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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主體條件

        時間:2023-12-11 理論教育 版權反饋
        【摘要】:客觀深入地考察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條件,既有助于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又有助于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產生的必然性。所以列寧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和革命性相統(tǒng)一的基本特征時,也從創(chuàng)立者的主體條件角度正確地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品質”[15]。

        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產生的主體條件相對于從客體方面已經孕育起來的客觀條件而言,是指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在其人生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所有主觀因素的總和,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以及與之相結合的精神品德和素質能力。更為具體地說,一方面是指階級立場、政治態(tài)度以及相應的價值取向,另一方面是指特定世界觀和方法論所規(guī)定的基本立場、觀點及其思想方法。這兩個方面作為馬克思、恩格斯主觀因素的核心,它們朝著愈益成熟、愈益正確、愈益科學的方向發(fā)展并最終實現世界觀和政治觀“兩個轉變”,既是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成長過程,又為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產生創(chuàng)造著主體條件,因而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從無到有的形成過程??陀^深入地考察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條件,既有助于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又有助于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產生的必然性。

        (一)青年馬克思、恩格斯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社會閱歷及精神品質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從青年學生逐漸成長為進步知識分子的。從學校進入社會之后,他們都自覺地選擇了與工農勞動群眾相結合的道路,知識分子的出身和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人生實踐,使他們成年后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雙重身份。一方面,作為學者具有實事求是、探求真知的理論創(chuàng)新能力和堅持真理、不懼權威的科學精神;另一方面,作為革命家又具有改造舊世界、創(chuàng)建新社會的革命精神。馬克思、恩格斯這種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主體條件,從他們青年時代的社會閱歷和精神品質中能夠十分容易地看出來。

        馬克思在青少年時代不僅勤奮好學、追求真理、才智過人,而且性格剛烈、意志堅定、敢作敢為。從小受家庭、社會和學校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理性主義等啟蒙精神的熏陶和影響,培育起科學、民主、平等、自由等進步思想觀念。他把幸福理解為斗爭,把“懷疑一切”確定為自己的座右銘,把“目標始終如一”看作自己一生的主要特點。他大學畢業(yè)后在《萊茵報》工作期間,堅定地站在民眾一邊,維護農民利益而抨擊反動政府。在《萊茵報》被查封后,他進一步認清了反動政府維護剝削階級利益的本質,更堅定了他站在民眾一邊同反動政府斗爭的決心。由于普魯士政府的仇視和迫害,馬克思只能長期僑居國外,卻仍不改革命者的堅定立場和意志。之后作為世間少有的“世界公民”完全不顧資產階級政府的迫害,參加工人運動,并以學者身份適應無產階級解放斗爭的需要進行深入的理論研究。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發(fā)表重要講話,高度贊揚了馬克思作為學者(科學家)和革命家對無產階級解放事業(yè)和馬克思主義的創(chuàng)立做出的偉大貢獻。他說:“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所建立的國家設施的事業(yè),參加現代無產階級的解放事業(yè),……斗爭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滿腔熱情、堅韌不拔和卓有成效地進行斗爭?!蓖瑫r,馬克思又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科學家。他說:“正像達爾文發(fā)現有機界的發(fā)展規(guī)律一樣,馬克思發(fā)現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馬克思還發(fā)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guī)律?!贝送?,“在他所研究的每一個領域,……他都不是淺嘗輒止。他作為科學家就是這樣”[13]。

        恩格斯評價馬克思兼有科學家和革命家的雙重品質和貢獻,他本人又何嘗不是這樣。恩格斯從小生活在一個具有濃厚宗教思想的資產階級家庭,其民主自由觀念萌發(fā)于中學時代。如列寧所說:“當他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就憎惡專制制度和官吏的專橫。”[14]中學還未畢業(yè),恩格斯就迫于父命從事商業(yè)。但恩格斯無意于經商,在自學和理論思考的同時,利用商場的方便廣泛進行社會交往,密切關注現實社會生活,非常厭惡和反感那些看似慈善的宗教信徒、對勞苦大眾卻窮兇極惡的有錢有勢的達官顯貴。青年恩格斯對文學創(chuàng)作興趣濃厚,文學創(chuàng)作引導他更為深入地思考種種不平等的社會問題,參加青年德意志文學運動,其自由民主觀念越來越強烈。他在同傳統(tǒng)宗教觀念決裂的同時,也把斗爭的矛頭指向了封建專制主義。他深切同情勞苦大眾,以學者的身份分析研究他們遭受苦難的原因,并為此而刻苦自學,在柏林服兵役時還去柏林大學當旁聽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成為青年黑格爾積極分子,參加了同反動思想家謝林的斗爭。這是一場反對普魯士王朝和封建專制制度的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恩格斯既是一名反對宗教謬誤、探索和堅持真理的學者,又是同封建專制政權和一切剝削壓迫制度進行戰(zhàn)斗的勇士。他服完兵役到英國的曼徹斯特以后,又更為深入地鉆研英法空想社會主義,研究和批判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為日后世界觀和政治立場的轉變奠定了堅實基礎。

