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相交的前后10年中，中國經(jīng)歷了甲午海戰(zhàn)慘敗、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lián)軍燒掠北京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表明中華民族已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時刻。對這種歷史變化，梁啟超從民族的角度有過這樣的描寫：“（中國民族）為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沖擊，為19世紀狂飆飛沙之所驅突，于是穹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jù)地，遂催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得不經(jīng)營慘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過渡之道?！?sup>[1]梁啟超在這兒講的“過渡之道”即民族的危亡時刻，是中國民族發(fā)展的又一個歷史轉折點。

在民族危機、邊疆危機的社會背景下，梁啟超開始了民族史研究，目的在于激活中國人的民族自覺意識，激發(fā)愛國精神。1901年，梁啟超在《清義報》第90、91冊上撰文闡發(fā)中國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1902年，在《新民》雜志第2至4號上發(fā)表了《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一文，鼓吹在民族競爭的大勢下，中國民族必須奮起，鼓起民族主義的精神，去爭奪地球上的地位；1903年，在《新民》雜志第32號，發(fā)表了論文《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較為系統(tǒng)地介紹了民族的基本概念，解讀了民族之所以成為民族必須要具備的基本條件；1905年，在《新民》雜志第65、66號上發(fā)表了論文《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文中討論了民族源流問題、民族關系問題。至此，梁啟超的民族史學的理論框架、研究范式等已基本確立。

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已構建起了中國民族史的學科，并在大學講壇上發(fā)表他自己對中國民族史學科中中國古代民族的族屬源流、語言系屬、分布變化等的見解。梁啟超的博識宏論，為中國民族史學科的發(fā)展起到了開拓性的作用。1923年4月，《史地叢刊》連續(xù)兩期發(fā)表了他在清華等大學的演講稿，題為《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這篇2萬余字的論文，可以看作是最早的一部中國民族史講授綱要，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民族史的研究相當深入且超過他以前的學者，中國民族史學科從此走上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學科發(fā)展之路。

一

作為一位走在學術前沿的學者，梁啟超在研究民族史時，對民族的定義概念格外關注。梁啟超認為伯倫知理以前的學者往往把民族和國家相混，所以伯倫知理才給民族下了定義，認為：“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發(fā)生之結果也。民族最要之特質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非同居不能同族也，后此則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異族而雜處一地。此言其朔耳）。（二）其始也同一血統(tǒng)（久之則吸納他族，互相同化，則不同血統(tǒng)而同一民族者有之）。（三）同其支體形狀（四）同其語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風俗。（八）同其生計?！?sup>[2]對此，梁啟超認為“有此八者，則不識不知之間，自與他族日相閡隔，造成一特別之團體，固有之性質，以傳諸其子孫，是謂之民族”^[3]。對民族之所以成為民族的要素，梁啟超特別強調語言、風俗、民族性，即“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語風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質”^[4]。因此，梁啟超認為即使是同源堯祖的民族群體，當遷居到遙遠之地，與母國民族長久分離，必然在語言、風俗、宗教上產(chǎn)生變異，這時可能已經(jīng)成為另一個單一民族了，他說：“北國之先（指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其所自出，可不得考，史家或以為亦神祖黃帝之支裔。雖然，既竄于異域，與母國殊其語言，殊其風俗、殊其宗教，則已不得謂之為同一民族?！?sup>[5]顯然，梁啟超認為語言、風俗、宗教應該是民族識別的重要因素。

隨著梁啟超對民族及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形成了比較系統(tǒng)且符合中國民族形成發(fā)展歷史與現(xiàn)實的民族概念。梁啟超認為在民族概念諸要素中，民族意識最為重要，他說：“血緣、語言、信仰，皆為民族成立之條件，然斷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徑指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識’之發(fā)現(xiàn)與確立。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而自覺為我?！?，日本人；我，中國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于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sup>[6]梁啟超將民族意識總結為“對他而自覺為我”是十分準確的。

