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關(guān)于韓非子人性觀的爭議

關(guān)于韓非子對人的本性到底是怎么看的，不同的學者對此頗有爭議。主要有“性惡論”、“自私論”、“自然論”和“好利惡害論”幾種。

（一）性惡論

一直以來，人們在考察韓非子人性觀的時候，總是從韓非子師從荀子，是荀子的繼承人出發(fā)，眾所周知，荀子首先在中國思想史上明確提出了“性惡論”，由于韓非子與荀子之間存在師承關(guān)系的緣故，同時也因為韓非子認為趨利避害、好利惡害乃人之實情，所以很多學者據(jù)此認為韓非子也如其師荀子一樣主張“性惡論”。代表性觀點如魏晉時期仲長敖所作的《覈性賦》中就以“裸蟲三百，人最為惡”的眼光將荀子、韓非子、李斯諷刺為“納眾惡，距群善”。⁽¹⁹⁾現(xiàn)代學者如蔡元培先生認為：“荀子言性惡，而商君之觀察人性也，亦然。韓非子承荀、商之說，而以歷史之事實證明之?！?sup>(20)郭沫若也認為：“荀子提倡性惡，他的結(jié)論是強調(diào)教育與學習，目的是使人由惡變善。韓子不是這樣，他承認人性惡，好，就讓他惡到底，只是防備著這惡不要害到自己，而充分地害人?！?sup>(21)馮友蘭也稱：“‘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w人之性惟知趨利避害，故惟利害可以驅(qū)使之。法家多以為人之性惡。韓非為荀子弟子，對于此點，尤有明顯之主張。”⁽²²⁾還有很多學者也持同樣的觀點。⁽²³⁾

（二）人性自私論

朱伯崑指出：“齊國法家提出‘人心悍’的觀點，荀況發(fā)展為人性惡的理論。韓非依據(jù)荀況的性惡論，又提出人性自私說?！?sup>(24)陳瑛等人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韓非）把人的本性看成是自私自利、就安利而避危害的。”⁽²⁵⁾需要說明的是，此處學者所說的韓非子的人性自私論并不等同于與大公無私相對立的自私自利，人性對于公與私的對立來說是“中性”的東西，說人性“自私”并不是道德上的評價。

（三）人性自然論

韓非子主張人的行為具有“好利惡害”、“趨利避害”的傾向，并不能作為他主張人的本性是“性善”、“性惡”的依據(jù)，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張申，他首先反駁了韓非子的人性觀為性惡論者的觀點，他指出，“韓非從來沒有說過‘自為’的人性是惡的。如果認為這就是性惡論，那么試問：這是韓非的觀點，還是我們根據(jù)某種觀點對韓非的觀點所作的評論？”⁽²⁶⁾同時，他又反駁了認為韓非子主張人性自私的觀點，他指出，雖然韓非子認為人人都是“自為”即利己的，但這是一種合理的利己主義，并不是極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義。⁽²⁷⁾在反駁上述兩種觀點的基礎(chǔ)上，他提出，韓非的人性論既不是性善論，也不是性惡論，而是無善無惡的自然人性論。主張韓非子的人性論是“人性自然論”、“自然人性論”、“人情論”。⁽²⁸⁾

（四）人性好利惡害論

首先，筆者不贊成學者將韓非子的人性觀概括為“性惡論”，這不符合韓非子人性觀的本意，曲解了韓非子對人性的態(tài)度。值得注意的是，所謂人性善惡本是儒家的論題，韓非子并沒有對人性或者人的本質(zhì)做抽象的道德評判，并沒有對人性的善惡進行評價，在其學說中也從沒出現(xiàn)過“性惡”的字眼。如果像有的學者那樣，認為韓非子的人性觀是“性惡論”可能會掩蓋韓非本人對待人性善惡的態(tài)度。⁽²⁹⁾韓非子探討的是政治問題，而不是倫理問題，他關(guān)心的是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如何能被君主利用，從而富國強兵。正如馮友蘭認為的那樣：“韓非認為天下之人，皆自私自利，‘皆挾自為心’，‘用計算之心以相待’。然正因為如此，故賞罰之道可用也?！?sup>(30)他關(guān)心的是如何制止人們受“好利惡害”本性的驅(qū)使做危害君主統(tǒng)治的行為，如何引導人們?yōu)榱恕八嚼比プ鲇欣诰鹘y(tǒng)治的行為。韓非子對人性不作善惡的界定，正是他理論的平實、明白之處：從自私自利的人性和所處時代的特點出發(fā)制訂出切實可行的法律制度，不是更直接更容易嗎？

正如17世紀荷蘭哲學家巴魯赫·斯賓諾莎所說：“善惡沒有絕對的，只是相對的。是憑我們的感覺感知到事物使得我們快樂或痛苦，我們便稱之為善的或惡的?！?sup>(31)韓非子是站在治理國家的立場和政治角度來看待人性的善惡問題的，對富國強兵有利的就是“善”，對國家無益的就是“惡”，而不是站在倫理的立場看待這個問題。因此，他在《韓非子·六反》中將人分成兩種，一是“奸偽無益”之民，一是“耕戰(zhàn)有益”之民，前者應受到誅罰，后者應得到獎賞。

其次，筆者也不贊同人性自私論。人性自私論將人性自私限于人的生理需求方面，而人性中既包含人的自然本性也包含人的社會本性。韓非子作為政治家其關(guān)注的應當是人性的社會性，而不是人的自然本性。

第三，“人性自然論”和“人性惡”一樣都是在人性善惡的倫理層面討論問題，而且，“人性自然論”并沒有概括出韓非子人性觀的實質(zhì)。

筆者認為韓非子人性論為“好利惡害論”比較恰當。一是，“好利惡害”的本性確實是大多數(shù)人的人性，符合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情況；二是，韓非子繼承了前輩法家人人皆好利惡害的思想。在他的著作中隨處可見對人好利惡害的論述，例如：“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sup>(32)“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³³⁾對利的重視是人們做事所遵循的原則，凡是有利的就可以考慮，反之人們就裹足不前。三是，韓非子的人性論和其賞罰論是一脈相承的，基于對人性好利惡害的考察，韓非子認為國家不要指望民眾自覺地做對國家有利的事，而是要用法律“因人情”來治理國家，用“賞”來激勵民眾為國家效力，用“罰”來禁止民眾違法犯罪，而“賞罰”正是“法治”的重要內(nèi)容。正是基于對人性的這種認識，韓非子才提出了“以法治國”的法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