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西南的納西族、普米族、摩梭人、耳蘇人、彝族、壯族、東巴人、羌族、水族以及西北、東北的西夏、契丹等，他們都為中華民族的繁榮興盛做出過巨大的貢獻。尤其是在文化方面，創(chuàng)造了古老而悠久的圖畫文字與符號文字。他們?yōu)榱藗鞒斜久褡宓奈幕?，為了交流思想、表達意愿、記錄事件、訴說歷史、吐露心聲，除用口頭表達之外，還運用圖畫、符號的方式進行交流，如同早期人類使用圖畫、符號、巖畫、繪畫那樣表意和傳遞信息，為本民族文化的傳承、民族心聲的告白貢獻了力量，成為古代少數(shù)民族文化藝術的亮麗風景線。

納西族、東巴人、普米族、摩梭人、耳蘇人使用的古老文字，皆是表形的象形文字和表意的表意文字，用象征符號與圖形表達思想、記事，既有圖畫的記事，又有抽象的符號記事，是有一定規(guī)律、一定架構、一定系統(tǒng)的、完整的記事的圖畫與符號文字。依據(jù)專家研究、本民族傳說以及圖畫文字的字形，這些文字的源頭可以追溯到殷商時代，與3300年前的甲骨文不僅相似相近，還有某種親緣關系。

殷商甲骨文的傳承人是貞人，一個大巫師。納西族、東巴人、摩梭人、普米人、耳蘇人的文化傳承人也是巫師和祭司。

云南寧蒗縣、四川鹽源縣的摩梭人是納西族的一支，他們生活在瀘沽湖一帶，他們信仰達巴教，他們的巫師叫達巴，簡稱“巴”。巫師是為人消災免禍治病、無所不能的、溝通天地神靈的人，也是傳承與發(fā)展史前社會以來的圖畫、符號等的傳承人。他們既是神的傳人，也是畫師、舞者、歌者、醫(yī)師、藝師，由他們保存和搜集、整理、傳播本民族的文化藝術；他們既是文化的繼承者與傳播者，又是文字產(chǎn)生與發(fā)展的助產(chǎn)婆。

在人類早期，文化的傳承主要是口頭傳承，為了記憶和記載，巫師們只能用圖畫與符號的形式進行記事和敘述，以圖畫記事和敘述為主，以符號為輔。

納西族摩梭人達巴的象形文字具有固定的形、音、意，并附有復雜的宗教意義，是已經(jīng)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是一種古老的文字。達巴原始文字的形體固定、筆畫簡潔，多數(shù)是表意和指示的純符號，雖有少數(shù)象形符號，也是僅突出特征，筆畫簡略，僅存輪廓，趨于符號化，這是達巴原始文字的特點之一。然而達巴原始符號只限于達巴占卜用，數(shù)量少，不能組成句子記錄語言和交流思想，只是其原始宗教的記事符號。^[1]如果從達巴圖畫的表意功能看，在某種程度上與巖畫文字有許多相似之處。

耳蘇人自稱白石，主要分布在四川西南大渡河南北兩岸，也被稱為西番，其中包括部分藏族人與普米族人。耳蘇人的巫師沙巴是耳蘇文化的傳承者，在那種封閉的環(huán)境中，要繼承和發(fā)揚本民族文化，只能用口頭敘事和圖畫敘述的方式。耳蘇人巫師沙巴的圖畫敘事文字，以圖畫文字為主、象形文字為輔，描述的多為動物、植物、自然物，以及人物的生活和生產(chǎn)工具等，如同巖畫一樣，用描摹事物輪廓的象形文字進行表達。也有少量的會意字，一般由2～3個字構成，以表達一個意思或抽象的含意。耳蘇人圖畫文字的構圖方式與特征，與我國北方巖畫文字的構圖方式與特征很相似，大致是一種由象形與象形拼接或象形與符號拼接組合成的會意字。正如郭沫若所言：“文字在結構上有兩個系統(tǒng)，一個是刻劃系統(tǒng)（古書中的‘指事’），另一個是圖形系統(tǒng)（‘六書’中的‘象形’）?？虅澫到y(tǒng)是結繩契木的演進，為數(shù)不多。這一系統(tǒng)應在圖形系統(tǒng)之前，因為任何民族的幼年時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畫客觀事物的形象，而要能像，那還需要一段發(fā)展過程。”^[2]看來，圖畫文字是古代民族創(chuàng)造文字一般的通行的方法，古代的動物、植物、人物、自然物、工具、武器、陶器不僅在西南古代民族的圖畫、象形文字中出現(xiàn)過，而且在北方巖畫、大麥地巖畫中也頻頻出現(xiàn)，是視而可識者，察而可見者。這種圖畫和符號都是約定俗成的，其代表的圖畫意義和象征意義也是約定俗成的，因此，也就具有了普遍性和通識性。

