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之四十八）

“越人彎弓而射之”一語，參見《孟子·告子下》第三章：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p>

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p>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缎≯汀分梗H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小弁》是《詩經(jīng)·小雅》中的一篇。是一首諷刺周幽王的詩。周幽王先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后又得褒姒，極為寵愛，生子伯服，便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為后，立伯服為太子。于是，放逐太子宜臼，太子宜臼被棄，賦此詩諷刺幽王，敘其哀痛之情。

有個叫高子的學者認為《小弁》是小人之詩，因為太子對父王有怨恨之情。

孟子認為，高子對《小弁》一詩的理解過于偏頗固執(zhí)。他打比方說，這里有個人，如果越國人張開弓去射他，他可以有說有笑的講述這件事，這是因為越國人和他關系疏遠；如果他哥哥張開弓去射他，他會哭哭啼啼地講述這件事，因為哥哥是親人。

周幽王放逐太子，廢嫡立庶是關系天下國家的大事，要是對這種大事還無動于衷，只能說是不孝。所以，孟子認為《小弁》的怨憤之情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這種怨恨之情也可以說是基于對親人的熱愛。

從現(xiàn)有文獻上看，毛澤東最初改寫引用《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等語，大概是1936年底，這也是形勢使然。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fā)表了《中國共產(chǎn)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書中申明了中國共產(chǎn)黨關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準備重新實現(xiàn)國共合作的政策。

當時，共產(chǎn)黨領導的紅軍，經(jīng)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已經(jīng)在陜北根據(jù)地扎下大營。

1933年4月，邵力子被蔣介石任命為陜西省政府主席。1936年毛澤東居住的延安正在陜西省境內(nèi)，用國民黨政府的眼光看，也正屬于邵力子的管轄范圍之內(nèi)。

由于蔣介石當時推行“攘外必先安內(nèi)”的政策，置日寇侵占東北三省于不顧，只想剿滅共產(chǎn)黨和紅軍。在蔣介石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違背，只得打出“開發(fā)西北”“建設西北”的口號，也說一些“剿匪”（指圍剿紅軍）之類的話，對于抵御日寇的事，在報上則三緘其口一概不聞不問。眼看九一八事變快五周年了，陜西省政府也無什么大反應。

毛澤東閱報，了解到這種情況，為宣傳黨的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于同年9月8日，給邵力子寫信，說服他接受共產(chǎn)黨的建議。信的全文是：

力子先生：

閱報知尚斤斤于“剿匪”，無一言及于御寇，何賢者所見不廣也？竊謂《覺悟》時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變。今則時局越作越壞，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國一民族哭矣！安得去舊更新，重整《覺悟》旗幟，為此一國一民族添歡喜乎？共產(chǎn)黨致國民黨書，至祈省覽。語云：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己彎弓而射之，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為河漢乎？“開發(fā)西北”，“建設西北”，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辦法則不可。日本帝國主義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飛機大炮呼聲動地而來，先生欲與之爭“開發(fā)”，爭“建設”，舍用同樣之飛機大炮呼聲動地以去，取消它那一邊，則先生之“開發(fā)”“建設”必不成功，此辦法問題也。談到這個辦法問題，詢謀僉同，國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獨為不可行，是則國共兩黨實無不能合作之理?！度龂萘x》云：“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與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書不盡意。

順頌勛祺！

毛澤東

九月八日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4—55頁）

毛澤東在信的中間部分改寫引用《孟子·告子下》第三章的話：“語云：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己彎弓而射之，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為河漢乎？”

孟子的原話則是：有人于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

孟子的原意：敵人向我射箭，我“談笑而道之”，因為關系疏遠；親人向我射箭，我“涕泣而道之”，因為關系親密。

毛澤東改引此語，“越人彎弓而射之”是指日寇進犯，“其兄彎弓而射之”是指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進攻紅軍。共產(chǎn)黨和紅軍團結御侮共同抗日的言論可謂“垂涕而道之言”。此時斤斤于“剿匪”，卻不言及“御寇”，正如那人“其兄關弓而射之”，自相殘殺，相煎何急？毛澤東力喻往日之非，追求今日之是，闡明了“國共兩黨實無不能合作之理”的正確結論。

邵力子先生收到毛澤東的書信以后不久，12月12日，發(fā)生了西安事變。邵先生贊成共產(chǎn)黨“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的主張，對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都曾起過有益的作用?？箲?zhàn)期間，邵力子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支持《魯迅全集》的出版，準予發(fā)表《毛澤東自傳》，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國家的事情。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后，國共兩黨進行重慶談判，邵力子是國民黨談判代表之一。由于在這次和談過程中為中國的和平做出了貢獻，時年64歲的邵力子獲得了“和平老人”的榮譽稱號。三年解放戰(zhàn)爭中，國民黨戰(zhàn)敗，1949年4月，邵力子作為國民黨“南京政府和平商談代表團”成員赴北平參加談判。談判失敗，6月中旬，邵力子在北平參加了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為主席團成員。10月1日，他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了開國大典。

應該說邵力子在國共兩黨十年分手后的第二次合作中，是做了自己貢獻的，不負毛澤東厚望，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重整《覺悟》旗幟”，認清了天下“分久必合”的歷史趨勢，不失為識時務的俊杰。毛澤東在信中詢問：“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邵先生以后的實踐證明，其合作是“有意”的。邵先生不做兄弟“彎弓射之”的卑劣勾當。

毛澤東根據(jù)需要改用《孟子》本章中的“越人關弓而射之”數(shù)句，痛切陳辭，申明日寇猖獗，國共兩黨實無不能停止內(nèi)戰(zhàn)攜手合作之理。在當時敵寇入侵之時，面對敵人的進攻，則應針鋒相對予以還擊。而痛心的是自己的同胞（指國民黨軍隊）卻倒過槍口，對自己人（共產(chǎn)黨領導的紅軍）進行圍剿，進而表達了共產(chǎn)黨人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