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育原則的歷史追溯

在中外教育史上，不少教育家以不同的方式總結了豐富多彩，頗具影響的德育及教育的方法、原則?？鬃拥牡掠枷胫刑N含著豐富的德育原則及方法，具體可歸納為:慎言敏行;克己內省;以友輔人仁，見賢思齊;改過遷善;身體力行;因材施教。宋儒朱熹也提出一些極有價值的見解，如立志與積習相結合、階段性與連續(xù)性相結合、引導與禁防相結合，致知與力行相結合。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顏元、戴震等人則反對宋明理學，強調實行，實用等實踐原則。在西方德育史上，亞里士多德、洛克及盧梭等提出了較為具體的德育實施原則。亞里士多德繼承了古希臘尊重善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德性問題中，把善行提高到理論認識高度。他主張用音樂、體育等手段培養(yǎng)善行的德性時，應遵守合適原則。顯然，這與他的“德性在于中道，為理性所規(guī)定”的倫理觀是一脈相承的。洛克在其紳士教育的理論體系中，把德育置于首要地位，指出在德育培養(yǎng)進程中須遵循“行為訓練”原則，并據(jù)此提出許多極有意義的方法，如及早實踐、獎懲、榜樣、說理等。

總體來說，歷史上關于德育原則的探索具有以下特點，首先，德育原則始終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理論問題被明確地提出和研究，它只是教育家本人的哲學觀在教育、德育方面的推廣和延伸，這樣就導致了一個共同的、根本的缺陷:未能嚴格區(qū)分德育內容、方法，德育原則及教育原則這樣幾個層次，而這一深刻的歷史缺陷一直影響著今天的探索與認識?？鬃拥脑瓌t方法處處昭示著他的“修齊治平”“內圣外王”的儒學精神，亞里士多德的“合適”原則正是其“中庸之道”在德育上的縮微。由于產業(yè)革命前哲學的大科學特點，即各門具體科學及其分支、交叉、邊緣學科的遠未分化與分工，必然導致認識上的樸素性、直觀性和籠統(tǒng)性，其次，每位教育家只是僅某一方面或幾方面的問題予以重視并提出相應原則，故而其認識成果是零碎的，缺乏系統(tǒng)性。如洛克針對古希臘以來奉行“知識即美德”，強調學習知識的傾向，反其道而行之，強調了行為訓練原則。

通觀中西方對德育原則的研究成果，即可發(fā)現(xiàn)一特點:西方研究多注重德育方法層面，中國則多些原則性認識;甚至現(xiàn)代、當代，西方亦多注重方法、過程結構等微觀層次，中國多強調內容、目標、原則等宏觀層次。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也許要源于季羨林先生揭示的東西方人思維模式的根本差異。但同時應注意到，西方有關德育的方法、過程及結構分析的確有其科學之處，杜威、皮亞杰，柯爾伯格的德育理論至今為當代德育理論的典范，我們應科學地審視、借鑒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