再譬如，古彝文，似圖畫又似符號，時代大致同殷商甲骨文，從字型與構圖分析，許多字與賀蘭山巖畫和大麥地巖畫十分相似，只能說生活環(huán)境與形象思維有許多相似之處。壯族的古文字、羌族的古文字、巴蜀的古文字、苗族的古文字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意識基礎，那就是都習慣了形象思維，從形象、圖畫、符號出發(fā)，引起聯(lián)想，創(chuàng)造出了早期的圖畫與符號文字，用于交流和溝通，使用者都認識、都明白，也就沒有交流的障礙了。

漢族的形成，淵源于華夏民族，而華夏民族是夏、商、周時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相互融合而成的民族。漢族的形成與發(fā)展，主要是靠文化。文化是它的基因，是它的靈魂，是維系這一群體的紐帶。

漢文化的核心載體是漢字。漢字歷史悠久，上下貫穿有幾千年的時間。有了漢字，文化基因可以世代相傳，可以加深知識的積累，提升文化的自信。從此，漢文化可以傳播到窮鄉(xiāng)僻壤和天涯海角，深入人心，溫暖人心，永存馨香。

漢字的借用也好，仿造也罷，都是漢文化的光彩華章。我們可以從西夏字、契丹字、日本平假名、朝鮮諺文、越南喃字等字發(fā)現(xiàn)，它們都有一個特點，都是漢文的手足，“論末則殊，考本則同”，都是漢字一脈相傳的變體。

彝族古文字

彝族是我國古老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貴州等地。彝族的歷史可追溯到三皇時代，相傳彝族族源為遠古時代的羌氐，由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國青海等地區(qū)的古羌氐人南下與當?shù)赝林巳诤隙纬?，后來又被古籍稱為“越嵩夷”“西南夷”“濮”“叟”等。

彝族古文字

彝族文字，古代稱爨文，是掌握在巫師畢摩手中的專利，也是由巫師創(chuàng)制的?！段髂弦椭尽肪砭拧段鸢⒓{家的敘述》記載：巫師“恒術阿魯，創(chuàng)始供奉祖先，發(fā)明了天地根源，創(chuàng)造彝族的象形文字，從此有了根蒂，永遠流傳后世”?！段髂弦椭尽肪硎栋⒌资掀鹪吹臄⑹觥分杏涊d：“創(chuàng)造文字的有伊阿五，聰明無比，能天文地理。”在《爨文叢刻甲編》的彝文經(jīng)典《帝王世紀·人類歷史》中記載：“人類始族希母遮之時……此間并無文字，不過以口授而已，流于29代武老撮之時，承蒙上帝差下一位祭司宓阿疊者，他來興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設律科，文化初開，禮儀始備?！?sup>[3]這些造字的巫師、神漢、祭司，都是神人，他們都有著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受到人們的崇拜和敬仰，為人類帶來了文明。如彝族的歷法是古老的十月太陽歷，傳說源于遠古的伏羲時代，比較復雜，但一年仍為366天。

古彝文是遠古時代彝族先民創(chuàng)造的象形文字。古彝文如甲骨文，其實是實物文字，即是什么就畫什么。由寫形與寫意的圖畫文字簡化為象形文字，最后，這種如同甲骨文字的象形文字又演化成了既可以表意又可表音的音節(jié)文字。這種表音表意的古彝文是文字的“活化石”，是研究古文字不可多得的鮮活的珍貴資料。

古彝文又可稱為象形文字的變體，是由事物的具象簡化而成，也可稱為象形符號。如果細究的話，其中不乏賀蘭山巖畫、陰山巖畫、阿爾巴斯山巖畫的雛形，尤其是賀蘭山巖畫中的符號?？梢哉f，賀蘭山巖畫是遠古羌氐先民的圖畫文字及符號。

壯族古文字

壯族文字流行的地區(qū)和傳承的人群有限，僅在廣西部分地區(qū)和婦女中流行。但壯族文字十分古老和悠久，屬于已經(jīng)被湮滅的古老文字。

壯族坡芽歌書

壯族文字由81個符號組成，是似字母形、花形、草形、符號的一種古老文字。這種文字同樣具有象形、會意、指事的構成，具有記錄詞、句的表意功能。這種文字由于在婦女中流行，因此，可以推測產(chǎn)生于母系氏族社會。

