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登基之初的措施極佳。他饒恕了那些陰謀反對比薩與米蘭宗教會議的紅衣主教，從而終止教會分裂的威脅。他答應——并且守信——不沾染紅衣主教所留下的產(chǎn)業(yè)。他重開拉提朗會議，并以其優(yōu)雅的拉丁文說辭歡迎與會代表團。他完成了一些瑣細的教會改革，并減低征稅。他于1514年5月3日發(fā)布一道敕令，擬大肆改革，但職官卻恐因而減少收益，大肆反對，使得他沒有極力執(zhí)行。“我要再考慮此事，”他說道，“來看看能否使大家都覺滿意。”這就是他的個性，而他的個性就注定了他的命運。

拉斐爾曾于1517年至1519年之間替他畫過肖像，但那幅像并不如尤利烏斯的有名，這部分也是他自己的缺點：他的像較乏思想的深度、英勇的氣概與內(nèi)蘊的靈氣，來使他的外貌和精神顯得凜然莊嚴。那幅畫像顯得冷酷無情。一個魁偉的人，較常人為高，也較常人為重——掩蓋于絨白的皮袍與淡紅的披肩里的，是個胖得有礙雅觀的軀體；柔軟無力的雙手，并沒有帶戒指來裝飾；一幅讀書眼鏡借以補救近視眼；頭圓，腮鼓，兩唇豐滿，下巴相疊；鼻耳皆大；從鼻子到嘴角有數(shù)條嚴厲的皺紋；兩眼深陷，憂郁，眉毛稍蹙：這樣的畫像顯示利奧是個從權謀詐術覺醒，或許是個因宗教改革亂無章法而深覺不快樂的人，而不是一位無憂無慮的獵人與音樂家、慷慨的資助人或有教養(yǎng)的享樂主義者，曾使羅馬人因他登基而歡欣異常。為了公平評判起見，史料與肖像兩者應相配合。他是個人中之龍，異于常人，非屬一般，連最偉大的肖像畫家也無法將這些特色繪于表現(xiàn)一時的面孔上。

生來就有福氣的利奧，其基本的特征是本性善良。他對人總是愉言悅語，除了對新教徒（他無法漸加了解）之外，總是看他人好的一面，并且慷慨施予，因此連他那博愛濟眾的做法（向基督徒征收重稅所得），也引起了宗教改革運動。即使是在病痛之中，我們還是聽說他謙虛、機敏、和藹以及快活的脾氣。（他的痔瘡雖屢經(jīng)開刀，卻總是復發(fā)，有時連移動也苦不堪言。）他盡量讓別人自謀其生。當他發(fā)覺某些紅衣主教竟欲謀害他的性命，他最初的溫和手段與厚道措施，轉而變成嚴厲的制裁。他有時會由顯得冷酷無情，諸如對烏爾比諾的弗朗西斯科·羅維爾與佩魯賈的姜巴洛·巴格廖尼。必要時，他會像外交家那樣撒謊，并且也常常以譎詐的政治手腕取勝。他往往表現(xiàn)慈悲的作風，例如他禁止（但無效）奴役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力阻天主教徒斐迪南的猛厲宗教審判。盡管他肆意俗事，他還是一本信實，履行祭務，遵行齋期，并認清宗教與取樂兩者之間并無本質(zhì)上的矛盾。他曾因?qū)Ρ静┱f過這句話而受譴責：“萬世皆知這個基督的寓言使我們獲利匪淺。”然而，關于這點的權威之作，應推《教皇跡考》（The Pageant of Popes）這部極具論辯的著作。該書是由一位微賤的英國人約翰·貝爾（John Bale）于1574年左右寫就。思想自由的拜萊（Bayle）與新教徒羅斯科（the Protestant Roscoe）兩人，也都不以為基督的事跡本身是個寓言。

