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對日本的興趣和了解，始自戊戌維新變法時期。日本是中國的近鄰，在過去的千百年間一直輔射在中華文明的光芒中，而甲午一役，日本以“蕞爾小國”大敗向來以“天朝大國”自負的中國，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在給中國人帶來奇恥大辱的同時，也喚醒了沉睡中的中國人，一些先進分子把目光投向日本，開始了對日本的重新認識。梁啟超的政治生涯就是從這場戰(zhàn)爭開始的，《馬關(guān)條約》的喪權(quán)辱國之甚使所有的中國人義憤填膺，康有為、梁啟超的“公車上書”掀開了近代中國資產(chǎn)階級改良的序幕，在這場戊戌維新運動中，改良派主張師法日本實現(xiàn)中國的變法圖強，梁啟超更是將日本比做東方的美國和豪杰，“西方全盛之國，莫美國若，東方新興之國，莫日本若”，^[49]“日本以區(qū)區(qū)三島，縣琉球，割臺灣，脅高麗，逼上國，而西方之雄者，若俄若英若法若德若美，咸屏息重足，莫敢藐視。嗚呼，真豪杰之國哉”，^[50]言語間充滿了贊嘆、敬佩之情。梁啟超對日本的最初認識，不僅僅緣于甲午戰(zhàn)爭中日本的強大，他將中、日進行對比后，更深層次地分析了這種強大背后的原因：日本和中國一樣由曾經(jīng)“大一統(tǒng)”的“永靜之國”而遭遇外敵入侵，面對恥辱，二者的反應(yīng)不同，日本能夠“倡大義以號召天下，機捩一動，萬弩齊鳴，轉(zhuǎn)圜之間，遂有今日”，而中國“自廣州之役，而天津，而越南，而馬關(guān)，一恥再恥，一殆再殆，而積薪厝火，鼾聲徹外，萬?；厥?，邱山不移”。^[51]日本的成功在于明治維新的成功，而明治維新的成功在于自上而下改革的成功，這種認識使他在以后的那場變法中堅定不移地成為自上而下改良主義的忠實擁護者，直到流亡日本后才有所改變，然而最終他又回歸到了立憲的陣營。

梁啟超早期的日本觀主要來源于兩個渠道：

第一個來源渠道是康有為。梁啟超關(guān)于日本方面的知識，最初來源于他的老師康有為。吉田松陰是日本著名維新思想家，他精通儒學和兵法，號召有志之士變法圖強，培養(yǎng)了一大批維新骨干。據(jù)梁啟超到日本后寫給時任日本內(nèi)務(wù)大臣品川彌二郎的信中說，在萬木草堂學習期間，康有為曾經(jīng)向他的所有學生介紹了吉田松陰的《幽室文稿》，“啟超昔在震旦，游于南海康先生之門。南海之為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茍志氣稍偶衰落，輒讀此書，勝于暮鼓晨鐘也”。^[52]正如康有為的期盼一樣，吉田松陰帶給梁啟超的影響是積極的，變法失敗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啟超曾一度改名“吉田晉”，自命為中國的“吉田松陰”，并輯有《松陰文抄》，現(xiàn)摘錄其中一段文序，以見吉田松陰在梁啟超最初對日本認識過程中的影響之大：“日本維新之業(yè)，其原因固多端，而推本其原動力，必歸諸他。松陰可謂新日本之創(chuàng)造者矣。日本現(xiàn)世人物其嘖嘖萬口者，如伊藤博文、松太郎輩，皆松陰門下弟子不待論。雖謂全日本之新精神，皆松陰所感化焉，可也。夫松陰生三十二年見戮于政府，生平所為事業(yè)無一不失敗。其學問又非有以遠過于儕輩。若近世之新學理，無洪無纖皆松陰所未嘗夢見也，而有為事業(yè)學問之本原者。本原盛大，則枝葉不必出自我，而不啻出自我。而不然者，日修其枝葉，本則拔矣，夫安所麗。吾生平好讀松陰文，乃鈔其最足為我國人厲者，著于篇。”^[53]