令人驚奇的是，壯族文字同巖畫文字、賈湖古文字有異曲同工之妙。壯族坡芽歌書文字，實際上也是由象形文字演變而來的，如追根溯源，象形文字是其母胎。壯族古文字不僅可讀，而且可唱，似樂譜，真是奇妙！

巴蜀古文字

巴蜀古文字是指四川郫縣、新都、萬縣、峨嵋等地的一種獨特的古文字，是鑄刻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印章上或銅戈上的一些圖像和符號。這種文字比較古老，不完全同于商周時代的金文，是金文之外的另一種古文字。

巴蜀文字因其由古巴族文字和古蜀族文字組成，所以其結構和造型有些差異。這種文字由圖形和符號組成，似圖似文，筆畫簡潔，幾種符號組合成一個字。同中原地區(qū)的陶文、甲骨文、金文有個別相似的部分，但從組合的形式看又完全不同。

所謂文字，不論是圖畫，還是符號，不論是大小，還是粗細，必然要有一定的圖形和間架結構，有形有意，這是文字的基礎，是文字的內核。如果有音有聲則更是成熟的文字。

巴蜀古文字

巴蜀文字，是由圖畫與符號組合而成的文字，現(xiàn)已發(fā)現(xiàn)200多個。從巴蜀文字的外形上看，符號形態(tài)變化較大、較復雜，比陶文、甲骨文更難釋讀，一些印章紋飾近似商周時期金文的族徽。另外，巴蜀文字與古彝文、甲骨文有相似之處，很有可能是它們之間有過某種文化聯(lián)系。

總之，巴蜀文字至今還是一個謎，有待進一步的研究。雖然有人認為有“六書”的可能，但這也僅僅是作為參考，并未有定論。巴蜀文字一些圖形、符號與賀蘭山巖畫有著形似和神似，像賀蘭山某些巖畫的簡體版，值得琢磨和研究。

巴蜀古文字

巴蜀印章

羌族古文字

羌族是我國歷史悠久的民族，在地理分布上也很廣泛，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都有它們的足跡?！对姟ど添灐ひ笪洹酚涊d：“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薄吨駮o年》中記載成湯與武丁時，兩次“氐羌來賓”。在甲骨文中有多個“羌”字，有羊角形狀的，有弓腰形狀的，有在脖子上系著繩索的，并且在甲骨文中記載有：“……羌田人，卯十年，左?！笨梢钥闯?，早在3500～3100年前，羌人是商代的重要貴賓，文王要親自出迎，但也有不少是奴隸。

“羌”字，在殷墟卜辭中，上從羊，下從人，所以《說文解字》中釋羌為“西戎牧羊人也，從人從羊，羊亦聲”。于省吾先生解釋“羌”字時說過：“追溯羌字構形的由來，因為羌族有戴羊角的習俗，造字者遂取以為象。”

羌族古文字

如果追根溯源，羌族的確很古老了?！逗鬂h書·西羌傳》說：“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性之別也?！薄妒酚洝ち鶉瓯怼氛f：“禹興于西羌?！薄尔}鐵論·國疾》說：“禹出西羌。”說明夏代大禹是西羌人。《國語·晉語》說：“炎帝為羌。”《三皇本紀》說：“炎帝神農氏，姜姓?！蔽覈瞎拧敖薄扒肌笔且恢碌?，“姜”與“羌”互通互用。如此說來，早在炎黃時代，羌族就是一個大族了，是中華先民的源頭之一，是名門望族。

《隋書·黨項傳》說羌人“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我國歷代史書都是如此記載羌族無文字，候草木以記歲時。然而，羌族文字其實早就有了，而且相當古老，并可以同甲骨文相媲美。

納西族東巴文

納西族居住在我國云南、四川、西藏交界的金沙江流域，在青藏高原的南端。納西族自稱“納西”“納日”“納恒”，“納”其意為“大”，“西”“日”“恒”其意為“人”，合起來為“偉大的人”或“偉大的民族”。納西別稱“么些”，古稱“摩沙”“摩梭”，源于我國商周時的“羌髳”。據(jù)考證，“摩（牦）”為族名，“沙”為“人”，即“牧牛人”，是古代牧牛的民族。

納西族主要淵源于我國商周時期南下的西北古羌人，因此“古羌人對形成華夏民族有過重大貢獻，古羌髳皆與炎黃族群有著共同文化淵源，而留存于納西族東巴教及東巴文化的不少古文化特征，亦可追溯到古羌文化和炎黃文化”^[4]。