        總之,青年馬克思、恩格斯都經歷了從學生、學者到革命家和科學家的成長歷程,在他們光輝的一生中實現了科學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統(tǒng)一,這無疑是他們能夠擔當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立重任的主體條件,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一開始就具有科學性和革命性雙重特征的重要原因。所以列寧在分析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和革命性相統(tǒng)一的基本特征時,也從創(chuàng)立者的主體條件角度正確地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品質”[15]。

        (三)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價值觀是馬克思主義最初發(fā)源地

        馬克思、恩格斯在青少年時代所接受的學校教育,都帶有較為濃厚的宗教色彩,這樣的教育雖然在政治上服務于剝削統(tǒng)治階級,在世界觀上遠未達到科學程度,但在人生觀、價值觀上卻是傾向于社會公眾的。當然,由于私有制的現實基礎,使其教育免不了流于道德說教的形式,但在“自由、平等、博愛”等早期資產階級啟蒙思潮影響下,形成像馬克思中學時代那樣的以人道主義為思想基礎的宗教式人類價值觀,將人的價值同人類價值、個人價值同社會價值統(tǒng)一起來,也是一種具有顯著社會意義的積極進步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他們都是從這樣的人生價值觀起步的。

        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學習成績雖不出眾,但語言和寫作能力突出,尤為可貴的是小小年紀就已經領悟到人生真諦,表現出海闊天空般的精神境界,樹立了為人類謀幸福的崇高理想。對馬克思有重大影響的人除了他的父親,還有“慈父般的朋友”路·馮·威斯特華倫等,從他們那里馬克思接觸到了圣西門的學說,開始關注社會問題。在家庭、學校和社會各種文化環(huán)境影響下,馬克思在中學時期就開始形成擁護進步的政治傾向和為人類造福的遠大志向。這樣的思想政治狀態(tài)在馬克思中學畢業(yè)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yè)時的考慮》中已清晰可見,此文明確表示把“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亦即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統(tǒng)一作為選擇職業(yè)的主要指針,他寫道:“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的學者、偉大的哲人、卓越的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的、真正偉大的人物?!薄叭绻覀冞x擇了最能為人類而工作的職業(yè),那么,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作出的犧牲;那時我們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yè)將悄然無聲地存在下去,但是它會永遠發(fā)揮作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sup>[16]顯然,從馬克思的中學畢業(yè)作文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年輕的“普羅米修斯”正在誕生。

        馬克思于中學時代選擇的價值取向在大學時代得到強化。1835年中學畢業(yè)后,馬克思帶著“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崇高理想,踏入了大學校門。在這里,他要為實現這一理想鍛造銳利的思想武器,開始尋求指導自己前進的世界觀,照他的說法,哲學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17],“沒有哲學我就不能前進”[18]。事實上,大學時期的學習和鉆研,使馬克思實現了從情感、意志等素樸的感性層次向理性思維的升華,其結果是從世界觀的理性層面去肯定和強化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取向。馬克思大學畢業(yè)前提交的博士論文系統(tǒng)完整地反映了他當時的哲學觀點、理論建樹和思想內涵,他試圖以哲學來改造世界。在論文中,他引用了埃斯庫羅斯贊譽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為人類“盜火”到人間而寧愿讓宙斯把自己釘在崖石上的詩句,表明自己為改造世界、造福人類而不怕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