康有為除了向?qū)W生介紹《幽室文稿》為入門讀物外，他自己編寫的《日本變政考》和《日本書目志》兩本書中對日本的認識和態(tài)度，也對包括梁啟超在內(nèi)的所有學生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度毡咀冋肌泛髞碜鳛榫S新變法時期呈給光緒皇帝的參考書目，最早是康有為在萬木草堂時的授課內(nèi)容，他曾開設(shè)科目《萬國政治沿革得失》，《日本變政記》就是其中的一節(jié)，康有為通過對日本明治維新二十余年間過程的記述，對日本的憲法、議會、官制、選舉等新政舉措一一進行闡述對加以評議，主張在中國效法日本，改弦更張，實行君主立憲以求救亡圖存。他的這些觀點幾乎全部被梁啟超所接受，梁啟超后來在《變法通議》中關(guān)于日本的態(tài)度就來源于此。康有為的另外一本書《日本書目志》對梁啟超的影響更大。這本書于1897年冬由上海譯書局出版發(fā)行，其中收錄了日本書籍7700多冊，據(jù)康有為自述，在1874年琉球被滅之時，便托商于日本的同鄉(xiāng)大量購求日籍，且讀且駭，驚嘆于日本維新后的顯著成效。甲午之戰(zhàn)后在長女同薇的幫助下，挑選其中能夠促成中國維新的書籍，將其分門別類，形成生理門、理學門、宗教門、圖史門、政治門、法律門、農(nóng)業(yè)門、工業(yè)門、商業(yè)門、教育門、文學門、文字語言門、美術(shù)門、小說門和兵書門十五個門類，成一書目志，并在重要書目下加注按語，在維新期間與《日本變政考》一同呈給光緒皇帝?？涤袨榈摹度毡緯恐尽凡⒉皇瞧胀ǖ哪夸泴W著作，其中所選書目的政治傾向性十分明顯，按語部分也與《日本變政考》極為相似，包含著康有為變法的一部分重要思想。梁啟超曾在《時務(wù)報》上發(fā)表《讀〈日本書目志〉后》專門介紹老師的這本書，他號召國人通過閱讀日本書籍了解西方、師法日本，立志維新以使中國臻于富強，在文章結(jié)尾處他深情地說：“啟超愿我農(nóng)夫，考其農(nóng)學書，精擇試用，而肥我樹藝；愿我工人，讀制造美術(shù)書，而精其器用；愿我商賈，讀商業(yè)學，而作新其貨寶貿(mào)遷；愿我人士，讀生理、心理、倫理、物理、哲學、社會、神教諸書，博觀而約取，深思而研精，以保我孔子之教；愿我公卿，讀政治、憲法、行政學之書，習三條氏之政議，撢黃遵憲一直在反對梁的革命言論，極力地歸正梁在軌道上的偏離究以返觀，發(fā)憤以改政，以保我四萬萬神明之胄；愿我君后，讀明治之維新書，借觀于寇仇，而悚厲其新政，以保我萬萬里之疆域，納任昧于太廟，以廣魯于天下。庶幾南海先生之志，則啟超愿鼓歌而道之，跪坐而進之，馨香而祝之?！?sup>[54]這本書中介紹的很多書籍都給梁啟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日譯的德國伯倫知理的《國家論》、英國斯邁爾斯的《西國立志編》等，對梁啟超到日本后對日文書籍的閱讀起到了導(dǎo)讀作用。

第二個來源渠道是漢譯日籍和中文著作。梁啟超曾這樣描述十九世紀末中國人對新思想的渴求：“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暴露。青年學習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間，譯述之業(yè)特盛，定期出版之雜志，不下數(shù)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shù)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sup>[55]同嚴復(fù)、傅斯年等人一樣，梁啟超希望在引進日本文化的同時，也通過漢譯日籍引進西方文化。1895年秋冬之季，康有為倡導(dǎo)的維新團體強學會成立，一時間在政治上有重要影響的大人物紛紛加入捐資，英美公使也愿意捐助支持。強學會除定期集會討論時政外，另一重要舉措便是創(chuàng)辦報紙、翻譯西書開啟民智。梁啟超就是在這個時期接觸到大量的西文譯著，加深了他對日本和西方的認識。除了任強學會書記員外，梁啟超也一度成為英國人李提摩太的私人秘書，李提摩太加入強學會，使中國士大夫與西方人有了直接溝通和交流的機會，梁啟超與李提摩太私交甚好，在彼此兩年多的直接交往中，梁啟超耳濡目染，了解了諸多西方的常識，特別是李提摩太曾翻譯《泰西新史攬要》，梁啟超從中協(xié)助參與意見，無意中增長了很多西方的政治歷史見聞。

