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jié)　范縝以后南北朝的反佛思潮

南北朝的反佛思潮，在范縝以后仍然繼續(xù)發(fā)展。首先要介紹的，是南朝的朱世卿。

朱世卿的生平事跡，史書無傳。只是在南朝陳釋真觀《因緣無性論》的序言中有一段材料說，朱世卿又名三議，泉亭（疑為皋亭，今浙江杭州東北）人，他對佛學（佛教徒稱之為內(nèi)學）和中國傳統(tǒng)的學術思想（佛教徒稱之為外學）都很有研究，早年還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后來才走向佛學的對立面，被真觀稱之為“起倒心”、固執(zhí)“邪見”的異端。他曾著自然之論，即《性法自然論》同真觀作過辯論。

朱世卿的《性法自然論》以反對“善惡報應”為中心議題，闡述以下觀點：①他認為“善惡報應”不符合事物的“自然之理”。他說，“萬法萬性”都是自然而然的存在，“自生自滅”，不假人為，無論是“二儀”（陰陽）的變化，“五材”（金木皮玉土）的效用，或者是人的“妍媸盈減”（美丑胖瘦）的外表，以及“愚智善惡”的內(nèi)心等，“皆由自然之數(shù)”。他責問佛教徒，如果“身居逸樂，為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果真是事實的話，為什么兇頑而愚笨的鯀（大禹的父親）叟（瞽叟，舜的父親）生出了重華（舜的名字）文命（大禹的名字）這樣的圣人，而堯和舜卻又生下了丹朱（堯的兒子）商均（舜的兒子）這樣不肖的后代？所以他指出，佛教的“善惡報應”，只是一種違反事實的虛假言辭。②他認為人的貧富、貴賤、壽夭、禍福都是偶然的，而同“善惡報應”無關。他說：“譬如溫風轉(zhuǎn)華，寒飚飏雪，有委溲糞之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飚無心于厚薄，而華霰有穢凈之殊途；天道無心于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边@是說，人生境遇的好壞，并不是“天道”有意安排的，它如同被微風吹落的花朵，嚴冬風暴中所降的大雪，有的飄落在屎尿上面，有的飄落在玉石砌成的臺階上面一樣，是沒有常規(guī)而無法預料的，企求報應，“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因此，他斷定“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關哉”。佛教的“善惡報應”觀念改變不了天道自身所固有的法則。

朱世卿的《性法自然論》受到了真觀的難問。真觀在《因緣無性論》中利用自然界的一些因果現(xiàn)象比附社會人事，借以證明“因果報應”的存在。他詭辯說，如果“永無報應，頓絕因果”，“亦應鉆火得冰，種豆生麥”，可是看不到“聲和響戾，形曲影端”這樣的不符合因果聯(lián)系的事情。他還主張人們皈依佛教即可改變自己的地位，不存在“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智尊卑，永無悛革”的現(xiàn)象。他的這些觀點從反面展示出朱世卿因反對“因果報應”而否認一切因果聯(lián)系和人的主觀努力的理論弱點。

其次要介紹的是北朝的樊遜和邢邵。

樊遜（？—約565年）字孝謙，北齊河東北猗氏（今山西臨猗）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他的《舉秀才對策》是北朝無神論的重要著作。

樊遜無神論的特點，是批評一切宗教迷信思想而無門戶偏見。當北齊文宣帝問他應當如何評價“釋道二教”時，他認為道教的“得道”“成仙”的說法，“皆是憑虛之說，海棗之談”，是“求之如系風，學之如捕影”的荒唐事情。他舉例說“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可是其結(jié)果都不得不死，一個“還入驪山之墓”（秦始皇葬地），一個“終下茂陵之墳”（漢武帝葬地）。因此，他反對道教“祭鬼求神”。樊遜還批評北魏以來“大存佛教，寫經(jīng)西土，畫像南宮”的做法，他認為佛教只會編造“三世之辭”（三世輪回）的神話和杜撰“降神之日”的謊言，把世界看做是“微塵”，把大山等同于“黍米”，宣傳的是些與事實不符的“虛無”道理。

邢邵（496—？年）字子才，北齊河間鄚（今河北任丘北）人。歷任太常卿、中書監(jiān)、國子祭酒等職，曾多次批評杜弼的神不滅思想，可惜他的文章大部分已經(jīng)失傳，只有一些佚文保存在《北齊書》和《北史》的《杜弼傳》中。

邢邵在與杜弼辯論時，認為“人死則神滅”，“人死還生”如同“為蛇畫足”一樣，純屬虛構(gòu)。他說：“死之言澌，精神盡也。”人死了不能復生，同樣，精神也就不復存在。他還引用前人的“燭火之喻”加以說明：“神之存人，猶火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p>

他還批評杜弼關于“光去此燭，復燃彼燭，神去此形，亦托彼形”的觀點，指出這種說法混淆了生死的區(qū)別。他指出，人死了，形體就如同土、木一樣，不能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因此，人的精神活動也不可能彼此轉(zhuǎn)移。他的這些觀點，沒有什么新意，說明北朝的反佛高潮已經(jīng)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