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不懂詩，雖然愛讀，且讀了不少。早先是關注詩中的“本事”，后來是留意詩中的名物，而對于詩作本身的優(yōu)劣實在是缺少鑒賞之眼光的。因此有一種詩體最可以照顧我的興趣，便是紀事詩。紀事詩的閱讀，可以放開詩的藝術不管，而只看它的紀事，我所關心的無論本事還是名物，便都在這“紀事”里邊了。

同長聲兄是多年的老朋友，很早就讀過他的詩，總覺得有聶紺弩之風。詩如其人，用來說長聲兄似乎是合適的。他曠達，幽默，好酒，而這三者又好像是互為因果，以是成就了一種人生態(tài)度，或曰人生境界也可。本來還想說他有名士風，但也是老朋友的陸灝兄曾經為名士下過一個定義，即名士就是不負責任。而長聲兄卻是極負責任的，因此這句話只好放下。

書稱作“新注”固然不錯，卻也不妨稱作續(xù)編，因為“新注”的文體也正類于雜事詩，不過運用得更加靈活，更加宛轉多變。黃遵憲之后一百余年日本的種種變化和若干的不變化，雖然介紹與研究日本的文字之多與黃氏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同樣形式的作品，據(jù)我所知，還沒有一部。我以為這是雅俗交融的一種形式，也可以算是隨筆中的別一體，今卻很少有佳作，以至于教人頗有失傳之虞。而長聲兄于文于詩都可以揮灑自如，久作扶桑居，又能長葆旁觀者的清醒，曾有人形容他同日本的關系是“樂而不淫”，他笑而不答。以詩與文的上佳輔之以“樂而不淫”的態(tài)度，復以曠達，幽默，好酒之“三寶”，凡此種種，成就了“日本雜事詩新注”的好。

（《浮世物語——日本雜事詩新注》，李長聲著，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