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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直覺形態(tài)到制度層面分析

        時間:2023-03-19 理論教育 版權反饋
        【摘要】:新馬克思主義學派認為新韋伯主義學派缺乏對社會結構的深層分析,相反后者則認為對城市空間結構產生影響的是多元的社會制度,而非抽象的超結構。
        從直覺形態(tài)到制度層面分析_體制轉型與中國城市空間重構

        2.3.1 西方城市空間結構研究:從直覺形態(tài)到制度層面分析

        1)古典主義的城市形態(tài)研究

        古典城市地理、城市規(guī)劃學者主要強調對城市現(xiàn)象和問題的分類和描述,熱衷于建構各種理想城市形態(tài),被認為是缺乏理論分析的經驗性科學。面對工業(yè)社會的巨大沖擊,從19世紀初到1950年代前,人們從社會改良的角度提出了許多理想城市模式,Owen的“新協(xié)和村”、Haussman的巴黎改建、Mata的帶形城市、Howard的田園城市、Garnier的工業(yè)城市、Wright的廣畝城市、Saarinen的有機疏散理論、Unwin的衛(wèi)星城市模式等等,紛紜眾出。這一時期大量對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城市模式反映了人們以理想“空間形態(tài)”來實現(xiàn)社會理想的美好愿望。對城市形態(tài)的研究在1950年代達到了最高點,隨后由于其所運用的描述和分類的古典城市研究方法的局限,城市形態(tài)的研究開始走下坡路(Pacione,2001)。這種轉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實證主義研究方法的興起。

        2)實證主義方法與城市社會生態(tài)模型

        1950年代受近代科學理性主義思想影響,實證主義研究方法開始在西方地理學中占據主流。這一時期的城市地理研究多采用實證的方法,以價值中立的態(tài)度對城市進行客觀描述,試圖通過對統(tǒng)計數(shù)據的歸納與抽象再現(xiàn)城市結構。實證方法在城市空間結構研究中的運用主要分為2個學派:生態(tài)學派和新古典主義學派。芝加哥人類生態(tài)學派遵從“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態(tài)學原理,提出了土地利用三大經典模式(Burgess,Hoyt,Harris &Ullman)。新古典主義學派主要探討了在自由市場經濟的理想競爭狀態(tài)下城市生產和消費區(qū)位與規(guī)模和距離因素的關系,以中心地理論、廖什景觀以及Alonso的土地競爭理論等為代表。計量革命的熱潮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然而,科學理性主義的實證方法為追尋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宏理論,不得不將復雜的現(xiàn)實大量簡化,以致其表面邏輯體系與現(xiàn)實經驗的差別越來越大。1970年代以后,學者們開始認識到:只對城市空間結構的表面特征進行歸納描述和分析的實證主義方法,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城市內部的動力機制,必須尋找其他的切入點來透視和剖析隱藏在背后的城市內部變化機制,從而解釋城市空間結構的動態(tài)演變。

        3)城市空間結構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西方社會面對經濟停滯、失業(yè)增加、種族隔離、貧富不均等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實證主義方法對此卻無力解釋和解決,因此受到了行為主義、人文主義、結構主義等多種研究范式的批判。行為主義和人文主義方法都側重于人的認知行為與城市環(huán)境的相互關系,但都太注重個人經驗而忽視了社會形態(tài)和社會結構對個人決策的制約作用。而結構主義方法則將城市視為“社會空間統(tǒng)一體”(social spatial dialectic),認為空間與社會之間存在辯證統(tǒng)一關系,兩者相互作用和反作用——認為城市空間的形成是政治、經濟和社會綜合作用的結果,而城市空間一旦形成,又會反過來影響社會經濟發(fā)展。這也是西方城市研究“重組空間、改良社會”的一貫立場。隨著全球發(fā)展環(huán)境的轉變,西方學者對體制轉型過程中城市經濟、社會與空間發(fā)展的相應轉變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

        近30年來,大量學者的不懈探索使其在理論上不斷取得進展,其中以新馬克思主義學派(又稱結構學派)和新韋伯主義學派(又稱制度學派)最具代表性。新馬克思主義學派認為,決定城市空間結構的是隱藏在表面世界后的深層社會經濟結構,其研究重點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城市形態(tài)及發(fā)展的制約。Castells的《Urban Questions》、Harvey的《Social Justice and City》等都是代表性著作。新韋伯主義學派認為對城市空間結構產生影響的是多元的社會制度,而非抽象的“超結構”,他們的研究更側重制度分析,例如Rex和Moore對住房階級的討論、Saunders探討社會地位和權力對城市空間的影響、Pahl的城市經理學說等等。Saunders認為,階級關系既包含收入差別,也包括社會地位和權利。Pahl則提出,政策的執(zhí)行者可以有相對獨立的價值傾向,進而影響城市資源的分配。新馬克思主義學派認為新韋伯主義學派缺乏對社會結構的深層分析,相反后者則認為對城市空間結構產生影響的是多元的社會制度,而非抽象的超結構。但不論是社會結構還是社會制度,兩者在城市空間結構研究中都貫穿了對政治經濟要素的分析,從而開創(chuàng)了當代西方城市空間結構研究的新紀元。

        綜上所述,工業(yè)革命以來西方城市空間結構的研究先后受到理想主義—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等哲學思想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發(fā)展出形態(tài)方法、實證方法、行為方法、結構方法、后結構方法等范式,在研究內容上則經歷了城市形態(tài)—土地利用與土地經濟—人類個體行為—社會結構與制度—結構、制度、個人之間互動關系的演化過程(表2-1)。

        表2-1 西方城市空間結構研究范式的演化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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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代表研究少量出現(xiàn)的時期;**代表研究大量出現(xiàn)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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