云南納西族東巴文經(jīng)卷現(xiàn)存兩萬多冊，國內外研究的主要著述多達數(shù)萬冊，主要內容有宗教、哲學、習俗、歷史、藝術、辭書、目錄、語言、文字、東巴經(jīng)譯述等，包羅了納西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東巴文本身就是一部百科全書，是研究和探討文字起源、發(fā)展、變化的范本，是人類文字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納西族的東巴文，從造字方法看，與漢字有許多相似之處，東巴文既有表意，也有表音。納西族著名學者方國瑜教授依據(jù)古漢字的“六書”說，把東巴文造字方法歸納為“十書”說，即依類象形、顯著特征、變易本形、標識事態(tài)、附依他文、比類合意、一字數(shù)義、一義數(shù)字、形聲相益、依聲托事?？傊匀灰韵笮巫?、會意字、指事字、形聲字、假借字為主。具體舉例如下：

1.象形字。《說文解字》說：“象形字，畫成其物?！比纭叭铡薄霸隆倍?，東巴文的“日”字是光芒四射的太陽，雞則畫一個雞頭，羊則畫一個羊頭。

納西族東巴文

2.指事字。以抽象符號構字，或是以象形符號和抽象符號構字，近似“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

3.會意字?！墩f文解字·敘》曰：“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睎|巴文則是由兩個或更多象形、表意符號構成，如“晴”，做“日”在“天”；“牧”，人執(zhí)鞭趕牛（牛頭）等，一看就明了。

4.形聲字?！墩f文解字·敘》云：“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睎|巴文也是以記意兼記音的方式造字。

還有一種造字法——“一字數(shù)義”，王元鹿先生定為“義借”，如東巴文中借綠松石來記“綠色”，借火來表示“紅色”，這是“本無其字，依義托事”的假借法。此外，東巴文里也有假借字，但主要是記音字，而且是用在使用方式和記錄方式上。如東巴文“蛋”字，可以借用去記錄“個”“落”“身體”“北方”“適合”等，一字可以多用。^[5]

納西族還使用一種刻畫符號，歸類起來可分為三種：

1.數(shù)字符號。除了用石子多寡表示數(shù)字外，普遍采用斧子或砍刀在木頭上劃豎道或者橫道，或半圓形來表示。

納西族數(shù)字符號

2.方位符號。這種符號主要用于建筑。納西族房屋是由木頭建造的，四周皆由木頭壘起來，為了分清四個方向，就得標出方位，以免建房時混亂。納西族尤其看重東方，因此房屋多是坐西向東，表示平安吉祥、人畜興旺。而人死則頭向西方，因為生命的結束就像日落一樣。

3.占有符號。納西族依山傍林，建房“用圓木縱橫相架，層高至十許尺，即加椽桁，覆之以板，石壓其上”^[6]。為了標出木頭的主人，則在砍伐的木頭上標示出占有符號，為的是防止丟失、錯拿和混亂。

納西族方位符號

納西族占有符號

納西族這種刻畫符號的特點是：①沒有統(tǒng)一的規(guī)范，隨意性很大，但數(shù)字符號除外。②這些符號雖然有一定的形狀，但不發(fā)音，具有示意的作用，便于當事人記憶。③這些符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僅在納西族與普米族中使用。

以上刻畫符號屬于最原始的刻木記事方法，比結繩記事更進了一步，這些刻畫符號近似于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畫符號，這是一個引人深思的研究課題。

摩梭人文字

瀘沽湖一帶的摩梭人是納西族的一支。瀘沽湖地區(qū)摩梭人的達巴教有悠久的歷史，基本延續(xù)了原始宗教。達巴教的主持既有薩滿的影子，又有祭司的身份（因懂得經(jīng)典）。

達巴教既然有經(jīng)，自然會有卜文、卜書。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楊學政先生2000年在云南省麗江市寧蒗縣永寧鄉(xiāng)溫泉村阿烏達巴家發(fā)現(xiàn)了一本經(jīng)書，這本經(jīng)書被稱為“天書”“算日子的書”，全書共12篇，一篇為30天，每天以一個文字做標記，每個符號有形、意、音，為象形文字。過去學術界一直認為瀘沽湖摩梭人沒有文字，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了象形文卜文、卜書，證明瀘沽湖摩梭人有文字，并且是古老的象形文字。

從民族學資料看，摩梭人最早的文字是由巫覡或祭司發(fā)明的，因為他們就是當時知識的傳人，有保存、傳授、應用各種知識的責任，而這些知識除了口口相傳之外，還需要有一種文字來表現(xiàn)?？傊淖值漠a(chǎn)生、發(fā)展、演變與社會的需要、與原始宗教的需要是密不可分的，如納西族的東巴人發(fā)明了東巴文、耳蘇人發(fā)明了耳蘇文，甲骨文是由商代的大巫貞人發(fā)明的。

