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在《清代學術(shù)概論》中評價自己的寫作“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著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他的很多傳記作品都是筆鋒帶著情感，那么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感使這些人物傳記產(chǎn)生魔力呢？是愛國的政治情感。如《記江西康女士》，在于樹立一位“唯以中國之積弱，引為深恥，處發(fā)大心，為二萬萬人請命”的新型知識女性形象；為戊戌六君子立傳，意在以英雄舍生取義之氣概喚醒民眾，振興民氣；為意大利建國三杰作傳，在于“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為今日之中國國民法”?？梢姡^“文貴載道，學貴致用”，明確的愛國情感在梁啟超的傳記作品中有著深刻的體現(xiàn)?！独铠櫿隆穫魍瑯尤绱耍屑氶喿x這部傳記，梁啟超希望通過評價李鴻章來傳達自身政治理想的意愿躍然紙上。為歷史人物作傳，不是以人物本身為側(cè)重點，而是以抒發(fā)作者的政治理想為第一要義，似乎有些跑題。然而梁啟超本身就是政治家，政治家談政見，無可厚非。重要的是，此時的梁啟超想要通過這部《李鴻章》傳表達什么樣的政見？他又用什么方式來表達政見？

除《李鴻章》傳之外，《南?？迪壬鷤鳌肥橇簡⒊?901年的另外一篇傳記，李鴻章和康有為也是梁啟超筆下為數(shù)不多的時政人物中的兩位。一位是洋務運動的中堅力量，一位是維新變法的領(lǐng)袖，作為同一時期的作品，兩部傳記帶有明顯的對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的利弊得失進行反思的色彩。與《南?？迪壬鷤鳌凡煌氖?，《李鴻章》傳和之后幾年的人物傳記，或多或少地體現(xiàn)出梁啟超彼時正在醞釀的新民思想?；谶@一思想，以“新民子”自稱的梁啟超在評論歷史人物時，很大程度上把他們當作宣傳“新民說”的個案來寫，包括一些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梁啟超卻對他們情有獨衷，為歷史翻案、為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洗凈舊史家筆下的“污點”，以此來抒發(fā)心中對晚清政治的不滿和用史學救國的政治新理想。

為此，梁啟超不遺余力地為李鴻章翻案，尤其是對眾人譽謗的焦點——李鴻章的外交。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宣告著洋務運動的破產(chǎn)，梁啟超將此看作是李鴻章一生歷程的轉(zhuǎn)折點，“蓋代之勛名，自中日戰(zhàn)爭沒”，^[161]在評點李鴻章在這場戰(zhàn)爭中的責任時，梁啟超批評李鴻章“失機者固多”，但筆鋒一轉(zhuǎn)，贊其雖敗猶榮，原因有二：其一在于“日本三十年來刻意經(jīng)營，上下一心”；其二在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從未有人“籌一餉出一旅相急難”。^[162]所以這場戰(zhàn)爭，實際上是李鴻章“以一人而戰(zhàn)一國”，“雖敗亦豪哉”！正如梁啟超所說，李鴻章“兵事上之聲譽終，而外交上之困難起”，戰(zhàn)爭失敗之后，李鴻章前往馬關(guān)議和，從此成為眾矢之的，“人皆欲殺”。梁啟超為李鴻章翻案之心彰然紙上，他把此時的李鴻章比作“應龍入井，螻蟻困人，老驥在櫪，駑駘目笑”，他認為，李鴻章之所以不能成為近代中國的外交英雄，不在于其個人沒有手段，“李鴻章之外交術(shù)，在中國誠為第一流矣”，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腐化、衰落的程度之深，非李鴻章一人能夠改變，弱國無外交，在當時情境下，李鴻章“雖有蘇、張之辯，無所用其謀；雖有賁、育之力，無所用其勇”，可謂是“英雄無用武之地”。^[163]事實上，梁啟超對于李鴻章的外交作為表示同情和理解，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895年李鴻章以白銀千兩要求加入“強學會”時，梁啟超就認為并不能以外交的失敗作為否定李鴻章的全部依據(jù)。實際上，在戊戌變法最后的危急時刻，光緒皇帝也曾十分后悔當時將李鴻章貶為兩廣總督，從而缺少了一位與慈禧太后及其他保守派溝通的人物，這場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最終慘淡收場。

梁啟超到達日本后，當他帶著“新民”的思想對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失敗重新進行審視時，是不是也帶著和光緒皇帝一樣的心情看待李鴻章，我們現(xiàn)在不得而知。1901年，經(jīng)歷過戊戌變法的失敗，梁啟超開始沿著權(quán)力、人才、民智的基本思路去反思這場維新運動。沿著這一思路，我們就不難理解梁啟超此時對李鴻章的認知及其為李鴻章翻案的動機，在梁啟超看來：如果說洋務運動是經(jīng)濟改革，那么維新變法是其政治上的延續(xù)，二者一脈相承，失敗都是必然的，因此一方面梁啟超對李鴻章的境遇惺惺相惜，認為在十九世紀的中國，李鴻章可以算是當時的英雄，映射自己流亡海外的無耐和憤懣。另一方面，反思兩場運動失敗的共同原因，用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評點洋務運動的一句話概括，“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殊不知泰西諸國所以能化畛域除故習布新憲致富強者，其機恒發(fā)自下而非發(fā)自上?！?sup>[164]觀其義，作為在近代中國有著強大號召力的啟蒙思想家和政治家，梁啟超在有意識地把這部傳記和自己日后的“新民”理想結(jié)合起來：“為中國今日計，必非恃一時之賢君可以弭亂，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不能為患，吾何為而患之”，^[165]鮮明地體現(xiàn)著他進步的社會政治理想和觀念。

既然同情和理解李鴻章的外交作為，梁啟超又把李鴻章稱為“小狡獪之外交家”，與西人稱贊李鴻章為“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評價完全相反，這又是什么原因？“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lián)某國制某國為主，而所謂聯(lián)者，又非平時而結(jié)之，不過臨時而嗾之，蓋有一種戰(zhàn)國策之思想，橫于胸中焉……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而后梁啟超一語切中要害，如何辦中國的外交？“內(nèi)治不修，則外交實無可辦之理。”^[166]兩句話的共同含義：先要“內(nèi)修”、新民啟智，方能救亡圖存。這與“新民”思想再次不謀而合：“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167]所以文章最后，梁啟超的憂患意識無以言表：“嗚呼！李鴻章往矣，而天下多難將更有甚于李鴻章時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168]言下之義，李鴻章是“時勢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時勢的英雄”，二十世紀的中國需要的是帶著“新民”血液的“英雄”來挽救中國。梁啟超曾說：“吾亦嘗欲借言論以造成一種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則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從這個層面上看，顯然，這部《李鴻章》傳中的觀點與梁啟超日后的新民思想如出一轍，梁啟超在借評論李鴻章的同時，也在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呼喚“新民”、呼喚“英雄”，也就是此書“意不古人，在來者也”的真實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