在梁啟超對日本的認知過程中，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猶為值得一提。梁啟超初與黃遵憲結(jié)識時，黃已歷任日、英、美等國參贊官，游歷海外20余年，他親眼目睹了西方各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風俗的優(yōu)劣，也看到了日本學習西方取得的顯著成效。他希望中國能夠像日本一樣維新自強，也希望給中國的有志維新之士助一臂之力，于是在1878年著手于《日本國志》的寫作。在以后的九年時間里，他被調(diào)任美國舊金山工作三年之多，后為專心寫作請假回國，辭拒所有政治事務(wù)，終于在1887年完成了此書。然而出版經(jīng)歷極為曲折，幾經(jīng)反復(fù)，直到1895年才刻成出版。這部四十卷的嘔心之作內(nèi)容十分豐富，涵蓋國統(tǒng)、鄰交、天文、地理、職官、食貨、刑法等十二志，并對日本的歷史、現(xiàn)狀、特別是明治維新后的各種制度作了評細述評，梁啟超讀后感慨此書問世太晚：“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啟超讀之，欣懌詠嘆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懣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sup>[56]（根據(jù)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的《自敘》以及所附的李鴻章的《稟批》和張之洞的《咨文》，此書撰成后曾抄寫四份，除一份自留外，其它三份分別交給李鴻章、張之洞及總理衙門，由于李鴻章否定性的評價以及晚清官員的昏庸愚昧，此書并未受到重視，因此未能及時刊行。由于黃遵憲當時對于遲刊的原因并未向友人做出解釋，因而梁啟超對于這一內(nèi)幕并不了解，故有此感嘆和惋惜。）戊戌變法前，梁啟超為回答陳高第、梁作霖等人問詢?nèi)绾巫x西書以及讀法先后順序而寫成《西學書目表》，其中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就列于必讀之書的前列，后來他主持湖南時務(wù)學堂時，也將《日本國志》列于每月必讀書目，足見梁啟超對此書的重視。

綜上兩個來源，梁啟超在戊戌維新時期對日本的認識體現(xiàn)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日本強大的原動力。甲午戰(zhàn)敗后，梁啟超與許多愛國人士一樣，在經(jīng)歷了最初的義憤填膺后，開時理性地審視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變化。在《變法通議》中集中體現(xiàn)了他的認知結(jié)果：“今夫日本，幕府專政，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創(chuàng)，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弦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臺灣也”，^[57]他感慨于日本從“古之彈丸”到“今之雄國”的變化，“日本之步泰西至速也，故自維新至今三十年，而治藝已成?！闭且驗閷θ毡居辛巳绱说恼J識，當中國需要在變法成功的俄國和日本中選擇借鑒時，他說中國與日本相鄰，文字相通，主張學習日本，在《讀〈日本書目志〉后》中他說：“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變法之條理先后，則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尤為捷疾也”。^[58]這個時期梁啟超對日本充滿敬佩，為了擴大明治維新對中國改革的影響，他大量地尋找和翻譯日文書籍，以至于在維新變法時期奉命負責辦理大同譯書局時規(guī)定：譯書原則“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59]他的這些言論和書籍，為中國的維新運動做了輿論上的準備。