摩梭人象形文卜書

摩梭人還有符號式的經(jīng)書，如《祭龍王經(jīng)》，所用符號類似摩梭人壘房子時在上面刻畫的符號。其實漢族地區(qū)的許多巫覡在作法時也常常使用許多種符號，有的符號似文字，有的似圖畫。另一種是用象形文字書寫的歷書。還有一種是繪畫式的經(jīng)書，有些圖畫像12生肖。文字的發(fā)明與巫覡有很大的關系，后來才普及到民眾中去，成為社會公認的文字。^[7]當然，文字也并不全是由巫覡發(fā)明的，只能說原始宗教占卜的文字是由巫覡發(fā)明的，占卜文字，只是全部文字的一小部分，而大多數(shù)的文字，最適用的文字，還是由于社會交流的需要、信息交流的需要、人們生活的需要及感情的需要、歷史事件記載的需要等等而產(chǎn)生的，由廣大人民群眾在生產(chǎn)生活實踐的過程中發(fā)明的，文字的真正主人應該是勞苦大眾。

摩梭人象形文卜書

摩梭人象形文卜書

過去認為摩梭人沒有文字，但從達巴經(jīng)書看，摩梭人已經(jīng)有了文字，起初可能是刻畫符號，后來使用繪畫的形式繪神像、寫經(jīng)書，在此基礎上發(fā)明了象形文字書寫體。至關重要的是，摩梭人達巴經(jīng)書的象形文字具有固定的形、音、意，并附有復雜的宗教意義，已經(jīng)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是一種古老的文字。達巴原始文字形體固定，筆畫簡潔，趨于符號化，這是達巴原始文字的特點之一。然而達巴原始符號只限于達巴占卜用，數(shù)量少，不能組成句子交流思想，從這方面看，達巴的象形文字比東巴象形文字還要原始。

摩梭人達巴經(jīng)書象形文字雖然有差異，但有共性，這說明摩梭文字的原始性和隨意性，也說明這種文字尚處在一種原始的發(fā)展狀態(tài)，更說明原始文字的多樣性和模糊性。原始文字的圖畫形式是隨著原始社會的發(fā)展而變化，這是原始文字的本質所在。我們要尊重原始文字，就要尊重原始文字的多樣性、原始性和模糊性，這樣才可能更接近原有的含意。^[8]

摩梭人象形文卜書

耳蘇人文字

耳蘇人是西番的一支，西番是一個泛稱，包括古羌族、藏族、普米族。耳蘇人自稱“布爾目”，意為“白石”，后轉化為“耳蘇”。耳蘇人原來從事牧業(yè)，善騎射，會養(yǎng)蠶繅絲，是個多才多藝的古老民族。傳說耳蘇人很早就有文字，是耳蘇人的造物主“覺木阿布”創(chuàng)造的。這種文字寫在“沙巴”（神職人員）的經(jīng)書上，后來由于戰(zhàn)亂、水災等原因，僅限于個別“沙巴”才保存?，F(xiàn)在收集到的沙巴書籍有四種，分別是皇歷、算命、抽簽、鬼怪內容的經(jīng)書。其實耳蘇人的文字，在《華陽國志·夷經(jīng)》中就有記載：“先畫天、地、日、月、星辰、城府，次畫神龍，龍生夷及牛馬羊，后畫郡主、夷、乘馬、幡蓋、巡行安邱……夷甚重之。”可見所謂“夷經(jīng)”就是圖畫文字。

耳蘇人十二生肖象形文字

耳蘇人《母虎歷書》狗月

耳蘇人《母虎歷書》牛月

耳蘇人的象形文字流傳下來的并不多，好在沙巴保留下來了一部分，基本字有100多個，變體字有幾百個。如太陽、月亮、星星、風、霧、環(huán)首刀、法器、鬼、陶罐、食品、狩獵等等，都有圖畫文字。這些圖畫文字不論是動物、植物、自然物，還是人類的生產(chǎn)生活用具，都是按事物原有的具體形象繪畫在紙上的。然而，這些字僅僅代表所記對象的名稱，即用該物的本來名稱確定象形字的讀音，如太陽讀“略曼”，月亮讀“哈拍”等。這是耳蘇人文字的主要形式。由于他們所表達的詞意是這些文字的實體，所以音、意一目了然。此外，為了表達一句完整的話，也開始出現(xiàn)了少量的會意字，這種字一般由兩個或3個文字組成，用來表達比較復雜的意思。如：陶罐，耳蘇語稱“扎”，還表示盛水、盛糧食的意思，如果加“—”，為飲酒的竹管插進陶罐中，可引申為飲酒，再引申為祝酒吉祥。^[9]

