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系論思想方法的終結(jié)

最后再來探討一下三系論失誤的思想方法的原因。我認為，堅持感性、理性兩分的思想方法是牟宗三三系論失誤的主要原因，三系論的重重困難都與這種方法有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

牟宗三在道德自律問題上遇到的麻煩，就是由此造成的。盡管康德也重視道德情感問題，強調(diào)道德情感非常重要，但在感性、理性兩分的結(jié)構(gòu)中，無法為道德情感找到一個合適的位置，最后不得不將其舍棄。儒學之所以重視而不排斥道德情感，重要原因是儒家心性之學多了仁性一層。仁性就是良心本心，也就是“倫理心境”，在“倫理心境”的形成過程中，社會生活中一般的好善惡惡的情感也帶入內(nèi)心，從而使每個人都有好善惡惡的情感。儒家不排除情感，而且非常重視情感，根本原因就在這里。牟宗三盡管看到了在這個問題上儒學與康德有所差異，但他不明白這并不簡單是一個情感問題，而是兩分結(jié)構(gòu)與三分結(jié)構(gòu)的問題。我之所以反復(fù)強調(diào)牟宗三“上下其講”的辦法不足以解決問題，就是因為在感性、理性兩分的前提下，即使將情感上提了，作成了一個加法，仍然會面臨情感的個體性、直觀性與理性的普遍性、邏輯性的矛盾，仍然很難為情感找到一個合適的家。

牟宗三在道德他律問題上誤解康德，也與此有關(guān)。朱子之學因為重視以其然求其所以然，強調(diào)讀書明理格物致知，確實有重認知重知識的特點。但這并沒有什么不對，康德進行實踐理性批判，運用分析方法將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識上升到哲學的道德理性知識，進而發(fā)現(xiàn)人類行為的規(guī)律，這個過程其實也離不開認知，離不開知識，當然是一種不同于經(jīng)驗性認知的特殊認知和特殊知識。康德只是反對將道德法則建立在經(jīng)驗基礎(chǔ)之上，并主張在信仰問題上懸置或揚棄知識，而不是一概拒斥知識。如果將道德他律的標準定在是否以知識講道德上，康德也將落入道德他律的陷阱，而不能成為他自己所崇尚的道德自律。嚴格來講，僅僅憑朱子重認知，以知識講道德而定其為道德他律，實在是出于理論上的誤會。假如牟宗三沒有這種誤會，不是借用道德他律這樣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而是直接批評朱子學理中沒有仁性一層的指導和鞭策，因而缺乏興發(fā)力，無法有效保證道德成為可能，是“道德無力”，那么圍繞自律和他律產(chǎn)生的一系列疑云頓時即可化解，有關(guān)的一系列爭論將完全沒有必要，而隱藏在其背后的深刻理論意義也將會充分彰顯出來。

兩分方法最嚴重的后果是輕言正宗旁出，無法達到綜合圓成之境。歷史上，儒家心性之學主要有兩派，一是心學，一是理學，一個是仁性倫理，一個是智性倫理，這兩派都可以在孔子學理中找到根據(jù)，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在歷史上，由于門派之爭，心學與理學互不相讓，加上近代以來受西方兩分方法的影響，認定只有理性才能成為道德的根據(jù)，而理性只有一個，于是就有了正宗旁出的劃分。這種做法其實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自孔子創(chuàng)立儒學，實際上運用的并不是兩分的方法，沒有把人劃分為感性、理性兩個層面，而是堅持的三分方法，將人劃分為欲性、智性、仁性三個層面。在這三個層面中，欲性、智性、仁性各有自己的位置，各有自己的作用。欲性的作用是負責人的生存，智性的作用是發(fā)揮狹義理性學習和認知的官能，仁性的作用是聽從良心本心的指令。這三個層面中的后兩個層面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補充的，絕無正宗旁出之別。如果說伊川、朱子不合孔子的仁性是旁出的話，那么象山、陽明同樣不合于孔子的智性也未必不是旁出。牟宗三沒有看到這一層，強行劃分正宗旁出，表面看立意很高遠，立場很堅定，界限很明確，其實仍然是站在心學的立場上說話，仍然是隅于一偏而不自知。盡管牟宗三也提出了以縱攝橫，融橫于縱，以直貫橫，融而為一的方案，希望以此將心學與理學來一個大的綜合，達至圓成之境，但由于思想方法有缺陷，起點不高，門庭不廣，目的無法達到，自然就是難以避免的了。

深一步而言，牟宗三之所以堅持兩分方法又直接源于他對良心本心的認識程度。良心本心是儒家心學的立論根基，對于這個根基歷史上儒學家們只是說明它如何重要，教導人們?nèi)绾误w悟，如何按照它的要求去做，等等。孟子如此，象山如此，陽明如此，牟宗三也是如此。在這一點上牟宗三并沒有超越前人。盡管他對良心本心有深切的體悟，對良心本心有簡潔的闡發(fā)，特別是他得熊十力教誨對當下呈現(xiàn)的論述，堪稱二十世紀儒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典范，對后人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但他只是沿用古人的思維方式，沒有對良心本心作深入的探討，有一個理論上的交代，因此并不明白良心本心的真正來源和真實性質(zhì)。這個缺陷對牟宗三的影響可以說是致命性的。一方面，當他看到心學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流弊的時候，為了救治，不得不借用五峰、蕺山分立心性的思路，大力高揚天道和性體的作用，希望用天道和性體保證心體的客觀性，建構(gòu)形著之論，使其思想在這一點上仍然停留在三百年前的水準之上。另一方面，他也沒有看到良心本心與康德實踐理性的本質(zhì)差別，直接將良心本心等同于康德的實踐理性，不加懷疑地將西方普遍流行的感性和理性的兩分格局移植過來，在情感以及自律和他律問題上造成混淆，從而為三系論的失誤埋下了禍根。

總而言之，牟宗三在創(chuàng)立三系論過程中處處顯露出超人的問題意識和洞察能力，他所提出的杜絕心學發(fā)展過程中的雙重流弊，道德理性如何才能具有有效性這兩大問題，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不愧為學術(shù)大家，足以贏得人們的尊敬。遺憾的是，他只看對了病，但開錯了藥方，也叫錯了病名。所謂“開錯了藥方”，是說他不明白杜絕心學流弊的根本之法，把解決問題的辦法完全歸到天道和性體上去了；所謂“叫錯了病名”，是說他在自律問題上讀錯了康德，誤把“道德無力”叫成了“道德他律”。這些教訓是十分深刻的，它明確告誡我們，牟宗三停滯于傳統(tǒng)方式對良心本心的解說，將良心本心等同于康德的道德理性，以及由此沿用的感性、理性的兩分方法，既不足以杜絕心學發(fā)展過程中的流弊，也難以避免在自律和他律問題上遭遇的尷尬，無法將理性如何保證道德成為可能這一極有價值的理論初衷表達清楚，更不能達至其所希望的綜合圓成之境，弊端很多，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實際上已經(jīng)終結(jié)了。如果我們至今仍然不能清醒地看到這一點，那么今后最多只能是不斷地重復(fù)牟宗三，在原地轉(zhuǎn)圈而已。為了將儒學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我們必須做出新的努力。這是牟宗三三系論經(jīng)驗教訓給我們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