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痕跡與意義

無論在結構主義者或后結構主義者的語言哲學中，意義問題都是一個核心問題。索緒爾側重于從能指和所指的關系這一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德里達則側重于從痕跡的角度加以探討。

在索緒爾的語言哲學中，“意指作用”、“能指”和“所指”這三個概念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意指作用表示下述兩者的關系:一方面是表示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語言符號;另方面是語言符號所表示的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他把意指作用中用以表示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語言符號稱為能指，而把語言符號所表示的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稱為所指，這個所指也就是意指作用所要表達的意義。他認為能指的選定有任意性、約定性，我們可以任意改變詞形而不影響記號關系，只要把新詞納入語言的差異系統(tǒng)中去。

在德里達看來，索緒爾關于能指和所指的觀點具有雙重性。一方面，索緒爾對形而上學作了批駁，因為，自斯多噶派把符號分為Signans(能指)和Aignatum(所指)以來，人們往往認為所指(概念)獨立于差異系統(tǒng)，好像它存在于思想之中，成為超驗的所指。索緒爾則強調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的，并明確反對把它們比喻為心和身。他還認為符號功能具有差異特性和形式特性，從而使所指和能指非實質化。可是，另一方面，索緒爾對形而上學的批駁又是不徹底的，因為他畢竟把能指和所指分開，并且把所指和概念等同起來。這使人們誤以為概念具有一種獨立于語言的存在，一種獨立于所指系統(tǒng)而單獨作為思想的存在。在德里達看來，索緒爾把能指和所指分開，把它們設想為獨立的，這就背離差異原理，導致邏各斯中心論。因為，能指和所指的區(qū)別本身就意味著有一個獨立的所指存在著，它通過能指表現(xiàn)出來，能指只不過是所指的替代物。

誠然，德里達沒有全盤否認能指和所指的區(qū)分在一定范圍內的作用，但他強調這種區(qū)分或對立不是絕對的。他從語言符號的任意性這一點出發(fā)，認為既然索緒爾承認語言差異是任意的，因此語言差異便是一個無窮的系列，語言系統(tǒng)不是一個具有整體性的封閉結構，所指僅僅存在于這個永無止境的差異序列之中。所指的呈現(xiàn)總是一個過程，我們永遠找不到一個地方為一定的定義劃界。語言像一張漫無頭緒、錯綜復雜的網(wǎng)，其中各種因素相互作用而不斷變化，而不是一個由一組對稱的能指和所指組成的、穩(wěn)定不變、含義明確和界限分明的封閉結構。

德里達特別反對索緒爾把所指與意義等同起來，認為所指也就是意指作用所要表達的意義這一觀點。在他看來，這個觀點把語言符號的意義看成是靜止的、凝固的和固定不變的，從而產(chǎn)生一種“形而上學偏見”。他主張把所指和意義分開，認為所指是一個符號，它沒有固定不變的意義，要在上下文中才能確定其意義。所指或意義所表示的不是固定不變的存在物，而是一種“痕跡”(trace)。隨著語言的發(fā)展，痕跡不斷變化，意義也隨之變化。舊的意義消失了，新的意義產(chǎn)生出來。

“痕跡”這個概念是德里達的意義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他企圖借助于這個概念來強調意義的不確定性。在他看來，書寫是對痕跡的刻畫。作者給讀者留下的是一些可以抹去的痕跡。不可抹去的東西就不是痕跡，而是某種不具有發(fā)展可能性的呈現(xiàn)。書寫就是在抹去痕跡的地方書寫，必須抹去原有的痕跡才能寫上新的。文本不僅是言語的書寫化，它首先是一種痕跡，等待我們去辨認。按照他的觀點，痕跡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既是顯現(xiàn)的，又是不顯現(xiàn)的，既存在著，又不存在著。說它是顯現(xiàn)的，這是指它顯示出某種意義;說它是不顯現(xiàn)的，這是指它總是在變動之中，它的意義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在上下文的聯(lián)系中顯示出來。這就是說，隨著上下文的改變，它的意義也就不同。說它存在著，這是指它既可能以這一種意義的形式存在著，又可能以另一種意義的形式存在著;說它不存在，這是指它總是在變化中，在消失中。

在德里達那里，痕跡概念與“涂抹”(erasure，或譯為“抹去”)概念緊密相聯(lián)。前面談到，海德格爾主張把形而上學的存在通過加上一個否定意義的╳號而變成“事件”(Ereignis)。德里達贊同海德格爾的這一觀點，并把“事件”理解為:事件以下述方式把人與存在聯(lián)系到一起，即存在既呈現(xiàn)出自己，又抹去了自己，于是，存在成為存在的痕跡，成為存在被記錄下來又被抹去的痕跡。這是一種涂抹式的記錄，即通過涂抹來記錄事物。海德格爾通過給存在加上一個否定意義的╳號以表示存在的在場是不可言說的，德里達則借助于涂抹概念以表示存在之不在場，表示一種永遠缺席的存在。而且，在德里達那里，不僅存在必須被置于涂抹之下，而且一切符號都被看做是痕跡。關于痕跡與涂抹的關系，德里達作過如下的說明:“由于痕跡不是在場，而是在場的影像，這種影像使在場本身變位，使在場本身被取代，同時又指向在場本身，因此，嚴格說來，痕跡沒有位置，——涂抹屬于痕跡的結構。這不僅是說涂抹總是一定能夠克服痕跡(否則，痕跡就不是痕跡，而是一種不可摧毀的和永恒不朽的實質)，而且還說涂抹從一開始就作為一種痕跡來構成痕跡，把痕跡設置為位置的變換，使痕跡在其呈現(xiàn)中消失，使痕跡在其產(chǎn)生時從其自身中涌現(xiàn)出來?！?sup>[12]