此外，梁啟超還從中國歷史上的事例來進一步論述民族意識，他認為春秋時楚國人說：“我，蠻夷也?！闭f明當時楚人還是具有獨立民族意識的民族群體，而到了戰(zhàn)國時已融入華夏，喪失了楚人的民族意識，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接著梁啟超又舉例：“南越王佗自稱‘蠻夷大長’，此即漢武帝時，廣東人尚未加入中華民族之表示。及魏晉以后，粵人皆中華民族之一員也。滿洲人初建清社，字我輩曰漢人，而自稱旗人，至今日則不復有此稱謂，有此觀念，故凡滿洲人，今皆為中華民族之一員。反之，如蒙古人，雖元亡迄今數(shù)百年，彼輩猶自覺為蒙古人，而我為漢人，故蒙古人始終未嘗為中華民族之一員也。”^[7]梁啟超所謂的民族意識，也稱為民族共同心理素質，指各民族在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凝結起來的，表現(xiàn)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心理狀態(tài)，它是在民族共同地域、共同經(jīng)濟生活以及歷史特點的基礎上形成的，這種民族意識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具有很大的穩(wěn)定性。有些民族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jīng)濟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語言等特征都發(fā)生了變化，但只要民族意識存在，民族就依然存在。因此，百年以前梁啟超就有如此的學術思想，實在是令人欽佩的。

除對民族概念進行深入的闡述外，梁啟超還對民族與種族，民族與國民的關系及其異同做了分析，他認為民族與種族是不能等同的，“種族作為人種學研究之對象，以骨骼及其他生理上之區(qū)別為標識。一種族可析為無數(shù)民族，例如條頓種族析為英、德等民族，斯拉夫種族析為俄、塞等民族。一民族可含無數(shù)種族，例如中華民族含有羌種族、狄種族，日本民族中會有中國種族、倭奴種族”^[8]。盡管梁啟超在使用“種族”這一概念時與今天所指有差異，甚至是不太準確的，但他對民族與種族的區(qū)別思想?yún)s是十分正確的。

對于民族與國民的區(qū)別，梁啟超認為國民是法律學的研究對象，“以同居一地域，有一定國籍之區(qū)別為標識。一個民族可析為兩個以上之國民，一國民可包含兩個以上之民族，例如今中華國民，兼以蒙、回、藏諸民族為構成分子”^[9]。

二

在中國民族史研究中，研究對象為從古至今已經(jīng)消失和還存在的民族及其發(fā)展歷史，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對這些民族如何分類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梁啟超的民族分類值得重視，其在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學術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1905年梁啟超在《新民》雜志上發(fā)表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認為中國民族從總體上可以分為九個派系，第一是華族，其他八個派系為苗蠻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吳越族、閩族、百粵族、百濮族。這些民族“皆組成中國民族最重要分子也”^[10]。

1923年，梁啟超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對中國民族的派系劃分又有了新的看法，他將中國民族分為八組：諸夏組、荊吳組、東夷組、苗蠻組、百越組、氐羌組、群狄組、群貊組。各組之下又包含一些民族，因此，梁啟超的“組”相當于“族系”的意思。現(xiàn)評析如下：^[11]

諸夏組。諸夏組最早的核心是神話時代許多文化相近的部落，到舜、禹時，民族意識確立，開始有聯(lián)邦的結合。從夏、商到戰(zhàn)國時期，華族也有了空前的發(fā)展，廣泛吸收周邊民族，分布區(qū)則“除云南、廣東、福建三省，中國本部，皆為諸夏范圍矣”。

東夷組。東夷在古代又有九夷的稱呼，所以東夷實際上含有眾多民族。梁啟超認為東夷在春秋前后最著名的民族有萊夷、淮夷、徐戎（按，顯然梁啟超把他早期的徐淮組又重新分為東夷組，徐、淮二夷包含于其中）。萊夷分布在山東半島的登州、萊州、青州，在戰(zhàn)國時融入華夏族；淮夷歷史較為悠久，在《禹貢》《書·費誓》《詩·江漢》中有記載，漢朝以后融入漢族。所以，東夷組的民族是漢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

荊吳組。梁啟超的荊族實指楚族，而吳指春秋的吳國之民。對楚與吳是否是同一族系，梁啟超也仍然拿不準，他認為：“吳俗斷發(fā)文身，其族系與楚較近，尚難斷定?！睂嶋H上吳族即越系民族之一，春秋以后與楚族一同融入華夏族。