        馬克思在大學從法學到哲學的愈益深透的鉆研,既強化了先前已經萌生的革命的人生價值觀,又逐漸形成了與革命民主主義相適合的世界觀。如果說馬克思為人類謀幸福的人生價值觀引導他堅定地選擇了革命民主主義政治立場,那么旨在掌握真知、探索真理的大學學習生活帶給他的則是與其政治立場相適應的哲學世界觀??梢哉f,馬克思后來作為革命家從他確立革命的人生價值觀就開始了,而作為學者或者科學家則是大學期間從世界觀的建立開始的。也就是說,馬克思在中學時代初步建立起來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猶如肥沃的土壤,無論其作為革命家的政治觀念還是作為科學家的真理情懷,都無不是從這塊土壤里生長出來的。正是在這種人生價值觀的作用下,馬克思才能突破資產階級狹隘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像普羅米修斯那樣,為了公眾的利益而選擇犧牲自己的艱辛的人生道路,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偉大的人民革命事業(yè),以自己的學識和科學研究及其理論成果服務于推翻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以自己頑強的革命意志、堅毅的斗爭精神、卓越的膽識和才能,參加、指導和領導反對資產階級的工人運動,滿腔熱情和卓有成效地發(fā)動勞動群眾開展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殊死戰(zhàn)斗。

        與馬克思相比,除了家庭條件有很大不同外,青少年時期的恩格斯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和所接受的學校教育應該是一樣的。由于恩格斯生長在一個宗教傳統(tǒng)根深蒂固的工廠主家庭,從小受到濃厚的宗教虔誠主義氛圍的熏陶,接受自由民主思想顯然不如馬克思那樣直接,但在其人生觀中吸收宗教文化中那些“普世”“濟世”價值觀因素上具有很大的共性,這當然同他們相似的學校教育和當時德國的思想政治“大氣候”有直接關系。青少年恩格斯雖然信仰宗教,但顯然從宗教那里他選擇了那些積極的東西,這樣的思想前提已經被他后來的一生閱歷所印證,不然就無法解釋他此后為什么不喜歡經商、為什么放棄“上等人”的優(yōu)越感甘愿同工人群眾為伍,以及不計個人得失、終身效忠于人民革命事業(yè)等等。另外,在對宗教觀念的自我否定上,馬克思、恩格斯大體上也經歷了相似的思想歷程,這就是從宗教利他主義出發(fā),轉而接受“自由、民主、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并在青年時期積極求學、探尋真知、崇尚真理,努力從世界觀上解除困境、尋求出路。恩格斯雖然比馬克思小兩歲,但卻比馬克思更早接觸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他中學還未畢業(yè)就屈從父命離開故鄉(xiāng)到不來梅學習經商,但他卻把經商當做了解社會的渠道;他不僅廣泛接觸工人,還和憲章運動的領導人取得了聯系;他不僅大量研讀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著作,還處處留意考察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和歐洲已經蓬勃開展的工人運動。當他在不來梅滿腔熱情地投入“青年德意志運動”時,他的人生價值觀已經轉化為現實的政治活動。青年德意志運動雖然從形式上說是一種文學運動,但實際上是反對封建專制及其宗教神學的政治運動。恩格斯參加這一運動表明其已經站在革命民主主義一邊,他匿名發(fā)表《烏培河谷的來信》抨擊宗教虔誠主義的偽善,可以說是他擺脫宗教影響、向封建專制宣戰(zhàn)的重要標志。

        由上可見,當我們追溯馬克思、恩格斯實現“兩個轉變”的思想前提,無不顯示他們革命的人生價值觀的作用。顯而易見,無論政治觀還是世界觀,都絕不是“無中生有”,都必須有相應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引導才會萌發(fā)。而馬克思、恩格斯青少年時代不符傳統(tǒng)的人生價值觀當然不是主觀自生的,它只能來自環(huán)境,來自當時的時代精神——資產階級以抽象人性論為核心的意識形態(tài)。當然,即使是資產階級早期思想家們的“啟蒙”思想,也是因種種客觀因素而是非雜陳的,那么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去粗取精而確立革命的人生價值觀,應該得益于宗教式人類價值觀,它既同抽象人性論相契合,又同利己主義相對立,只要克服宗教普世價值觀由于私有制造成的利己主義偽善,就能夠積極揚棄傳統(tǒng)人生價值觀而使其革命化。不難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并非一般地反對人道主義,而是反對它的抽象性,反對它在私有制條件下的偽善性質。乃至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在創(chuàng)立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自始至終都是著眼于“人道”的,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共產主義作“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描述,到《共產黨宣言》中的“自由人的聯合體”,足以讓我們清晰地看到這一貫穿始終的基本點。反過來,這一基本點也讓我們看到,整個馬克思主義所蘊含的哪怕是包括階級斗爭理論在內的所有“人道觀”,無非是其早期人類價值觀、亦即青年馬克思、恩格斯人生價值觀的哲學升華。僅從馬克思、恩格斯主觀方面而言,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價值觀是馬克思主義最初的發(fā)源地。