他取樂的范圍，從哲學到滑稽戲，無所不包。他曾受家學之賜，欣賞詩、雕刻、繪畫、音樂、書法、照明術、織物、瓶甕、玻璃制品——所有美麗的東西，除了來源、標準與女人之外。雖然他就對藝術的欣賞欠缺深度，難為鑒識的楷模，但是他對藝術家與詩人的資助，使得其先祖在佛羅倫薩的傳統(tǒng)，能繼續(xù)在羅馬發(fā)揚光大。他過于懶散，無法關懷哲學，他明白推論的結果盡皆難以確定正確與否，所以從大學時代，就絕少費神去想形而上學的問題。他用餐時就聽人誦書，通常是歷史方面的，不然就欣賞音樂。他對音樂的鑒賞力極高，因為他的耳朵很靈，也有一副悅耳的歌喉。他的宮廷高薪聘請了數(shù)位樂師?！凹磁d詩人與音樂家”伯納多·亞克提（Bernardo Accolti）——（被稱為）猶尼克·阿雷蒂諾（Unico Aretino），因他生于阿雷佐，并且是因他那機敏無雙的即興詩與即興音樂——以利奧付給他的薪資買下了內(nèi)皮的小公國，一位猶太籍的維忽拉手賺得了一個城堡及伯爵的銜號，而歌唱家加布里埃萊·梅里諾（Gabriele Merino）則受任為大主教。在利奧的關照與鼓勵之下，梵蒂岡的歌唱隊已臻空前至善之境。拉斐爾將這位教皇畫成正看一本圣樂的樂譜，確極恰當。利奧搜集樂器，不僅要選其美觀，而且要擇其音色。其中有一架風琴是用雪花石膏裝飾的，卡斯底里歐尼認為那是他耳聞眼見之最可愛的東西。

利奧也喜歡在宮廷養(yǎng)些弄臣及丑角。這跟他父親與當時國君的習慣相同，并不使喜愛歡樂僅次于財富與縱欲的羅馬人感到驚訝。我們現(xiàn)在看來，當?shù)聡淖诮谈母锛ち疫M展之際，輕浮或粗俗的戲謔竟會傳遍教皇的宮廷，似極令人不悅。利奧看著演滑稽戲的僧侶，張口生吞一只鴿子，或連續(xù)吃下40個蛋，真是興樂至極。他欣然從葡萄牙的特使處收到一只購自印度的白象；這支白象在觀見天顏時還跪拜了3次。如果有人獻上一個機敏、畸形或呆蠢得能使他歡樂不已的人，則必能開啟其心扉的快意。他似乎覺得：偶爾沉溺于這類的娛樂，就能免除肉體的痛苦，舒緩他對全宇的操勞，并且延長他的壽命。他有點童稚的無邪。有時他會跟紅衣主教打牌，準許民眾圍坐觀看，然后又將金幣賜予觀者。

他最喜歡的娛樂是打獵。打獵可使他免于發(fā)胖，并使他在教廷久囹之后，能夠馳騁于郊野。他有個大馬廄，馬夫則達數(shù)百余人。10月他大部分時間都用在逐禽獵獸，這是他的習慣。御醫(yī)極為贊同這種嗜好，但掌禮官帕里斯·德·葛拉西斯（Paris de Grassis）則抱怨說：教皇穿那沉重的長靴過久，因此，“沒有人吻得到他的腳”——聽了這話，利奧不禁放聲長笑。我們光從拉斐爾所繪的肖像，還看不出教皇的慈厚面，但當我們知道鄉(xiāng)農(nóng)與村夫在他路過時歡迎他的情形以及獻上樸實的贈物——教皇亦報以厚賜，因此人們都急于等候他的狩獵之行——我們才會發(fā)覺這位教皇確能慈愛及大眾。他賜嫁妝給窮人家的姑娘，他為貧病或年老的人，或大家庭的父母付清欠債。這些淳樸的人由衷敬愛他的程度，尤甚于教廷里的那2 000人。[1]

但利奧的宮廷并不只是娛樂取悅的中心，它也是責任心重的政治家匯集之處，而利奧也是其中之一；它是羅馬的智士與才子的中心，凡是學者、教育家、詩人、藝術家及音樂家都受歡迎，皆獲庇蔭。莊嚴的宗教儀式、隆重的外賓接待、奢費的宴會、戲劇或音樂的演出、詩的朗誦以及藝術品的展覽等，都在此地舉行。毫無疑問，它是當時全世界最高雅的宮廷。從尼古拉五世到利奧本人，經(jīng)過許多教皇對教廷的改善與裝飾，匯集文學與藝術的天才，以及全歐最能干的大使，利奧的宮廷雖非藝術登峰造極之地（因這方面尚不及尤利烏斯），卻成為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燦爛的巔峰。僅就文化的范疇而言，史上尚無匹敵，連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或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亦望塵莫及。