第二，維新改革需要英雄人物。中國的維新變法要仿效日本，就需要將中國與明治之前的日本歷史境遇同類化，為此，康梁在筆墨上花費了更多的精力，他一面將當時中國的歷史環(huán)境與日本的幕府末年關(guān)聯(lián)起來，另一面在日本的經(jīng)驗中尋找英雄人物影射自身的境遇，猶其是變法失敗之后。在梁啟超看來，日本維新改革中的頭號英雄人物，吉田松陰當之無愧，他開創(chuàng)維新風氣，堅定不移地維新尊皇，“至誠不動未有之”，這也是中國的改良派追求的精神和目標。因而效法日本，不僅需要政府能夠自上而下號召天下，還需要有吉田松陰那樣的英雄人物，“敗于今而成于后，敗于己而成于人”，^[60]能夠在除舊布新之時舍身救國。那么誰是中國的吉田松陰呢？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梁將自身的境遇類比為松陰入獄殉國，在中日輿論的共同導(dǎo)向下，康梁被成功地塑造為“中國之松陰”，快速、直接而形象地取得了人們對變法失敗后康梁所代表的維新派境遇的理解和同情。

第三，維新改革需要敢于開創(chuàng)風氣的啟蒙思想家。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涌現(xiàn)出一大批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等等，他們的宣傳和介紹向傳統(tǒng)閉塞的日本輸入了西方先進的思想和學說，新鮮的觀念激蕩著傳統(tǒng)的幕府社會，引導(dǎo)人民走向文明開化，為明治維新打開了思想上的枷鎖，梁啟超評價說：“日本之有今日，蓋學者之功最高”。^[61]受日本學界的影響，梁啟超對中國維新的理念是，國家在去腐除舊之時，啟蒙思想家應(yīng)首當其沖，辟榛莽開新局，先引導(dǎo)人們走向文明開化，而后才能橫大刀闊大斧施新政。基于這種先啟蒙后改革的想法，他將自己置于啟蒙者的位置，以啟迪中國人民為己任，與康有為、嚴復(fù)、汪康年一起設(shè)學、譯書、辦報、立說，恰如日本學者井波凌一說：“在評價梁啟超的業(yè)績時，最常用到的一個詞便是‘啟蒙’?！?sup>[62]即便到日本后，梁啟超的啟蒙工作也不曾間斷，影響不遜于在國內(nèi)時期，他自己評論初到日本辦報時的情景也說：“自是啟超復(fù)專以宣傳為業(yè)，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志，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nèi)地翻刻本輒十數(shù)。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63]

第四，日本改革的成功還緣于本民族的尚武精神。梁啟超“尚武”，他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命運衰敗的癥結(jié)在于——中國國民精神的孱弱性，欲改變中國的現(xiàn)狀救中國于水火，就要振奮民族精神，中國人奮起以御強敵，故而他提出“東俠精神”?！皷|俠精神”來源于1897年梁啟超所著《記東俠》，書中他極力推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他認為日本豪俠之氣遍于全國，“僧而亦俠，醫(yī)而亦俠，婦女而亦俠”，人人為“俠”故而人人都是維新志士，源于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尚武就會有豪俠之氣，有豪俠之氣就會輕生死而俠義為國，這是日本民族精神中的優(yōu)良特征，也正是中華民族的精神缺陷，推導(dǎo)之，中國欲維新，國人就需要學習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尚武是新民的重要手段，只有新民才能新國。梁啟超對尚武思想的表達貫穿于他政治思想的始終，赴日后當他親身感受到尚武使日本煥發(fā)出進取的勃勃生機時，他更加堅定了這種理念?！墩撋形洹肥撬饺毡竞髮ι形渚竦拿鞔_闡述，“尚武者，國民之元氣，國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賴以維持者也”，“立國者茍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眾民，雖有廣士，必無以自立于競爭劇烈之舞臺”，他認定，沒有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沒有生命力的民族，缺少尚武精神是一個民族的恥辱，1904年游美歸來后他寫下《中國之武士道》，高呼：“嗚呼，我同胞興！興?。∨d?。?！”梁啟超對中國武士道的大聲疾呼，極大推動了中國的尚武思潮，使其成為青年學生中的主流思想，陳獨秀、毛澤東等人都是其思想的忠實擁篤者。

此四點是早期梁啟超出于效法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jīng)驗對日本的最初認識，這時的梁啟超對日本是極為崇敬的，他堅信中國只有像日本一樣，實行自上而下的維新改良，才是強國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