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wù)。意氣勤勤懇懇，若望仆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雖罷駑，亦嘗側(cè)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zhí)幏x，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郁悒而與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鐘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仆大質(zhì)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仆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

仆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傷心，行莫丑于辱先，詬莫大于宮刑。刑余之人，無所比數(shù)，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wèi)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jiān)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guān)于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余，薦天下之豪雋哉！仆賴先人緒業(yè)，得待罪輦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jié)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zhàn)，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茍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于此矣。向者仆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阘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呼！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xiāng)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wèi)之中。仆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yè)，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wù)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仆與李一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余歡；然仆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仆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仆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zhàn)十余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賢王，舉引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zhuǎn)斗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血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后數(shù)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仆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敗陷，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于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仆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仆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仆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仆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jié)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guān)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發(fā)、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jié)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于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易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美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陰，王也，受械于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系獄抵罪；終侯誅諸呂，權(quán)傾五伯，囚于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guān)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于鞭箠之間，乃欲引節(jié)，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于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jié)，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仆雖怯懦，欲茍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仆之不得已乎？所以忍辱茍活，幽于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結(jié)，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chuàng)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且負下未易居，上流多謗議。仆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xiāng)黨所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fā)背沾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于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仆之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于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謹再拜。

［賞析］

按清代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的考證，司馬遷此信作于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致信對象為其故友任安。是年，任安被判在戾太子“巫蠱之案”中首鼠兩端，坐腰斬之罪，于當年冬天行刑。此前，任益州刺史的任安曾致信司馬遷，《漢書·司馬遷傳》載：“遷既被刑之后，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彼抉R遷受腐刑在天漢二年（前99年），太始元年（前96年）遇赦出獄任中書令，與皇帝有頻繁接觸的機會，故任安寫信責司馬遷以薦賢之事，亦暗含請其推薦自己進京為官之意。但因種種原因，司馬遷最終未能回信，及至任安身陷囹圄，為不負故友，一吐胸中塊壘，司馬遷才寫下了這封流傳千古的《報任少卿書》。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長信，這是一首浩氣長存的正氣歌。

本文文長1300余字，由六部分組成：首尾兩部分講述復信延遲的原因及復信時的心情；第二部分講述不配“推賢進士”的緣故；第三部分講述為李陵事下獄的經(jīng)過；第四部分講述忍辱受刑；第五部分講述如何完成《史記》。司馬遷是與任安有相同命運遭際的人：在“巫蠱之案”中，任安沒有死罪卻被定死罪；在“李陵之獄”中，司馬遷不該處宮刑，卻被處以宮刑。當時被判刑可以以錢贖罪，司馬遷因清廉沒錢贖罪，任安也因清廉無錢贖罪，二者以清廉之身而被判罪，因清廉而無法贖罪。這些是任安的“私恨”，但同時也是司馬遷的“憤懣”，二人有著近似的命運悲劇。所以，《報任少卿書》是由一個悲憤的人寫給另外一個悲憤的人的書信，“悲憤”是整篇書信的主題：

1．對自己所受宮刑及李陵事件的悲憤。

司馬遷在文中稱贊“慷慨之士”和“倜儻非常”之人，但他又何嘗不以此自許？在秦漢時代，作為一個群體的“士”，對自身高標自置，十分強調(diào)精神的節(jié)操。可能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司馬遷對受“腐刑”感到恥辱之極，認為自己一旦遭此刑罰，便“大質(zhì)已虧”，“在阘茸之中”，至于“無可比數(shù)”，“雖累百世，垢彌甚耳”。他列舉歷史上宦官被人輕視的種種事例，反襯自己受宮刑之后，精神受損害之深，無地自容尚且不論，焉能再“昂首信眉，論列是非”，更不能“推賢進士”，“輕朝廷，以羞當世之士”，激烈的言辭中潛藏著一種不屈和悲憤。司馬遷之所以受此奇恥大辱，乃是由于李陵兵敗投降匈奴一事。李陵投降匈奴，有失民族氣節(jié)，但在當時，他的遭遇又值得同情，其兵敗的主要責任在于漢武帝寵妃李夫人之兄貳師將軍李廣利。司馬遷與李陵并無私交，但他注意到李陵平時的為人，“有國士之風”，臨敵時“出萬死不顧一生”，其情可感。出于公心，司馬遷進言武帝，但不料武帝以為司馬遷的發(fā)言“沮貳師”，即有傷李廣利。于是，最終將李陵一門夷滅，斷絕了李陵的贖罪之路。對李陵的命運，司馬遷也是感到異常悲憤的。

2．對史官地位和封建刑獄制度的悲憤。

司馬遷在文中揭露封建帝王對待史官的態(tài)度是，“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所蓄”，將之視為“近乎卜?！敝g的人物，與倡優(yōu)無異。史官的死亡，對帝王來說，也不過“若九牛亡一毛”，自認負有秉筆直書、獎善勸惡職責的史官，居然在帝王的眼中如此的不堪，這令司馬遷感到異常憤懣。及至入獄，不但史官原有的一點尊嚴不復存在，即便想獲得常人應(yīng)有的權(quán)利也不可得。封建刑獄制度的黑暗，使原本性格慷慨激烈的司馬遷也不免“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他歷舉周文王（西伯）、李斯、韓信（淮陰侯）、彭越、張敖、周勃（絳侯）、竇嬰（魏其侯）、季布、灌夫等人入獄和受刑的事，得出在刑罰、獄官、獄卒的“積威約之勢”的強迫下，這些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有同樣屈身受辱的經(jīng)歷，短時間的奴役催生反抗，但長時間的奴役則會摧毀人的精神意志，讓人淪為順從的奴隸，封建刑獄制度的本質(zhì)功能正在于此，而這對于義氣慷慨、看重士人氣節(jié)的司馬遷來說無異于一場悲劇，這是他對生命感到悲憤的又一緣由。

3．“發(fā)憤著書”及《史記》的寫作情況。

司馬遷認為“腐刑”是奇恥大辱，按照正常的邏輯，應(yīng)當“引決”才是士人本色，但他“就極刑而無慍色”，并沒有像其他志節(jié)激烈的人一樣自殺。這一切源于他對死亡的深刻理解：“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彼撚懈赣H修成史書的遺命，況且歷史的巨大責任感也不容許他這樣做。他以自己的痛苦經(jīng)歷，深刻地理解了古人的苦操奇行。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或在患難中，或以殘廢之身著書的事跡，以及“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的事例，讓他提出了“發(fā)憤著書”的理論。錢鐘書先生曾在《管錐編》中指出，司馬遷的理論有“不周賅”之處，認為“蓋著述之事固出于窮，而亦或出于達?！睆睦碚撋蟻碚f，錢先生的話是正確的，但我們要認識到，司馬遷的“發(fā)憤著書”理論更多來源于一種情緒化的表述，而非一種理性的思考，即以他舉以為例的《呂覽》的創(chuàng)作過程，其實并不是呂不韋“發(fā)憤”的產(chǎn)物，而是經(jīng)過了司馬遷本人情感和意志的改寫，成為自己澆胸中塊壘的工具罷了！在他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后，經(jīng)過“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努力后，“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終于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