        (三)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兩個轉變”是創(chuàng)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前提

        青年馬克思、恩格斯以革命的人生價值觀為發(fā)源地,既形成了革命民主主義政治觀,又接受了青年黑格爾派的世界觀。但這樣的政治觀和世界觀還不能必然產生馬克思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科學社會主義提升、從黑格爾唯心辯證法向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提升,實現這“兩個轉變”,才能最終形成馬克思主義?!皟蓚€轉變”是青年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前提,是形成和產生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主體條件,“兩個轉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過程。“兩個轉變”只能同“兼有學者和革命家品質”的馬克思、恩格斯個人相聯系,在它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中包含著馬克思主義形成的必然性。

        青年馬克思、恩格斯的“兩個轉變”始于投身社會后與勞動階級相結合的人生實踐,參加工人運動的人生閱歷是實現“兩個轉變”的客觀動因?!皟蓚€轉變”既是參加現實斗爭的必然結果,又是深入細致地考察社會歷史和現實、批判繼承優(yōu)秀文化遺產、科學嚴謹地進行理論研究的學術成就;既是同各種時髦的錯誤思潮進行論戰(zhàn)的產物,又是在主觀世界不斷自我否定的思想成果。在1844年夏馬克思、恩格斯巴黎會晤開始共同創(chuàng)立新學說之前,他們都以自己獨特的經歷、方式和道路完成了“兩個轉變”。由于當時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民主主義的政治斗爭是以哲學批判的方式得以開展的。而馬克思一出大學校門,作為思想理論界的精英,勢必投入其中,因而馬克思完成“兩個轉變”,走的是一條“哲學—政治”批判道路——作為青年黑格爾派成員以自己對黑格爾哲學的態(tài)度表現自己的政治態(tài)度及其主張。而恩格斯有所區(qū)別,由于他更早地進入社會,所以他主要是通過“社會—經濟”批判的方式——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的社會狀況和經濟過程而完成“兩個轉變”的。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轉變”的途徑不同,但他們殊途同歸,在大體相同的時候完成了“兩個轉變”,所以當他們1844年在巴黎第二次會面,便有了比1842年波恩第一次會面更多的“共同語言”而志同道合,一拍即合地一起撰文批判“神圣家族”,從此開始他們共創(chuàng)馬克思主義的畢生合作。“兩個轉變”是他們共創(chuàng)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

