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產關系進行了局部調整和變化

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從封建社會內部產生的，從歷史的視角來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具有歷史進步性。但是，無論是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還是私人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暴露了不能適應生產社會化發(fā)展的問題。正因為如此，無產者和資產者都提出了變革生產關系的要求。事實上，19世紀后期起，在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以及無產階級革命的壓力下，德國等國已開始了一系列有關生產關系方面的調整。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方面的變革和調整更加明顯。

第一，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進一步結合，資本主義轉變到全面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國家與壟斷資本相結合的資本主義。作為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產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多半帶有特殊性和不穩(wěn)定性。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國家壟斷已經逐步擺脫純軍事性和應急性，發(fā)展為經常的、穩(wěn)定的經濟壟斷形式。新科技革命的出現和生產力的發(fā)展引起生產社會化程度的空前提高，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私人壟斷資本，不能滿足由此產生的一系列客觀需要，如新興產業(yè)的投入和扶植、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教育科技的發(fā)展、管理的提高和環(huán)境的保護、生產的擴張與市場的開拓、國際的競爭與合作的加強，等等。要滿足這些需要，就必須在私人壟斷的基礎上，壟斷資本與國家的進一步結合，國家進一步加強對經濟的全方位、經常性的調節(jié)。為此，西方各國一度除了對一些基礎工業(yè)及設施增加投資外，還把部分銀行和企業(yè)收歸國有，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產業(yè)資本、財政資本和金融資本。在此基礎上，政府還借用國家的力量，運用財政、金融、收入再分配和指導性宏觀經濟計劃等手段，對經濟實行全面的調節(jié)。在20世紀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財政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大致在10%左右，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上升為20%左右，到70年代后期除個別國家外，一般已達到30%，最高達到50%。據世界銀行《1999年世界發(fā)展報告》，1988年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央政府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日本17.0%，美國22.9%，聯邦德國29.9%，英國37.6%，法國43.1%，意大利51.3%。這表明，國家與私人壟斷資本在社會范圍內實現了廣泛和全面的結合，國家壟斷資本已深入到國民經濟各部門，在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

第二，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樣化，股權分散化。

二戰(zhàn)后，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空前提高，西方國家的所有制出現了多種不同形式，如國家所有制、勞動者集體所有制、所有權和控制權統一于資本家自身的個體資本所有制、壟斷資本法人所有制等。其中的壟斷資本法人所有制是所有制形式多樣化進程中的典型。劇烈的競爭，特別是大壟斷資本之間大規(guī)模劇烈的競爭，迫使資產者不得不拼命擴大生產規(guī)模，大規(guī)模更新設備。而在現代化大生產中，特別是在全球化時期，要把生產規(guī)模擴大到全世界，要大規(guī)模更新設備，沒有大規(guī)模的投資，沒有大量的資金，是不可能的。正是為了適應這種需要，法人壟斷資本所有制形式出現了。這種所有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具有雄厚資本實力的社會法人，包括工商企業(yè)、商業(yè)銀行、投資銀行、年金基金、保險公司、社會共同基金等參與企業(yè)投資，并逐步成為投資的主體。法人成為企業(yè)投資的主體，這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向社會化發(fā)展的又一重大變革。正是這些強大的法人資本，為壟斷資本的技術大開發(fā)及在全球的大發(fā)展，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和資金上的保證。

二戰(zhàn)前，資本主義股份公司的股票一般都集中在大資本家手中，如20世紀30年代的福特家族和梅隆家族都擁有本公司80%以上的股票。二戰(zhàn)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個人購買股票和企業(yè)法人之間互相購買股票的越來越多，個人直接持股人數激增，股權分散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在美國，持股人數占本國人口40%以上，持股家庭已占半數以上。德國大眾汽車公司目前擁有70萬個小股東，占有該公司80%以上的股票。戰(zhàn)后以來，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還通過授予實行雇員持股計劃的企業(yè)以實質性的稅收補貼等措施，逐步調整私有制的實現形式，推動資本主義企業(yè)由以股東為中心到兼顧利害相關者(經營管理者、雇員、債權人、供應商、股東、消費者)的轉移。據美國雇員持股中心報道，截至1996年，美國已在10000家公司中有雇員持股計劃，覆蓋雇員900多萬人，他們共持有公司資產80000多億美元中的9%，達7500多億美元，而且正在以每年300－600家公司的速度增長著。

第三，在企業(yè)的組織機構和治理結構方面，實行多層次、多形式的雇員參與決策和管理的制度。

例如，聯邦德國在一些大的煤鋼企業(yè)中，實行由勞資雙方推派數目相等的代表組成股份公司的監(jiān)事會，負責公司經營管理人員的任免和監(jiān)督，對它的決策進行檢查的“對等共決”制度；法國實行由各派工會提名、經選舉產生的職工代表組成的企業(yè)委員會制度；日本實行由勞資雙方最高領導人參加的“勞資協議會”、“經營協議會”制度。除此之外，許多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還實行“目標管理”、“質量管理小組”，實行吸收工人參與安全、養(yǎng)老金、利潤分享、假日和工作時間等問題的決策的“工廠委員會”。有的國家則實行“提案、建議制度”，獎勵其意見和建議被采納者。

第四，在產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努力調節(jié)差距。

在工人階級為改善勞動條件和生活狀況進行不懈斗爭的情況下，為了抵消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吸引力，為了適應生產社會化的高度發(fā)展要求，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從國內和海外獲得高額利潤的基礎上，實行高工資、高福利、高消費政策，并通過稅收調節(jié)、社會保障調節(jié)、義務教育調節(jié)、反貧困調節(jié)等措施調節(jié)全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在多數發(fā)達國家，推行社會保障制度所需的費用一般占政府開支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占國民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在瑞典、丹麥、西德、比利時和荷蘭等國，其福利開支在進入20世紀80年代時達到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35%左右。特別是瑞典，居民在享有福利權利和政府盡力提供社會服務的廣泛性和綜合性方面的確居于世界前列。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為居民及其家庭成員在養(yǎng)老、醫(yī)療、教育、居住、子女撫養(yǎng)、就業(yè)援助甚至休假等方面提供的各種保障措施名目繁多，其覆蓋范圍之廣、服務內容之細和支持力度之大都堪稱世界之首。可以這樣說，正是這種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在縮小分配差距、緩解社會對立情緒、減少社會不公等方面起到了十分明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