會學家的長期分析使用中有了清楚的了解和處理辦法。如果沒有社會學各個領域的長期研究積累,很難想象這些研究主題、研究方法、研究結果會如此集中地體現(xiàn)在這樣一本書中。

　　 社會學量化研究的特色是使用系統(tǒng)的統(tǒng)計資料和可以重復驗證的分析手段,它帶來的是整體角度的、建筑在長時期實際資料之上的趨勢把握。在這一點上,社會學統(tǒng)計研究與新聞報道之間有著明顯的區(qū)別:后者著眼于此時此地的新聞價值,以新穎、色彩、趣味訴諸人們的感官,雖然時常引起人們對重大社會問題的關注,甚至可以推動重大社會政策的出臺或修訂,但是新聞報道的性質決定了它追求時間性和多變性。而社會科學研究從學術角度審視選擇研究課題,使用冷竣的分析工具,對統(tǒng)計資料進行量化分析,在群體層次上尋找趨勢,甚至對某一現(xiàn)象長期跟蹤觀察、積累豐富資料,以求整體性把握。學術研究的方法使得我們有可能將有用信息與噪音分別開來,將整體狀況與個體特征區(qū)別開來,將長期趨勢與短期波動區(qū)別開來。這正是社會科學量化研究的重要貢獻之一。

　　 這本書偏描述疏分析,作者著重于對美國社會諸多領域進行系統(tǒng)的描述呈現(xiàn),而在理論分析上大多沿襲社會學有關領域中已有思路加以解釋或總結,舍棄理論上的深入開掘;這一特點是該書作者明確意識到且刻意選擇的。任何研究工作的報告在有限的篇幅中都必須有所側重,作者作出這一取舍決定,我以為是明智的。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把這本書展現(xiàn)的各種趨勢看作是新的研究起點。例如,作者指出,20 世紀的一個重要趨勢是教育機會的擴展和教育機制在社會流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雖然學者們對這一命題沒有異議,但是卻提出了十分不同的理論解釋。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的功能在于提高人們的知識、技能等工作能力,使得他們能夠高效率地參與生產(chǎn)過程。因此,教育導致的收入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是對教育投入的回報。而“信號理論”則認為,學校特別是大學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將不同能力(或其他特征) 的人們分門別類,引入不同勞動力市場和工作環(huán)境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教育設施扮演了發(fā)出“信號”的角色,并不一定提高人們的技能或效率。而布迪厄則提出,人們在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接受了在不同群體、工作環(huán)境中交流的“密碼”(codes) ,因此,教育過程和教育機會的分配成為階級繼承的一個重要機制。這三個機制都可以預測“教育導致向上社會流動”這樣一個命題,但是它們所提出的因果機制卻是截然不同的。換言之,書中觀察到的教育與社會流動的正相關關系只是描述了一個重要的社會事實,而其背后的機制作用還有待后來者進一步發(fā)掘。

　　 正如其他的社會記憶過程一樣,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與量化研究也明顯受著社會記憶的選擇和遺忘過程的影響。有心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許多重要社會現(xiàn)象和研究課題沒有進入該書的視野。例如,作者刻意強調了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對社會機遇的影響,但是,隨著教育機會的普及,是不是大學教育機會本身又在通過大學的等級制度以及各個學科與市場制度的不同關聯(lián)來制造新的社會差異呢? 再如,在當代社會中,人們賴以獲得資源的各類正式組織成為社會分層的重要機制,而且一個世紀以來,人們生活工作于其中的組織形式和工作環(huán)境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盀槭裁垂ぷ鹘M織、職業(yè)角色這些重要社會機制的演變和作用在這本書中沒有得到反映?”該書作者之一豪特在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作有關這本書的演講時,我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作者是這樣回答的:“職業(yè)和工作組織的變遷的確是一個重要課題,但是貫穿一個世紀的有關資料十分匱乏,很難進行系統(tǒng)的描述。因此,選擇教育機會的演變作為解釋美國社會世紀變遷的主線,在一定程度上,是資料限制下的最佳選擇?！钡拇_,美國人口普查中職業(yè)分類和定義在歷史上幾經(jīng)變動,使得不同時期的普查資料難以統(tǒng)一口徑,加以系統(tǒng)分析;而組織社會學在二戰(zhàn)后才發(fā)展起來,沒有積累有關早期組織演變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在社會科學量化研究的主流中,沒有翔實系統(tǒng)資料的領域和不能進行嚴謹統(tǒng)計分析的課題從研究者的視野中消失了。這是量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局限,值得社會科學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深思。

　　 掩卷遐想,有人這樣說過,20 世紀是美國的世紀。的確,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美國扶搖直上,成為國際舞臺上的超級大國。在與此相應的世紀演變中,美國社會在群體構成、階層分化、工作特點、生活方式、社會價值觀念等方面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對其他社會也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美國社會學的長期研究工作使得《差異的世紀》的作者可以得心應手地將這些歷史演變的脈絡過程清晰、系統(tǒng)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今天也有不少人說,21 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那么,在這個世紀結束的時候,中國社會學家會怎樣描述呈現(xiàn)中國社會的百年變遷呢?作為本世紀初的社會學學人,身處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巨變過程中,我們能為中國社會在這個世紀走過的腳印留下怎樣的記錄呢? 這樣一想,真有點惶惶然坐立不安了。

　　  參考文獻:

　　 Fischer ,Claude S. &Michael Hout 2006 , Century of Diflere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作者單位:美國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

  責任編輯:羅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