在德里達那里，痕跡概念也與差異概念緊密相連。按照他的觀點，一個痕跡只有通過與另一個痕跡有差異才能存在。一個痕跡與其他痕跡有差異，也與使它成為痕跡的東西、與它保存在自身之中的東西有差異。差異構成了痕跡，差異在其自身中保存著使它成為痕跡的東西。這就是說，每一種被構成的痕跡都包含著某種滯留的東西，能指和所指是作為差異而被放在一起加以思考的。

德里達提出痕跡概念是為了說明意義的不確定性。在《明信片》一書中，德里達還以明信片的投遞情況為例說明意義的不確定性。按照傳統(tǒng)的投遞原則，交流活動是信件從一個確定無疑的發(fā)信人送到一個確定無疑的收信人，也就是假定每封信都能送到收信人手里，每個信息都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地。從哲學上講，交流活動總是發(fā)生在特定的語境中，語境規(guī)定了交流活動的意義，解釋的任務在于毫無剩余地確定和表現(xiàn)這種語境。德里達則認為，總有一些剩余部分是我們永遠無法把握的，信息并非總是能夠準確到達自己的目的地。郵局中大量無法投遞的信件的存在，正說明信息并非總是能夠達到目的地。德里達試圖用這個例子說明，任何陳述都可以在不同的語境中發(fā)揮作用，其中沒有任何一種語境對于某個陳述來說是無可爭辯地獨一無二的，有關陳述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意義。因此，提出每個陳述“真正的”意義是什么這樣的問題是得不到解答的，盡管在每個具體的語境中，一個特定的陳述傳遞著特定的意義。不同語境存在的可能性意味著沒有一個陳述擁有確定的、固定不變的意義。

筆者認為，德里達對索緒爾的所指概念的批駁是與他反對在場的形而上學相關聯(lián)的。由于他批駁外界事物的“在場”，否認外界事物的客觀存在，因而否認有一個獨立的所指存在著，它通過能指表現(xiàn)出來，能指只不過是所指的替代物。他強調所指所表示的不是固定不變的存在物，而是一種可以抹去的痕跡。我們在前面已經(jīng)指出德里達對“在場的形而上學”的批駁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這里我們同樣要指出他對索緒爾的所指概念的批駁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德里達還認為所指也是一個符號，它沒有固定不變的意義，需要在上下文中才能確定其意義。如果所指也是一個符號，那它與作為語言符號的能指有何區(qū)別呢?與他的這一觀點相比，索緒爾關于能指代表語言符號，所指代表具體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觀點還比較合乎情理一些。

德里達企圖借助于痕跡概念來強調意義的不確定性，這一論點也不能令人信服。誠然，語詞的意義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受到語境的影響。隨著歷史進程的發(fā)展，社會實踐的發(fā)展，語詞的意義也隨之發(fā)生變化，日益豐富，或者被逐漸淘汰。但是，在一個語言共同體中，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語詞具有相當穩(wěn)定的意義，否則它們就不能在語言共同體中成為交流思想的工具。德里達過分強調語詞意義的不確定性，忽視或否認它們的相對穩(wěn)定性，盡管他也承認一個特定的陳述在具體的語境中傳遞著特定的意義。

【注釋】

[1]R.卡尼:《與現(xiàn)代大陸思想家的對話》，1984年英文版，第109頁。

[2]德里達:《書寫與差異》，1979年英文版，第278頁。

[3]德里達:《書寫與差異》，1979年英文版，第279頁。

[4]德里達:《書寫與差異》，1979年英文版，第280頁。

[5]德里達:《論書寫語言學》，1974年英文版，第22頁。

[6]D.伍德和R.伯納斯科尼編輯:《德里達和分延》，1988年英文版，第1頁。

[7]D.伍德和R.伯納斯科尼編輯《德里達和分延》，1988年英文版，第2～3頁。

[8]R.卡尼:《與現(xiàn)代大陸思想家的對話》，1984年英文版，第117頁。

[9]德里達:《哲學的邊緣》，1980年英文版，第10頁。

[10]德里達:《哲學的邊緣》，1982年英文版，第12頁。

[11]德里達:《哲學的邊緣》，1982年英文版，第9頁。

[12]德里達:《哲學的邊緣》，1980年英文版，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