        單說馬克思的“兩個轉變”。馬克思在柏林大學的主要精力,除了放在學習和鉆研古希臘羅馬哲學和黑格爾哲學上,就是參加“青年黑格爾運動”,在政治上是革命民主主義者,世界觀屬于黑格爾唯心主義。這一點在馬克思畢業(yè)前夕寫的《博士論文》的序言中有真實的體現,他寫給他的“敬愛的慈父般的朋友”“政府樞密顧問”“特里爾的路德維希·馮·威斯特華倫先生”的一段話里,用“令人堅信不疑的、光明燦爛的唯心主義”這樣的詞句肯定“先生”的精神,他寫道:“您,我的慈父般的朋友,對于我始終是一個活生生的明顯證據,證明唯心主義不是幻想,而是真理?!?sup>[19]1841年大學畢業(yè)后,馬克思開始針對黑格爾哲學保守的一面進行批判,他在波恩求職期間協助青年黑格爾派首領布魯諾·鮑威爾寫作批判黑格爾等哲學派別的專著。后來馬克思放棄青年黑格爾派脫離實際的純理論的抽象批判方式,與鮑威爾分道揚鑣,勇敢地投入現實政治斗爭。1842年2月以《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為標志,奏響了馬克思同封建專制制度迎面戰(zhàn)斗的序曲。稍后他開始為《萊茵報》撰稿,同年10月進入該報編輯部,直至次年3月聲明退出該報,在此期間,他圍繞社會問題撰寫了多篇政論文章,猛烈抨擊和無情揭露普魯士政府維護封建專制制度的一系列政策法令。這時,馬克思已經接受了費爾巴哈站在唯物主義立場上批判宗教的影響,他在《萊茵報》為回擊《科隆日報》而撰寫的社論中充分地肯定了唯物主義哲學在反對宗教神學中的作用。此外,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已經清楚地意識到階級矛盾同物質利益和經濟關系直接相關,看到了普魯士國家維護等級特權和有產階級利益的階級本質。他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中指出,這樣的法令“使國家權威變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整個國家制度和各種行政機構“都淪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為左右整個機構的靈魂”[20]。在馬克思出任《萊茵報》編輯期間,德國報刊開展了關于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針對保守派的《奧格斯堡〈總匯報〉》在共產主義問題上對《萊茵報》的攻擊,馬克思作《共產主義和奧格斯堡〈總匯報〉》一文給予反擊,讓我們第一次看到了他對“共產主義”的態(tài)度。這里的“共產主義”其實就是當時流行的空想社會主義,他明確表示因為對其了解甚少而不便評論,但決定對它進行深入系統(tǒng)地研究,因而從“開始研究”的意義上說,此文應該是馬克思由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的起點。種種跡象表明,馬克思的“兩個轉變”是1842年初到次年3月主要在《萊茵報》工作期間開始的,而“啟動”“兩個轉變”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拋棄了青年黑格爾派脫離實際的作風,選擇了走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的人生道路,把哲學理論批判同現實政治斗爭結合起來。毫無疑問,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形成“實踐唯物主義”的唯一入口。

        “兩個轉變”決不像學生在課堂上聽講那樣容易,一邊接受新的知識,一邊甩掉舊的。馬克思的“兩個轉變”是一個在困惑中探求真知,在研究中取得創(chuàng)新的自我否定過程。他必須廓清迷霧,甚至經歷痛苦?!度R茵報》慘遭政府查封,馬克思不得不“從社會舞臺退回書房”[21]。這樣的遭遇倒給了馬克思“痛定思痛”、靜心反思的自由空間?!度R茵報》期間轟轟烈烈的政治斗爭的悲慘結局,完全摧毀了馬克思對普魯士國家及其政府僅存的一點期望,也加深了馬克思對黑格爾法哲學和國家學說的懷疑,現實中有產階級的物質利益對國家的決定作用,幫助馬克思認清了黑格爾把“法”等“國家觀念的要素”弄成主語、把“國家的存在”弄成謂語的唯心主義本質。1843年5月至10月,馬克思在萊茵地區(qū)的小鎮(zhèn)克羅茨納赫同燕妮完婚期間,著手批判黑格爾的法哲學。在短短幾個月里,他閱讀了24位學者的24部著作和8篇學術論文,摘錄了5本筆記,寫作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部著作主要從黑格爾國家觀念的保守性和唯心立場兩個方面進行批判,表達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核心思想。這一核心思想實際上已經把他在《萊茵報》時期的相關認識顛倒了過來。那時,他直接看到的是一系列令人極為不滿的社會問題,認為這些社會問題的根源是封建專制國家,而國家秉承的又是國家意志和理念。如此當然就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亦即觀念決定現實存在。這個“顛倒”正是馬克思從唯心主義轉到唯物主義的具體表現。而“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種認識應該就是后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觀點的雛形,必然從邏輯上支持他改變旨在建立資產階級國家的民主主義政治態(tài)度。

        正是基于“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認識,馬克思一分為二地對資產階級國家進行了辯證分析。一方面,他在同阿·盧格一起創(chuàng)辦的《德法年鑒》上發(fā)表文章,指出資產階級國家廢除了國教,承認信仰自由,把政治權利同經濟特權剝離,實現了政治解放,是歷史的進步。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政治解放還不是人類解放,否定等級特權并非消除階級特權,政治權利的平等不能代替經濟地位的平等,反而要受經濟利益的制約,只有消滅了私有制剝削和階級壓迫,社會人類才能從實際的不平等中解放出來,所以他提出要徹底改造社會,進行共產主義革命。馬克思在《德法年鑒》上發(fā)表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是其早期思想中“人類解放理論”的最高成就,是他完全轉到共產主義的重要標志。所以后來列寧說,1844年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及其這篇“導言”,馬克思“在這里已徹底完成”了“兩個轉變”[22]。