當利奧所蓄積的財寶沿著經(jīng)濟的動脈流通時，梵蒂岡城本身亦得以繁盛并擴展了。威尼斯的大使說道：在他登基之后13年，羅馬蓋了萬棟的住屋，主要是由那些向往文藝復興運動而從意北移入的新來者所建。特別是佛羅倫薩人在某個佛羅倫薩主教任職期間，紛紛涌來。保羅·焦維奧曾移住于利奧的宮廷。他估計羅馬的人口達8.5萬。它雖還不像佛羅倫薩或威尼斯那么昌盛，但當時已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中心。馬爾塞羅·阿爾貝里尼（Marcello Alberini）曾于1527年稱之為“世界的集會地”。利奧雖沉湎娛樂，身系外交事務，卻仍能控制食品的入口與價格，廢除壟斷專賣與囤積居奇的現(xiàn)象，減低征稅，公平審判，努力枯竭龐廷沼地，獎勵羅馬城四周平原的農(nóng)業(yè)，并且繼續(xù)亞歷山大與尤利烏斯兩位教皇的工作，開辟或改善羅馬的街道。就像他父親在佛羅倫薩一樣，他雇用藝術家來設計絢爛的賽會，鼓勵狂歡節(jié)的化裝盛宴，甚至還賜準波爾金斗牛（Borgian Bullfight）在圣彼得廣場表演。他希望人們都能共享新黃金時代所帶來的快樂與歡欣。

該城效法教皇的榜樣而盡情歡樂。教士、詩人、食客、龜奴以及娼妓都趕到羅馬來分享繁榮的盛況。紅衣主教——受到教皇，尤其是利奧的恩賜，圣俸無數(shù)，整個拉丁的基督教國都向他們獻納——現(xiàn)已遠較往日的貴族富裕，后者已漸因經(jīng)濟的衰頹而沒落了。有些紅衣主教歲入3萬金幣（折合27.5萬美元）。他們住的是莊嚴的宮殿，仆役數(shù)達300人，并飾以當時為世所知的各種藝術品與奢侈品。他們并不十分自認為教士，他們是政治家、外交家、行政官，他們是羅馬教會的羅馬元老院議員。他們想自詡為議員。他們笑對那些期待教士節(jié)欲自制的外國人。就像當時許多人一樣，他們評品行為并不是依據(jù)道德法則，而是依據(jù)美學的標準。有些戒律若能按禮法和趣味去做，亦無傷大雅。他們的周遭盡是仆從、樂師、詩人及古典學家，有時還跟風雅的高等妓女共餐。他們抱怨說，廳堂一般都沒有女人。根據(jù)紅衣主教比別納的說法：“整個羅馬都說：大廳里頭就少了圣母瑪利亞的像而已?！彼麄儦J羨費拉拉、烏爾比諾與曼圖亞，而當伊莎貝拉來參加他們的光棍餐會，并展現(xiàn)她的裙袍和溫柔時，他們都大感欣喜。

禮儀、品鑒、愉悅的談話、藝術的欣賞，都已登峰造極，而財物的資助則豐厚異常。較小的都會里有過高尚的圈子，但卡斯底里歐尼寧擇烏爾比諾那些靜默的同道，也不愿取羅馬那種大都會里較嘈雜、較炫飾的文明。不過，烏爾比諾畢竟是個文化小島，而羅馬則如大江瀚海。路德曾親睹此況，深感顫驚與厭惡；伊拉斯謨亦曾涉足其間，卻欣喜欲狂。數(shù)以百計的詩人宣稱：農(nóng)神之治（Saturnia Regna）又臨人世了。

[1]利奧在狩獵期間喜在瑪格里亞納別墅（Villa Magliana）避靜。該處系建給西克斯圖斯四世，后由英諾森八世及尤利烏斯二世擴建，并由翁布里亞的喬萬尼·彼得羅·斯帕格納為尤利烏斯飾以阿波羅與繆斯的壁畫。拉斐爾并于1513年至1520年之間為其教堂設計3幅壁畫，其中有兩幅尚存于盧浮宮，它們或是由洛·斯帕格納據(jù)拉斐爾的諷刺畫繪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