苗族古文字

苗族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民族。根據(jù)歷史文獻，其祖先可以追溯到黃帝時代的蚩尤，蚩尤為九黎氏族酋長，《逸周書·嘗麥解》說：“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野……執(zhí)蚩尤，殺于中冀?！薄稇?zhàn)國策·魏策》中記載：“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薄妒酚洝の宓郾炯o》記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shù)為亂?！笨芍绲幕顒臃秶喈攺V，廣泛分布在貴州、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廣西、海南島等省區(qū)。

湖南城步石刻苗文

苗族有自己的語言，苗語屬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分湘西、黔東和川黔滇三大方言。由于苗族與漢族長期交往，有一部分苗族兼通漢語并使用漢文。苗族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苗族有自己的圖騰崇拜，實際上仍是自然崇拜的表現(xiàn)，有鳥、楓木、龍、竹、鷹、蝴蝶、盤瓠、神犬等。

苗族有無文字，長期以來是一個歷史之謎。相傳苗族有文字，與古漢字同源，后來又失傳了，所以長期以來，人們認為苗族僅有語言而無文字。但在《峒溪纖志》中有：“苗人有書，非鼎鐘，亦非蝌蚪，作者為誰，不可考也?！睔v史的轉機發(fā)生在20世紀末，一個叫黃周凡的青年在湖南邵陽城步苗族自治縣陡沖村的山上發(fā)現(xiàn)了苗文，直到2011年5月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才確認。湘西苗族借用漢字約600個，多數(shù)為形聲字。

湖南城步石刻苗文

苗　文

邵陽城步苗族自治縣丹口鎮(zhèn)陡沖村苗文

苗文，非常獨特，不同于漢字，也不同于表意符號和刻畫符號，似篆非篆，是一種復雜又古怪的文字，現(xiàn)在尚無法釋讀。

湖南城步苗文的發(fā)現(xiàn)，再一次有力地證明了石刻巖畫、古文字與古代民族的文字有著天然的凝聚力，是保存文物的寶庫。

女　書

“女書”，顧名思義就是婦女使用的特殊文字。實際上，這種文字并不具有普遍性，僅僅流行于湖南省江永縣上江圩一帶?！芭畷庇?00個字，是一種自成體系且能單獨交流使用的單音節(jié)表音文字。之所以特殊，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1.“女書”分布地理環(huán)境特殊。湖南上江圩一帶，四周被南嶺所圍，與瑤族相鄰，交通閉塞，古代屬南蠻，是偏僻之地。而寫“女書”與讀“女書”的人則自稱祖先是從北方遷徙來的，家譜與族譜上有“……考其舊譜吾族出自山東”，并且當?shù)厝吮Ａ糁幾宓娘L俗習慣。

2.“女書”僅在湖南江永縣上江圩一帶婦女中流傳，一般為七言詩、五言詩唱本，多是自傳體和來往信件?！芭畷钡膫鞒惺撬桔邮降摹皢伪叹殹?，僅在婦女中傳播。

3.“女書”形體傾斜，近似“多”字形，又似“菱”字形，不似漢字，也不似甲骨文，倒是與古代楚國的織錦菱形紋有些相似。

女書與甲骨文比較

江永縣女書

4.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記音是語言對文字的基本要求。文字有象形、表意、表音之分。漢語是單音節(jié)語素文字，漢字以形聲字為主，一半表意，一半表音（即形聲字的音符、意符），是漢字書寫系統(tǒng)的特別之處。而“女書”則不是表意文字，而是表音文字，“女書”的偏旁沒有表意的功能。當然，“女書”也不是完全沒有表意文字，只是比較少而已。

5.“女書”實際上是地方的方言文字，“女書”的來歷雖無從考證，但從字體識別其簡單又古老，對“女書”的研究對認識我國古文字的豐富內涵和演變有重要意義。^[10]

水　書

水族是我國西南的一個古老民族。據(jù)《三都縣志》記載，“水書”是水族的一種古老文字，水語稱為“泐睢”，“睢”即水家，“泐”即文字，“泐睢”意為水家的文字或水家的書，簡稱“水文”或“水書”。水書的特點是反過來、倒過去去看，改變原有的字形，因而有“反書”的稱號。

水書由三類文字組成：一是圖畫文字，二是象形文字，三是漢文字。還有一種類似甲骨文和金文的古老文字符號，目前已發(fā)現(xiàn)水書2000多個，其中有部分異體字。除了單體字外，還有段落式表義的圖畫文字。水書是水族先民創(chuàng)造的文字，千百年流傳至今，成為研究水族社會歷史、人文活動、生產(chǎn)勞動的重要資料，被譽為水族的百科全書，是解讀水族悠久歷史的重要資料。