        如果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因費爾巴哈的影響而轉向唯物主義的,那么他們這一個轉變在時間上應該是大體一致的。從1841年9月到第二年10月,恩格斯作為志愿兵在柏林服役,他利用業(yè)余時間到柏林大學旁聽哲學課程,課余參加青年黑格爾派的學術活動,積極投入批判謝林啟示哲學的論戰(zhàn)。就是在這個時候,他接受費爾巴哈哲學的影響,開始轉向唯物主義。他曾經形容他讀了費爾巴哈《論基督教的本質》之后的感受:“我們從沉睡中醒來,壓在我們胸口的夢魘消失了,我們揉揉眼睛,驚異地環(huán)顧四周。一切都改變了?!?sup>[23]同馬克思一樣,接受唯物主義的實際意義就是拋棄青年黑格爾派“坐而論道”的純理論的抽象批判,轉向現實的政治斗爭。從1842年4月開始,恩格斯在《萊茵報》上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普魯士專制制度。他在《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ね氖馈芬晃闹蓄A言,普魯士將重現法國革命的情況,封建專制制度的滅亡不可避免。當然這還不是放棄激進民主主義政治立場,同馬克思一樣,當其關注并維護勞苦大眾利益訴求、走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的道路,才有可能改變革命民主主義的政治態(tài)度。

        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恩格斯服役結束到英國曼徹斯特,在歐門-恩格斯公司的紡織工廠實習經商。在這段時間里,恩格斯深入當時資本主義最發(fā)達的現實社會,既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和資本家的經濟活動,又了解工人階級的經濟狀況及其利益訴求,還積極參加工人組織的活動,并在此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政治進行全面深入的理論研究,歷時近兩年,不僅強化了恩格斯對唯物主義的理解,而且改變了恩格斯的政治立場。同馬克思一樣,作為世界觀的唯物主義同作為社會存在的物質利益原則相統(tǒng)一,從現實的經濟關系透析政治的和觀念的復雜現象,在實現世界觀轉變的同時也實現了政治觀的轉變。從恩格斯在這段時間里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同馬克思一樣,大致在1844年初也完成了“兩個轉變”。例如在《倫敦來信》一文中,恩格斯用物質利益原則分析了英國的托利黨、輝格黨、憲章派等政黨的階級基礎和政治立場。在《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一文中,恩格斯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虛偽性,根據當時歐洲各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廣泛傳播的情況,肯定了共產主義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此文是他明顯轉到共產主義的重要標志。還有他在《德法年鑒》上發(fā)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狀況:評托馬斯·卡萊爾的〈過去和現在〉》,前一篇從經濟上分析和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論證了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后一篇通過批判卡萊爾的泛神論和英雄史觀,初步闡述了唯物史觀的一些重要思想,提出了開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主張。這兩篇文章是恩格斯最后完成“兩個轉變”、成為唯物主義者和共產主義斗士的標志。

        1844年8月28日至9月6日,這10天是影響世界歷史走向的不尋常的日子,恩格斯在回國途中繞道巴黎,第二次同馬克思會面,兩個都已完成“兩個轉變”的人志同道合地走到了一起,思想認識的高度統(tǒng)一使他們攜起手來,在“兩個轉變”的思想基礎上,共同批判包括自己的主觀世界在內的舊世界,他們代表無產階級及其廣大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創(chuàng)造新世界承擔起創(chuàng)立無產階級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重任。此后,他們結合得像一個人一樣,相得益彰、畢生合作,不僅建立了親密無間、牢不可破的同志情誼,而且為人類留下了劃時代的和具有長久生命力的精神財富。后來恩格斯在回顧這一情景時寫道:“當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訪馬克思時,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中都顯出意見完全一致,從此就開始了我們共同的工作?!?sup>[24]他們“共同的工作”就是創(chuàng)立馬克思主義,他們之所以能夠在一起共同工作,是因為他們“意見完全一致”,他們之所以意見完全一致,是因為他們都完成了“兩個轉變”,“兩個轉變”是他們共創(chuàng)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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