苗蠻組。對苗蠻組梁啟超說：“苗、蠻族種類甚多，今在滇、黔、桂諸省者，細別不下數(shù)十族，今學者研究之結果，區(qū)為三大系，曰苗，曰擺夷、曰倮倮。”對苗蠻組的分類，梁啟超大約主要是著眼于分布區(qū)域，因為苗、擺夷（今傣族）、倮倮（今彝族）主要分布在西南，但族屬類別上是有區(qū)別的，他們分別屬于漢藏語系的苗瑤語族、壯侗語族、藏緬語族的民族。關于苗蠻組的民族融合問題，梁啟超有一個看法是十分正確的，即認為漢民族中融合了大量的苗蠻民族。

百越組。梁啟超認為百越組其內(nèi)部也是種類繁多，有越、甌越、閩越、南越、山越。^[12]這是對的，但他又補充道：“從人種上觀察，百越與群蠻，可云同系，故或亦合稱苗、越?！边@一觀點較為片面，因為苗蠻組中只有擺夷屬百越組。

氐羌組。梁啟超對氐羌組的劃分是最細的，分為秦系（秦國之民，后融入華夏）；巴庸系，巴即巴人，庸即《尚書·牧誓》中的庸國之民；蜀系，秦漢以后融入漢族；狹義的羌系，內(nèi)部又有蔥茈羌、婼羌、宕昌羌、鄧至羌、黨項羌等，這些羌中的許多人也融入漢族；狹義的氐系，唐以后全融于漢族；狹義的氐羌族最初入中國者，主要指春秋時的姜戎；徼外之氐羌，主要指明清時期四川松藩至雅安一帶的羌系民族。在論述氐羌組各系后，梁啟超有一段總結性的歸納，至今仍為學術界贊同，并多沿此說：“氐、羌組在歷史上曾建設四大國，一曰漢時之月氏，似與春秋之陰戎同系，本居敦煌，為匈奴所迫西遷，度蔥嶺，曾征服中亞細亞及印度，惟與中國交涉甚少；二曰六朝時之吐谷渾，國王雖為鮮卑人，其所統(tǒng)部皆氐、羌族，唐時滅于吐蕃，其地即今青海也；三曰唐時之吐蕃，當其全盛時，東向與中國為敵國，在今則為我藩屬之西藏；四曰宋之西夏，即前文所謂黨項羌之遺胤，元以后全入中國。”

群狄組，在群狄組內(nèi)部梁啟超又分為匈奴、東胡、雜胡、其他諸異族等四大類，而其中的東胡、雜胡等之下又分為若干族。

先看東胡，梁啟超將之分為漢以前之東胡、烏胡、鮮卑、契丹、渤海及女真、滿洲。他認為：“東胡民族全部變?yōu)橹腥A民族之成分，吾齊但感覺吾族擴大之足為慶幸云爾?！?/p>

再看雜胡，梁啟超認為所謂雜胡，“大抵皆突厥民族”，其主要者“曰柔然、曰突厥、曰回紇”。

對于與中國民族有密切關系的烏孫、塞種、波斯人、阿拉伯人、猶太人等，梁啟超將他們列入其他異族，并認為這些民族在與中國民族的交往中，也有一些成分加入到中國民族之中。

梁啟超對民族的分類一方面反映了他對中國民族的歷史發(fā)展能從總體上認識與把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對中國各民族之間相互關聯(lián)性的深刻洞察。從科學的角度看，這種分類既是一種理論，又是一種方法，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中國民族史研究的一種基本范式，長期以來被學者們在研究民族源流史、民族融合史、民族關系史時所采用。

三

漢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人口眾多，歷史悠久，但在中國歷史學中，卻常常忽略對漢民族的研究，因此，梁啟超是較為系統(tǒng)地研究漢族源流的學者之一。在梁啟超早期的論著中，常用“中華民族”來指“漢族”，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他曾說：“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遍通俗所謂漢族者?！?sup>[13]

梁啟超首先認為研究漢族應先解決漢族自古是由一個單一民族發(fā)展而來，還是由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問題。對此，梁啟超指出：“現(xiàn)今之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數(shù)民族混合而成?！?sup>[14]這是典型的多源合流論，梁啟超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發(fā)此宏論，不僅需要學識，更需要驚人的勇氣。對于組成中華民族的多源，梁啟超認為：“先秦以前，分宅中國本部諸族，除炎黃一派之華族（謂中華國民族也，以下皆省稱華族）以外，凡得八族?！?sup>[15]這八族分別是苗蠻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吳越族、閩族、百粵族、百濮族。對這八族梁啟超從民族融合的角度這樣認為：

