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宗族制度的基礎文獻及版本說明，本書以上各章節(jié)都已涉及，給讀者印象最深的應該是以下幾種：

《爾雅》第四《釋親》，下分“宗族”、“母黨”、“妻黨”、“婚姻”四章。

班固《白虎通》卷八《宗族》，下分“論五宗”、“論九族”二章。

《禮記》中的《郊特牲》、《曾子問》、《喪服小記》、《大傳》、《喪大記》、《祭法》、《祭統(tǒng)》、《鄉(xiāng)飲酒義》、《喪服四制》等。

《儀禮》中的《喪服經傳》。

以上文獻除班固《白虎通》屬子部外，其他都在經部的“十三經”中，因此相關的經部注釋注疏、經學專著，以及與經學論題直接相關的各類研究性著作，無論子部、史部和集部，都可歸于基礎文獻之列。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有：許慎《五經異義》，鄭玄《駁五經異義》，張載《經學理窟·宗法》，《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趙超集校，中華書局，1998年），曾鞏《公族議》，聶崇義纂輯《新定三禮圖》，胡翰《與許門諸友論宗法》，毛奇齡《大小宗通繹》，萬斯大《宗法論》，程瑤田《儀禮喪服文足徵記》，胡培翚《儀禮正義》，程瑤田《宗法小記》，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蔣伯潛《十三經概論》，等等。

族譜、祠堂、喪服自然屬于宗族史研究的基礎領域，其文獻種類繁多，不勝枚舉。相關書目及閱讀要領已見于本書第五、第六、第七章，此不贅述。

地方志與宗族史研究的關系非常密切，特別是當某地存在大量宗族的時候，當地的地方志就成了區(qū)域性宗族研究的基礎文獻。其中最著名者有：

明代戴廷明、程尚寬等撰《新安名族志》（朱萬曙、王平等點校，黃山書社，2004年），該書至少參考了近八百種徽州族譜或宗譜，充分反映了徽州地區(qū)各宗族遷入和繁衍的歷史，匯集了明中葉以前徽州的人文信息，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清代章學誠著《湖北通志檢存稿》（郭康松點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卷三所收《武昌劉氏傳》、《黃岡朱氏傳》、《天門程氏傳》、《黃安王秦氏傳》、《黃安盧氏傳》、《天門譚氏傳》，集中記錄了湖北省幾個地方望族的發(fā)展過程。

《龍游縣志》，近人余紹宋纂，民國十四年（1925）北京京城印書局刊印，共十六冊。全志分正志二十三卷，叢載一卷，掌故八卷，文征八卷。該志為民國時期舊派方志代表作之一，頗負盛名，梁啟超親為之作序，稱其“選辭爾雅而不詭澀，述事綿密而不枝蔓”，并譽為我國方志學中“獨傳之作”。其中最出色者當推“五考六卷”中的《氏族考》，在清修譜牒百余部的基礎上，所收資料上自唐、宋，下至1920年代。日本學者牧野巽曾撰《民國龍游縣志中的宗族與族譜（上）》（《民族學研究》第六卷第三號，1940年）詳加研究，可惜只發(fā)表了上篇，全文似未完成。胡禮舟、勞乃強等新編《龍游縣志》（中華書局，1991年）繼承了民國縣志的傳統(tǒng)，在《社會志》下分《氏族》一類，再立“氏族表”、“主要氏族”、“譜牒”三目，極其詳盡地記錄了全縣四百余族中三百六十族的祖居地、始遷地、遷入年代、繁衍代數、1982年人口普查資料、分遷事實、譜牒存亡狀況等。編撰中使用的族譜為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四十部，而且對每一種族譜都詳細記載了譜名、纂修時間、冊數、版本、現存情況、收藏者等，實為當代新修方志所罕見者。

鄉(xiāng)志，以及與鄉(xiāng)志相類似的鎮(zhèn)志、場志、里志、社志等，是始于宋代、全盛于明清的一種方志類別，比縣志、府志、省志更準確地反映了中國宗族生存的實際狀況，有心宗族個案史的研究者當悉心訪求，不要輕易放過。日本學者牧野巽曾利用趙霈濤執(zhí)筆、編撰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刊印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前后的浙江省奉化縣《剡源鄉(xiāng)志》，撰成《關于中國宗族村落分布的一項統(tǒng)計性資料——論剡源鄉(xiāng)志》一文（原作發(fā)表于《家族與村落》第二輯，1942年，后收入《牧野巽著作集》第三卷，御茶の水書房，1980年），受到漢學界的高度評價。

家典、家訓、家范、家禮、墓志等資料，是對宗族內部的實際運作過程進行研究時必須仔細閱讀的基礎文獻。其中屬于經典的有司馬光《家范》（《四庫全書》本）、朱熹《家禮》（《四庫全書》本），本書提到過的趙鼎《家訓筆錄》，由學者標點整理的《唐代墓志匯編》（周紹良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唐代墓志匯編續(xù)集》（周紹良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竇山公家議》（周紹泉、趙亞光校注，黃山書社，1993年），《茗州吳氏家典》（清吳翟編、劉夢芙點校，黃山書社，2006年）等。

注　釋

〔1〕傅斯年《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新潮》第一卷第四號，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