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捆的是誰呀！”楚王故作驚訝地站起來問。

“稟報大王，是齊國人——盜賊?！毙」仝s忙回答。

這是晏子代表齊國出使楚國的時候，楚王演的一場“戲”上的一幕，在《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中有記載。晏子名晏嬰(？～公元前500)，字平仲，是春秋時代齊國的一個智慧過人的官——大夫。

原來，晏子到楚國以后，楚王設宴款待。酒過三巡，只見兩個小官綁著一個犯人走進宴會大廳。這時就有了前面的對話。

“齊國人都善于偷東西吧？”楚王轉過頭，看著晏子，得意地說。

“我聽說，橘子生在江南，就結出橘子；移到江北，就長成枳實，雖很相似，但果實味道卻大不相同。這是什么原因呢？因為水土的差異。老百姓在齊國從來不會偷東西，到了楚國卻會偷，請問這是不是楚國的水土使人善于偷盜呢？”晏子站起身來，“借刀殺人”、反唇相譏。

楚王和晏子的話，從邏輯上講，都犯了以偶然性代替必然性和以個別代替一般的錯誤。不過，晏子所說的“橘逾淮為枳”，卻說明了“環(huán)境對事物的發(fā)展和改變很重要”這個哲理。

的確，南方的橘子又大又甜，很使北方人“垂涎三尺”。于是，就有人把它帶到北方栽種，但結果卻大失所望——結出的果實又小又酸。這樣，就有了“南橘北枳”即“淮橘為枳”或“橘化為枳”的成語，和“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記載。其喻義為，同一事物，因生長環(huán)境不同而發(fā)生變異。

南橘北枳的例子多得不勝枚舉。眾所周知，北方的馬鈴薯不但個大，而且單位面積產量高。于是，南方人也引來種植，但個子變小，單位面積產量也不高，而且還一年不如一年，只好年年到北方帶回母種，期盼好的收成。

南橘北枳在醫(yī)學上的克隆版，是北宋著名文學家蘇東坡(1037～1101)贊揚的“圣散子”“殺人無數”的故事。

宋神宗在位的時候，蘇東坡曾擔任中央和地方的官職，因反對王安石(1021～1086)變法，被以作詩“謗訕朝廷”的罪名，貶放到黃州。

蘇東坡到黃州的時候，正好當地流行傳染病，患病的人很多。醫(yī)生用一種“圣散子方”的中成藥治療，效果非常好，患傳染病的人大都被治愈。于是，蘇東坡就一再揮毫稱贊“神藥”圣散子的神奇療效。

隨著蘇東坡文章的傳播，圣散子也名揚四方，受到全國各地的文人及醫(yī)生們的重視，被視為靈丹妙藥。

宋朝元佑年間(1086～1094)的1091年，永嘉地區(qū)鬧傳染病，很多人也用圣散子來治療。但是，非但沒有能治好，反而使許多人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到了宋朝宣和年間(1119～1126)，圣散子又在汴京廣為傳播。因為“大學生”們都是大文豪蘇東坡的“粉絲”，也都讀過他的文章，對它的療效自然深信不疑。但是，醫(yī)生們在用了它之后，卻“殺人無數”，只好停止使用。

又過了近300年，到了明朝弘治癸丑年(1493)，吳中即蘇州一帶傳染病大流行。曾讀過蘇東坡贊揚圣散子文章的蘇州府地方官孫鉥，為了阻止傳染病繼續(xù)蔓延，就命令當地的醫(yī)生及藥店都配制圣散子，除了沿街叫賣以外，還將圣散子方印刷刊行，到處散發(fā)宣傳。結果導致許多病人狂躁昏瞀而死。

那么，當年在黃州大顯神通的圣散子，為什么后來就不靈了呢？

原來，黃州地處江邊，臨江雨多，比較潮濕，當地人多患有寒濕類的疾病。所以，吃圣散子——祛寒燥濕的藥，恰好針對病情，療效就很好。因此，蘇東坡盛贊圣散子也不足為奇。

但是，在后來三次提到的那些地方所流行的傳染病，卻正好與黃州的傳染病相反——病人是受溫熱的邪氣侵襲而致病的。此時，再去吃圣散子這種燥熱助邪的藥物，就好像火上澆油，怎能不加重病情、誤治而死呢！

蘇東坡贊揚過的圣散子之所以會“殺人無數”，是因為這些醫(yī)生不懂得唯物辯證法關于矛盾特殊性的緣故。所以，醫(yī)生必須根據病人的實際情況“對癥下藥”，遵循“同病異治，異病同治”的原則，才能奏效。

治病是如此，做其他工作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最近一二十年，一些人盲目引進、大量種植仙人掌和蘆薈等——因為這些“美容保健食品”在外國“火得很”。結果都因為中國人和“老外”的生活習慣和口味等不同而折戟沉沙。

不管是地域不同也好，還是疾病不同也好，都告訴我們一個哲理：推廣成果不能不看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要因時因地制宜；那種“萬能藥方”是沒有的?？萍及l(fā)明發(fā)現中的成果如此，方法也是如此?，F實生活中一些強行推廣某一經驗或方法的失誤，都從反面明確無誤地驗證了這一哲理。

近年，到處流行諸如“求職十大訣竅”、“創(chuàng)業(yè)八大經驗”和“擇偶六大秘訣”之類的“人間指南”。對此，我們當然可以從中吸取適合自己的“精華”。然而，如果株守這些伊人昔日他鄉(xiāng)的“戒律清規(guī)”，就很可能橘化為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