苗族：上古時苗族與華夏民族就有交涉，幾千年來一直獨立發(fā)展。

蜀族：蜀族最早與華夏族交往是在黃帝時代，當時黃帝元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女，生高陽帝，此后又長期阻隔，一直到秦惠王用司馬錯滅蜀，蜀族分布之地并入中夏，漢以后蜀族全部漢化。

巴氐族：與蜀非同族，而是世仇，漢以后稱為廩君蠻、板楯蠻，另稱為氐族，南北朝時衰落。

徐淮族：也稱東夷族，先秦時與華夏有過頻繁接觸，到秦一統(tǒng)天下，漸漸同化到漢族之中。

吳越族：吳越族分布在徐淮族的南邊，與華夏族有源流關系，是吳泰伯之后。

閩族：漢武帝平閩越后徙其人于江淮間，后多融于漢族。

百粵族：五嶺之南的眾多民族被稱為百粵。

百濮族：主要分布在西南，幾千年來只有少量融入華夏。百濮與百粵有一定的血緣關系。

從今天的角度看，梁啟超的上述論點似乎不太精確，但在當時點點皆是創(chuàng)新，因為他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特別是他在分述八族以后的總結更是值得重視：“前所列八族，皆組成中國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其族當邃古時，或本為土著，或自他地遷徙而來，今不可考，要之自有史以來即居于中國者也。而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于中華民族，無復有異點痕跡之可尋，謂舍諸族外更無復華族可也。若其近古以后，灼然見為外族，其大部分今猶為異種，而小部分溶化以加入華族者，亦有可指焉?！?sup>[16]

以上是梁啟超在1905年3月、4月間發(fā)表于《新民》第65、66號的文章《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代表了梁啟超當時的學術水平和理論水平。1923年，他在《史地叢刊》上發(fā)表《中華民族之成分》時，充分顯示了梁啟超在中國民族史學科建設上已大有建樹，認識比之以前，越來越趨近于中國民族發(fā)展的歷史事實。如對中國民族起源于何地的問題，1903年他的看法是：“我中國主族，即所謂炎帝遺胄者，其果為中國原始之住民，抑由他方移植而來？若由移植，其最初祖國在何地？此事至今未有定論。吾則頗祖西來說?！?sup>[17]這顯然是受了中國文明西來說的影響。但到了1923年，梁啟超對中國民族史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更高的階段，對中國民族史的研究更加具體深入，接近歷史事實，所以對中國民族起源于何處，他認為并非“西來”，對“華人西來說”進行了有理有據(jù)的友好反駁。首先梁啟超認為中國民族到底是在本土起源還是外來，在中國學術界本不是問題，但國外學者眾說紛紜，本不足信：“中華民族為土著耶？為外來耶？在我國學術界上，從未發(fā)生此問題。問題之提出，自歐人也。歐人主張華族外來者，亦言人人殊?；蜓宰灾衼喖殎?，或言自米梭必達美亞，或言自于闐， 或言自外蒙古，或言自馬來半島，或言自印度，或言自埃及，或言自美洲大陸?！睂Υ耍簡⒊貞溃骸拔嵋詾樵诂F(xiàn)有的資料之下，此問題只能是懸案。中國古跡之所記述，既毫不能得外來之痕跡，若摭拾文化之一二相同點，攀引淵源，則人類本能，不甚相遠，部分的暗合，何足為奇！吾于華族外來說，亦曾以熱烈的好奇心迎之，昔諸家所舉證，未足以起吾信耳?！?sup>[18]

在對中華民族的源流問題進行研究后，梁啟超在1923年還提出了中華民族起源的多元問題，認為中華民族的主干是多元構成的，雖然不能明確知道費孝通的“多元一體”理論是否受到梁啟超理論的啟發(fā)，但不可否認梁啟超的理論給了后人極大的影響。

