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樂與娛樂，關系到人生的態(tài)度，是生命哲學的價值趨向。當我們追尋享樂主義的來源時，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它是出于對苦難生活的恐懼。人活著，但又不得不老死、病死，這是悲劇人生的根源所在。只要人還活著，就無法擺脫人要活著而又不得不死這一矛盾，因此人們才要享樂。面對這種殘酷的現(xiàn)實，享樂主義出現(xiàn)了。享樂主義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的昔勒尼學派從人與一切動物的趨樂避苦特征，推斷肉體上的快樂就是人生的目的，并認為肉體的快樂遠遠勝于靈魂的快樂，肉體的痛苦遠遠比靈魂的痛苦難受。他們主張，除了個人的肉體感官快樂以外，就不存在任何別的快樂，而過去的快樂無法追回，將來的快樂又無從把握，所以快樂既不在過去，也不在將來，而只是在現(xiàn)在。昔勒尼學派的享樂主義又為后來的伊壁鳩魯學派所修正：快樂是幸福生活的始點和終點，是最高的、天生的善。

古希臘的享樂主義與基督教的禁欲主義精神背道而馳。西方中世紀的宗教文化容不得享樂主義的流行。然而，西方社會一旦有了世俗化的苗頭，享樂主義就會死灰復燃。享樂主義經(jīng)過18、19世紀的邊沁、密爾等人的發(fā)揮而形成了一套精致的話語，這便是時至今日仍有極其廣泛影響的道德學說——功利主義。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蒙田聲稱肉體的充分享樂乃是人的光榮的杰作。到了現(xiàn)代西方消費社會，這種享樂主義幸福更加世俗化、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從人性的本能出發(fā)，提出了人的所謂快樂原則，宣稱幸福與人的本能欲望的滿足成正比，如果人感到肉體愉快，自我幸福就得以形成。然而，傳統(tǒng)的享樂主義并沒有表現(xiàn)為一種主流的文化形態(tài)，更沒有成為一種根本的文化精神。

現(xiàn)代科技和經(jīng)濟的發(fā)展，汽車和影視的普及，廣告的普遍滲透，信用卡制度和分期付款制的出現(xiàn)，都為大眾享樂主義的產(chǎn)生提供了溫床。大眾享樂主義的主要動機是追求無限體驗的沖動與不受節(jié)制的享受。享樂主義原則可用非常明晰的語言加以表述，且與人的自然傾向相貼合，所以它最易于大眾所接受，在現(xiàn)代民主社會中，它最容易積淀于大眾的生活習性中。應資本主義經(jīng)濟、政治發(fā)展之需要，憑古典功利主義之論證和表述，享樂主義已經(jīng)滲透于西方的文化精髓，潛入西方人的意識深層。享樂主義利用人的趨樂避苦的本性，強調物質生活的富足和感官欲望的滿足對人生的極端重要性。它是世俗文化的標識。我們應高度重視娛樂和休閑活動的文化品位的提高，理解享樂的趨同性，努力淡化享樂主義的消極影響。

享樂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個人主義是近代西方文化模式的理性主義的價值核心，是現(xiàn)代西方的人性本質，是西方人的理性文化之根。這種根是生長在反對西方中世紀信仰時代的苦行主義、來世主義和集體啟示主義的精神土壤之中的。提倡娛樂和追求快樂并不意味著允許鼓吹大量消耗公共資源的享樂主義。在生存空間擁擠的狀況下，如果要保持社會的健康發(fā)展，必須對盲目追求享樂主義的傾向加以批判。在中國，享樂主義有可能導致少部分先富起來的人走上縱欲主義的道路。這不僅會造成個體和社會的沖突，也會造成個體自身的沖突。享樂主義往往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為了利己而以損人為條件；為了所謂個人的幸福而以別人的痛苦為條件，即把所謂的個人幸福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享樂主義把人的自然屬性、生理本能當作人的全部屬性，把人的自然需要、物質需要作為人生的唯一目的。人固然要滿足基本的生活資料的需要，這是人從事其他活動的基礎，但人生還有更重要的、有別于動物的內容，即事業(yè)、理想、創(chuàng)造和高尚的精神生活。享樂主義無視人的精神需要，夸大人的生理需要，這正是其消極本質的體現(xiàn)。享樂主義的誤區(qū)把個人感官上的快樂推向極端，把縱欲當成人生的最高幸福。享樂主義違反了“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快樂”原則，違反了社會發(fā)展的價值趨向。

享樂主義也容易滋生腐敗，但卻并不必然導致腐敗。只有當享樂主義在掌握公共權利的人群中蔓延時，它才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普通公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無論其奢侈浮化如何至極，只要不侵犯公共權益，都不可謂之腐敗。我們要批判把低級的感官享受作為人生追求目標的享樂主義，盡可能地合理分配和使用財富與資源，用完善的法律制裁損害社會公益和侵犯他人利益的行為。

我們批判享樂主義和縱欲主義，絕不是肯定苦行主義和禁欲主義。人饑而欲食、渴而欲飲、寒而欲衣、勞而欲息。人的欲望是創(chuàng)造幸福的要素。當一個人把欲望降低至最低限度后，生活本身也將失去其應有的光輝。因此，縱欲和禁欲其實都是錯誤的兩個極端，如何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尋求平衡是我們永恒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