水書的造字方法主要有象形、會意、指事和假借四種，筆畫接近漢字，是兼有多種形式的特殊文字，象形字占多數(shù)。水書僅在民間流行，全憑手工謄寫，因此有不少變體字和異體字，產(chǎn)生了古體、今體和異體字形。

此水書銅錢既有象形文字，也有漢字，漢字鑄文為“大中”，時代應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年）

貴州荔波縣水書象形文字

水書的流傳形式除了手抄本外，還有刺繡、碑刻、木刻、陶瓷等，主要是對花鳥魚蟲等自然界的事物以及一些圖騰物進行描繪，仍保持著遠古文明的基本信息，是研究水族宗教信仰、天文歷法、文學藝術等的“活化石”。

水書的內容主要是用于占卜，分為吉、兇兩類。普通水書叫“白書”，巫術水書叫“黑書”。凡疾病喪葬、婚姻嫁娶、開田建房等重大活動都要請水師（即巫師）看水書擇日而行。水書的目錄可分為閱覽本、朗讀本、遁掌本、時象本、方位本、星宿本等。朗讀本是學習水書的基礎讀本；閱覽本是水書的主體部分，是選擇各種吉日的主要依據(jù)。吉祥類水書有“代旺”“鳩高”“鳩笨”等40多個條目，兇禍類水書有“棱頂”“鳩火”“花消”“都居”等600個條目。

貴州荔波縣明代弘治年間水書木刻本

水書實際上掌握在少數(shù)水師手中，一般人并不認識，但水書對水族群眾的日常生產(chǎn)生活和思想意識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并對他們生產(chǎn)生活有一定指導作用。

總之，水族古文字是屬于表意體系的古文字。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岑家梧教授認為，水書與殷商甲骨文有姻緣關系，其創(chuàng)始地在西北，后輾轉遷徙而傳入黔。

關于水族的來源，較一致的結論是我國南方古代“百越”族中“駱越”的后裔。但水族的水書、歷法、風俗習慣以及復雜的聲韻母系統(tǒng)、水族語言中保留著的大量的中原古音又與中原地區(qū)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尤其是通過DNA鑒定，證明水族先民確實與西北地區(qū)民族有血緣關系。由此，專家分析，大約在公元前11世紀的殷商亡國之后，水族先民開始舉族遷徙，最后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西夏文

西夏于1038年建國，1227年被蒙古所滅，僅立國189年。西夏開國皇帝李元昊“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大慶元年（1037年）令大臣野利榮仁仿漢字“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轉注）創(chuàng)西夏文字。

西夏文字形“體方正，類八分，而書頗重復”。字體有楷、隸、篆、草，字形結構仿漢字，由部首和偏旁組成，多采用漢字的會意法或以類相同法，有的字為表達方便干脆直接使用漢字。所以，細察西夏字，似曾相識，故在《番漢合時掌中珠》中說：“論末則殊，考本則同?！?/p>

寧夏賀蘭山巖畫中有西夏文字：文字、神、文字，證明西夏文人曾對賀蘭山巖畫進行過考證，認為那些人面像巖畫是“神”，許多象形或表意圖形、符號是“文字”，可謂言之有理。同樣，在內蒙古陰山巖畫中也發(fā)現(xiàn)了西夏文字：文字、父母，西夏文人認為古老的陰山巖畫是文字、是父母，表達了對巖畫的無限崇敬和虔誠。

賀蘭山巖畫西夏文字：文字、神、文字

陰山巖畫西夏文字：文字、父母

《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西夏文碑銘》是西夏第四位皇帝李乾順于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所立，該碑高260厘米，寬100厘米，厚30厘米，碑首呈半圓形，面篆額2行8字，其旁各陰刻跳舞的樂人，袒胸著裙，肌肉豐滿。碑身四邊陰刻花紋、云紋。碑文共28行，約1700字，正面是西夏文，背面是漢文。除個別字體剝落外，大多保存完好。碑文記載了當時涼州（今甘肅武威）因地震護國寺傾頹而重修的起因，并刻碑為記。此后，石碑被人們用泥土封閉于寺院墻內，所幸清嘉慶九年（1804年）被武進士張澍發(fā)現(xiàn)而得以重見天日。