在1923年4月發(fā)表的《中華民族之成分》一文中，梁啟超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中華民族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耶？抑自始即為多元的結合？”^[19]梁啟超通過對上古史的考察后認為中華民族在形成過程中從一開始就是多元的，他說：“我中華族，本已由無數(shù)支族混成，其血統(tǒng)與外來諸族雜糅者亦不少。”接著他又進一步論證：“故知古帝王之所自出，實無從考其淵源，揆度情理，恐各由小部落崛起，彼此并無何等系屬。蓋黃河流域一片大地，處處皆適于耕牧，邃古人稀，盡可各專一壑，耦俱無猜，故夏、商、周各有其興起的根據(jù)地……諸部落以聯(lián)邦式的結合，在‘群后’中戴一‘元后’，遂以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干?！?sup>[20]

此外，梁啟超還從“諸夏”概念中的“諸”字來分析多元問題，即“吾族自名曰‘諸夏’以示別于夷狄。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識自覺之表征?！摹谝浴T’，抑亦多元結合之一種暗示也”^[21]。從傳說中的古代帝王都城不在相同的地方，即神話時代的包犧、神農(nóng)生活在黃河下游，而有史之后的堯、舜、禹三帝，反而居住在山西，這些也都暗示著中國文化并非一元的發(fā)展。梁啟超的這種中華民族多元起源理論，在當時黃河流域是唯一起源地的一元說占統(tǒng)治地位的時代，是具有時代創(chuàng)新意義的。

而對于整個中國的民族，梁啟超也認為是多元的，是多元的民族構成中國民族。多元民族為：中華族（指漢族）、蒙古族、突厥族、東胡族、氐羌族、蠻越族。對上述各族的形成與發(fā)展，梁啟超有如下的分析：^[22]

中華族是由多元構成的，其血統(tǒng)與外來諸族雜糅者不少。

蒙古族有狹義和廣義之區(qū)別，狹義的蒙古族專指建立元代的蒙古族；廣義的蒙古族應指歷史上東胡系統(tǒng)的山戎、烏桓、鮮卑、吐谷渾、奚、契丹、室韋、韃靼等。故廣義的蒙古族是多元的。

突厥族與今歐亞間的土耳其同源，與歷史上的匈奴、柔然、鐵勒、回紇等同族源，中亞和中國新疆、甘肅、云南的回回就是突厥族系。

東胡族也有狹義和廣義之區(qū)別，廣義與蒙古族有關，而狹義的東胡則專指分布在東北和朝鮮半島的肅慎、挹婁、勿吉、靺鞨、高句麗、渤海、女真等。^[23]氐羌族有漢之月氏，唐之吐蕃，宋之西夏（按，當為黨項羌），元之烏斯藏，明之西蕃。

對蠻越族，梁啟超列舉了幾乎中國南方的絕大多數(shù)民族，將他所列舉的民族統(tǒng)歸一系是不妥的，至少應包括今天的苗瑤語族民族和壯侗語族民族在內(nèi)才對，而且應分為兩個大的部分。

四

民族融合是民族史研究的又一個重要內(nèi)容。對此，梁啟超也格外關注，他當時將我們所說的融合稱為化合，認為民族化合可以極大地推動民族的發(fā)展。他說：“凡一民族之組成分子愈復雜者，則其民族發(fā)展之可能性愈大……我族亦循此公例，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擴大之途中，故精力所雖甚多，然根柢亦因之加厚。”^[24]中華民族就是在不斷融合異民族的過程中發(fā)展壯大的，當然，這也不是一個短時期完成的，而是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甲時代所謂夷狄者，乙時代已全部或一部編入諸夏之范圍，而同時復有新接觸之夷狄發(fā)現(xiàn)，如是遞續(xù)編入，遞續(xù)接觸，而今日碩大無朋之中華民族，遂以成立”^[25]。這一論斷可以認為是漢民族形成的“滾雪球”理論的最初源頭。

關于中國民族融合的途徑，梁啟超認為有很多種情況：^[26]

“其一，寇暴內(nèi)地，留而不歸，后遂散為齊民。”即指入主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在漢文化的影響下融入漢族。

