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市民文化的油滑與媚俗藝術的矯情

然而，正如“新京派文化”^[69]的精神領袖之一王朔（1958—）早年指出的那樣:“中國導演最大的敵人是他們自己，中國人的藝術追求呀什么的，害了很多人。他們心里不如意，就總要扭捏做態(tài)。馮小剛將來毀就要毀在這里?！?sup>[70]馮小剛做的如果真是藝術電影，那是不會毀掉的，但是他做的卻是“媚俗藝術”?！懊乃姿囆g的生產(chǎn)者必須意識到他的公眾在興趣和欲望上千差萬別。正因為如此，媚俗藝術作為一種風格根本上是折中主義的。”^[71]賀歲片自創(chuàng)生之日起，其商業(yè)性和市場化定位就是永遠去不掉的胎記。為了首先保證票房，商業(yè)電影制作者會盡量避免由思想與藝術傾向的極端化或偏激性所導致的接受過程的冒險，“會運用——自覺不自覺地——一種‘平庸原則’，這一原則會給予他最好的保證，保證他的作品會被欣然接受”^[72]。馮氏賀歲片最先考慮的是市場，卻要打著“為大眾”、“文藝”等幌子，這種做電影缺乏真誠的扭捏做態(tài)與表演中雖夸張做作實則在做電影時卻實話實說的周星馳判若兩人。

當“大話”和“無厘頭”藝術成為大陸高等學府的又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時，當周星馳被譽為“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精神的藝術家并被請進大學講堂之時，周星馳本人似乎對這種“抬舉”有點不太適應，尷尬地對媒體說:覺得這很“搞笑”。因為他真的只是一個“藝員”，的確沒辦法把自己想象成一個文化先鋒，他的創(chuàng)作從動機而言，實實在在只是在搞笑，是為了生產(chǎn)娛樂。以周星馳為例證，并不是說他的“無厘頭”有多么優(yōu)秀，相反，他的喜劇和馮氏電影一樣都屬于“媚俗藝術”，而與真正帶有反思性、批判性和審智性的喜劇精神相去甚遠。但周氏的誠實，讓他的電影更顯單純，為娛樂而娛樂，逗大家哈哈一笑也就罷了，不會讓太多的人當真；而馮氏的狡黠和虛偽，比淺薄無知更讓人厭惡，他在娛樂的背后承載了更多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吊詭，既讓大家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又哄騙得大眾繼續(xù)“好好活著”。這種被審美主義包裹而掏空了藝術精神和喜劇性的“愚樂制作”，其所散發(fā)的變了質(zhì)的霉味，不僅對藝術鑒賞力的敗壞具有災難性，而且它的那種以赤裸裸的無恥充當真誠的虛假做派，對人的精神世界更具迷惑性和毀滅性。

馮氏賀歲片的“娛樂功能”自然有人嘉獎，但其精神旨趣、美學品味恐怕都與現(xiàn)代文明精神相距甚遠。前些年，日本人曾到中國選購“賀歲片”，選中了吳天明導演的反映中國海爾企業(yè)艱苦創(chuàng)業(yè)并走向世界的奮進史的《首席執(zhí)行官》。在日本放映時，東京街頭的廣告詞是:“看，中國人在怎樣崛起！”可見，日本人在放映“賀歲片”之時，并不忘記提醒國民注重周邊環(huán)境、學習創(chuàng)業(yè)精神。然而遺憾的是，中國幾乎都眼睜睜地盯著一位導演的作品逗大家笑。賀歲之際，“笑”無疑是需要的；但如果一味求“笑”，淡忘了求真、求善、求美，淡忘了時代的使命和社會的責任，那么，就將淪落到只會跟著“笑”而不知道為何“笑”的境地——那便是國家和民族在精神上、美學上的貧困和悲哀了。^[73]正如現(xiàn)代思想家魯迅所說:“中國人向來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成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jīng)自己不覺得。”^[74]馮氏電影和趙本山小品都是這種典型的“瞞和騙”的文藝，近二十年來，他們一直是大陸最常見、審查最暢通的喜劇樣式，有著悠久喜劇基因但喜劇思想遠非發(fā)達和自覺的中國喜劇藝術，貌似在他們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但是仔細打量之后卻叫人不寒而栗。中國“新生代”導演只能收獲境外的叫好，固然讓人懷疑他們的藝術動機和藝術成色，但馮小剛、趙本山式的喜劇只求博得國內(nèi)的歡欣，那就更令人懷疑他們的藝術品格了?！拔乙詾橐磺形乃囆g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并非全是文藝。”^[75]“最了解現(xiàn)代中國”的魯迅十分精辟地區(qū)分出了“作為藝術的宣傳”和“借藝術來作宣傳”的本質(zhì)不同，而距離藝術的獨立品性和真正的喜劇精神甚遠的馮氏電影和趙本山小品，只不過是一種媚俗賺錢的“營生”與粉飾太平的“宣傳”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