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西夏文碑銘譯文（1094年）

敕感應塔之碑文（篆額）

大白高國土涼州感應塔之碑文

喻者師仁典禮司正功德司副圣贊提舉才學言過處信明旺？契訛，喻者師仁內宿神策承旨主勸司正行學侍？同？等言過處學士誠美雙張靈樂？

坎性上古不動雖然為，風起搖擊波浪蕩漾常不絕。正體本于不變雖然為，隨緣染著煩禍沉沉永不息。如化迷愚，六遭輪回眾生得名；圣合塵埃，三界流轉有情生受。上世最安，一一行行往者??；下獄緊苦，千萬趨趨至者稠。悲哀發(fā)悲悲不舍，諸佛世間民庶勸救已出現(xiàn)；無相立相相不稀，摩竭陀國金剛座上正覺成。金口一音演德論，依類悉解，超脫貪癡為師長；化身現(xiàn)德御邪魔，法界普至，育治愚迷是父母。過現(xiàn)未因，六度萬識知最大；解行身端，一世多劫果皆滿。尊靈日住畢，示現(xiàn)涅槃上已入；凡俗福未終，如實舍利真已留。涼州塔者，阿育王舍利分作天上天下八萬四千舍利藏處之中，杏眼舍利藏處。雖是真塔而已毀破。張軌為天子時，其上建造宮殿。彼為涼州武威郡名。張軌孫張?zhí)戾a已受王座，則舍去宮殿。延請精巧匠人，建造七級寶塔。此后寶塔屬為蕃地，常為修治，求福供養(yǎng)，顯現(xiàn)瑞象，是國土柱根處。

契丹文字

契丹之稱始于《魏書·契丹傳》，其族來源于鮮卑宇文部，先祖屬東胡族系。北魏時期，契丹活動于西拉術倫河和老哈河流域。據(jù)《魏書·烏洛侯傳》載：“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隋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麥”；“其俗繩發(fā)，皮服，以珠為飾。民尚勇，不為奸竊”。并且“好獵射，樂有箜篌”，契丹族至唐貞觀二年（628年）各部族聯(lián)合起來建立大賀氏聯(lián)盟，延續(xù)約100年。公元907年契丹部落選舉，耶律阿寶機成為契丹八部首領。

契丹本無文字，在漢族的影響下，借助漢字的文字體系創(chuàng)制了契丹文字。契丹文字的筆畫是仿造漢字的筆畫增減而成，如契丹大字就是由漢字演化而來，是以幾個音符疊成一個音綴，但字體仍是仿漢字合成一個方塊字。契丹小字更是亦步亦趨地仿契丹大字，只是做了改進，化繁為簡，以一個方塊字代表一個音綴，自下而上，連續(xù)直寫。

契丹族所建的遼國，歷時兩個世紀?！段宕鷷酚涊d：“契丹本無紀，唯刻木為信。漢人之陷番者，以隸書之半加減，撰為胡書?！薄稌窌吩疲哼|太祖“制契丹字數(shù)千，以代刻木之約”。《遼史》說：“（神冊）五年（920年）始創(chuàng)契丹大字……詔頒行之?！庇终f，迭刺出使回鶻，“習其言與書，因制契丹小字，數(shù)少而賅貫?！逼醯ば∽质且环N音節(jié)—輔音字母，表音原理來自回鶻，筆畫形式模仿漢字，整理出378個“原字”（字母），字母疊成方塊，適應漢字格式?？梢?，契丹文字仍然受到漢文化的滋養(yǎng)和熏陶，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契丹文字與錢幣

契丹大字

大字創(chuàng)制于920年，脫胎于漢字，約有1000個字。小字是迭刺受回鶻文啟示而創(chuàng)制的。契丹文使用了300多年，1191年后逐漸廢棄，歷元、明、清幾百年來無人認識，直到20世紀20年代才被發(fā)現(xiàn)，文獻主要是石刻碑記。由于研究契丹文的參考資料十分缺乏，幾十年來，只解讀出官職、年號、干支等少量的詞匯，大多數(shù)內容尚未破譯，故被稱為“20世紀之謎”。

契丹數(shù)字

契丹小字《郎君行記》碑文

契丹小字

【注釋】

[1]宋兆麟：《會說話的巫圖——遠古民間信仰調查》，文苑出版社，2004年，第78頁。

[2]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

[3]宋兆麟：《巫與祭司》，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246頁。

[4]呂大吉等：《中國原始宗教資料叢編·納西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2頁。

[5]呂大吉等：《中國原始宗教資料叢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4～107、368～369頁。

[6]《云南志》。

[7]宋兆麟：《會說話的巫圖——遠古民間信仰調查》，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78頁。

[8]宋兆麟：《會說話的巫圖——遠古民間信仰調查》，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78頁。

[9]宋兆麟：《會說話的巫圖——遠古民間信仰調查》，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102～106頁。

[10]趙麗娟：《“女書”的文字學價值》，《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6期，轉引《新華文摘》1990年第3期，第168～1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