“其二，華人投入其族，撫有其眾，因率以內(nèi)附。例如桓云敗后，其子誕亡入蠻中，為太陽蠻首，率萬余落附魏?！?/p>

“其三，（少數(shù)民族人口被）略賣，為奴婢，漸孳殖成偏氓?！睔v史上有漢代的“僰僮”，唐代的“僚奴”最后都融入漢族。

“其四，歷代用兵征服，強迫同化?！?/p>

在上述理論中，梁啟超提出了一個很新的概念（對當時而言）“強迫同化”。所謂強迫同化是一個民族利用暴力或特權強制別的民族放棄自己的特征而成為它的一部分。在中國歷史上強迫同化的情況也很多，例如漢族政權在征服其他民族后“以政治手段支配之，感化之，使其逐漸同化，如對于氐、羌、苗、蠻屢次之改土歸流是”。此外，“用政治上之勢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勢力范圍內(nèi)，使我族同化力得占優(yōu)勢，向其地發(fā)展”^[27]。

與強迫同化相對的是自然同化。自然同化一般表現(xiàn)為民族之間進行交往時，一個民族或其中的一部分自然吸收另一個民族的文化（本處指廣義的文化），逐漸改變，直至最后完全喪失自己的民族特征，變成了別的民族，整個過程是自愿的，自然的漸進發(fā)展，沒有借助任何暴力。對此。梁啟超認為在中國民族的同化過程中，也存在自然同化，具體表現(xiàn)為：^[28]

其一，各少數(shù)民族以平等交往的形式和漢族接觸，最后融合于漢族。

其二，我族戰(zhàn)勝他族（政權），徙其民入居內(nèi)地，使其濡染我文化，漸次同化，漢徙百越于江淮，漢魏徙氐羌于三輔，唐徙突厥于塞下便是此例。

在自然同化和強迫同化之外，梁啟超還列舉了一些民族融合的特例：^[29]

其一，“他族征服我族，經(jīng)若干歲月之后，遂變?yōu)槲幕现徽鞣摺Ｈ珲r卑，女真、滿洲諸朝代是”。

其二，“他族之一人或一部落，以歸降或其他原因，取得中國國籍，歷時遂變?yōu)橹袊?，如漢之金日磾，晉之劉淵，唐代大多數(shù)蕃將皆是”。

其三，“緣通商流寓，久之遂同化于中國（按指漢族）”。

在討論了民族融合的相關問題之后，梁啟超又討論了另一個值得重視的理論問題，即為什么漢民族在民族融合過程中常處在融合的主體地位，很少有漢族被其他民族大量融合的情況，他認為有以下原因：^[30]

漢族在地理上有區(qū)位優(yōu)勢和文化影響力，即“我所宅者為大平原，一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確立，則凡棲息此間者，被其影響，受其函蓋，難以別成風氣”。

漢族有交際功能極廣泛的漢文和漢字，由于被周邊民族廣泛使用，所以漢族不易被他族同化，即“我所用者為象形文字，諸族言語雖極復雜，然勢不能不以此種文字為傳達思想之工具。故在同文的條件下，漸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

漢族有博大的包容之心，歡迎異族人口和異文化的加入，即“（漢族）夙以平天下為最高理想，非惟古代部落觀念在所鄙夷，即近代國家觀念亦甚淡泊。懷遠之教勝，而排外之習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歡迎新分子之加入”。

中國地廣人稀，各民族有廣闊的生存空間，相互之間“交互徙置，徙置之結果，能增加交感化合作用”。

漢族是一個愛和平，講中庸之道的民族，“對于他族雜居者之習俗，恒表相當?shù)淖鹬?，（所謂因其風，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坐是之故，能減殺他方之反抗運動，假以時日，同化自能奏效。”

漢族還通過與其他族的通婚，來“促進彼我之同化”。

漢族周邊的強大民族入主中原后，“自然為我文化中樞地，漸變其質”。

在民族關系史的研究中，有民族融合就必然有頻繁的民族交往，這個交往便是民族關系，所以梁啟超對民族關系也有深入的研究，最為突出的地方是他從世界民族交流的角度，對東西方民族的交流做了總結，認為世界的進步，是需各民族進行交往的。但和西方民族相比，西方民族是民眾自身要求與異民族交流，而中國則是君主好大喜功，意氣用事，根本不顧國情和人民的意愿，頻頻向外擴張，如漢武帝與外民族的交往不以經(jīng)濟文化為重，而是以政治為重，在于個人的好惡，故中國和中亞民族的交往雖多，利不在己，反成累贅，“即如漢武者，豈非不世之雄主哉？彼其憤于匈奴之嫚辱侵暴，賭全力以雪之，以民族排外之思想，固亦嘗有不得已者存；未及末流，乃不啻絞內(nèi)地民庶之脂膏，以奉事小夷，利害之顛倒甚矣”^[31]。正因為此，漢文帝、漢景帝積累起來的社會財富也因之耗費殆盡！以他們這種方式進行民族交往，發(fā)展民族關系是應當否定的。

