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國律師躋身南京路：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新潮

1927年以后，隨著公共租界、法租界會審公廨的主權陸續(xù)收回，外國律師喪失承辦華人案件的權利，加上國民政府統治上海之初采取相對寬松的法學院校設立政策，1926—1932年間上海的中國律師人數從235人激增至1 006人，增長達4倍之多。⁽²⁵⁾陳同根據1930年上海律師公會會員錄所作的統計顯示，當時中國律師事務所最多的3條馬路，分別是公共租界中區(qū)的北京路（41人）與四川路（33人），以及公共租界西區(qū)的白克路（31人），至于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則只有17位中國律師在此設立事務所，而一度備受中國律師青睞的靜安寺路，則只有9位律師在此設立事務所。⁽²⁶⁾

公共租界精華區(qū)的西拓，使跑馬廳附近靜安寺路的房租成本漸趨高昂，許多律師因此望之卻步。1929年初，政壇失意的前司法總長張耀曾準備在上海開展嶄新的律師生涯，他先是到法租界找房子：“走七八處，價相當者太小，稍可觀則價奇昂，怏怏而歸?！?sup>(27)隔天他便到白克路一帶看房子，經過數日尋覓比較，他終于選定白克路、大通路交叉口的大通里，作為在滬事業(yè)的起點：

新居兩樓兩底，后附小樓兩間，中式略參西式，既不華，亦不敞，月租八十七元。余取其可兼住宅與事務所兩用，故居之，求合吾近來簡儉之主張也。以較吾北平靜長園清曠舒敞，直天淵矣。⁽²⁸⁾

張耀曾在入住以后，很快就發(fā)現新居的交通不太方便：“在滬每日外出，深以無車為不便。滬居多用汽車，力苦未逮，乃置洋車代步?！?sup>(29)3個多月后，張耀曾決定和他的鄰居沈鈞儒、李肇甫等四人，共同在靜安寺路興和坊設立事務所。⁽³⁰⁾由此可見，在1930年前后，即使是像張耀曾這樣的律師，也已無力在交通便捷的公共租界中、西區(qū)交界地帶設置事務所。

到了1934年，情形卻已完全改觀。1934年上海律師公會會員錄顯示，在1 057位會員中，有118人將事務所設在南京路上，遠高于居次的北京路與愛多亞路（均為72人）。至于在1930年時分居二、三名的四川路與白克路，則已退居四、五名，分別只有59人與36人。⁽³¹⁾

南京路上雖然出現了大量的律師，但這些律師并未均勻的散布在南京路上。在118位將事務所設在南京路上的律師中，竟有83位將事務所設在大陸商場。大陸商場是甫于1932年落成的嶄新建筑，位居南京路精華地段，由名建筑師莊俊設計，主樓樓高8層，兩側為6層，低樓層作為商場，高樓層是出租辦公室，整座建筑共辟有251間辦公室。⁽³²⁾曾將律師事務所設在此處的金雄白回憶，他當初之所以作這樣的決定，主要的考慮在于：

上海最重噱頭，排場萬不可少，我就先租定了上海最繁盛地區(qū)南京路上大陸商場一大室，予以裝修間隔，一位堂弟燠民是與我同時畢業(yè)的，就來做了我的助手。另外有三位同學，因問世之初，業(yè)務尚無把握，不敢像我那樣的先事鋪張，也與我商借了部分房屋，人家還以為也是我的幫辦，這樣就似模似樣的以大律師身份，出現于十里洋場中了。⁽³³⁾

金雄白清楚地指出大陸商場受到律師青睞的主要原因：地段佳、門面足，而房租負擔又不重。除了大陸商場以外，同樣位于南京路上的中國興業(yè)銀行大樓、女子銀行大樓、四明銀行大樓等高層建筑的出租辦公室，也都有律師入駐。在北京路、愛多亞路上，律師同樣多聚居于辦公大樓之內。由此可見，20世紀20年代后期在公共租界中區(qū)展開的辦公大樓興建潮流，顯然是使人數大為擴張的律師往公共租界中區(qū)聚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