五

綜上所述，梁啟超是中國民族史研究和學科建設的開拓者。他首先提出了中國民族史的學科概念，并在1900年前后至1923年前后的時間里，不斷研究、不斷總結、不斷調整自己的學術觀點，使之更加符合中國民族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最終形成了公認的中國民族史學科，從而豐富了中國史學的內(nèi)容，同時也顯示出梁啟超的史學研究是以民族史為中心的。他在1901年發(fā)表于《清漢報》的《中國史敘論》中說：“泰東（按，指東亞）之主動全在中國，故泰東史中中國民族之地位，一如世界史中阿利楊（今譯為雅利安）民族之地位。”^[32]接著又進一步指出：“民族為歷史之主腦，勢不可以其難于分析而置之不論?！?sup>[33]其后，在1902年發(fā)表于《新民》雜志的《新史學》一文中又進一步深化歷史研究以民族史為中心的思想，他說：“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xiàn)象也……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xiàn)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fā)達與其競爭而已，舍人種則無歷史?！?sup>[34]最后，他以對民族史研究的高度重視，指出：“敘述數(shù)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敘述數(shù)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sup>[35]這是多么精辟而深刻的見解！

正是在歷史研究應該以民族史研究為中心的學術思想指導下，梁啟超的中國歷史時代劃分也突出歷史研究以民族史為中心的精神，他認為，中國歷史發(fā)展可以分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個時代。上世史要研究中國民族如何發(fā)展、如何競爭；中世史要研究對外中國民族如何與亞洲各民族競爭，在內(nèi)部中國各民族如何發(fā)展；近世史要研究中國民族聯(lián)合亞洲其他民族如何與西人競爭等問題。

行文至此，可以將梁啟超的民族史學思想小結如下，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第一，把民族史研究作為中國歷史學研究核心的史學觀。

第二，中華民族多元起源與發(fā)展的民族史學觀。

第三，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中國歷史的民族平等觀。

總之，梁啟超對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學術影響和對中國民族史學科建設的貢獻將永載史冊。

原載《學術探索》2007年第3期

【注釋】

[1]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1頁。

[2]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頁。

[3]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頁。

[4]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52頁。

[5]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4頁。

[6]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頁。在梁啟超早期的行文里中“中華民族”常常是專指漢族，這是必須注意的。

[7]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頁。

[8]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頁。

[9]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1頁。

[10]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5頁。

[11]以下內(nèi)容主要參考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7～3229頁的內(nèi)容，故不再一一作注。

[12]百越組中的越，指春秋時的越國，在戰(zhàn)國時融入華夏。甌越及閩越在漢代被遷到江淮間融入漢族。南越屬百越系統(tǒng)是對的，但梁啟超將之稱為擺夷則值得商榷，實際上擺夷為滇之后，同是百越中的支系。山越和南越一樣，最后幾乎都融入漢族。

[13]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8頁。

[14]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0頁。

[15]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0頁。

[16]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5頁。

[17]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8頁。

[18]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頁。

[19]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2頁。

[20]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頁。

[21]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頁。

[22]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4頁。梁啟超的民族分類雖有諸多不妥，但其認為中國民族多元構成，各民族多元形成的思想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23]梁啟超的這一觀點與今天的觀點出入較大，現(xiàn)在學術界普遍公認東北民族有三系即東胡系、肅慎系、穢貊系，而他所列的民族多屬肅慎系。

[24]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5頁。

[25]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5頁。

[26]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9頁。

[27]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0頁。

[28]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0頁。

[29]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0頁。

[30]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0頁。

[31]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0頁。

[32]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頁。

[33]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頁。

[34]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2～1634頁。

[35]梁啟超：《飲冰室文集》（點校本），吳松等點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