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意義上，戰(zhàn)后70年間日本歷屆首相的施政方針演說，可視為日本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敗國追求國際社會承認的歷史記錄。國家間的承認，主要是指對處于國際社會中的國家所具有的社會身份的承認，按照其內(nèi)容的重要程度依次為角色身份、個體身份與類屬身份。^[32]但是，通過以上對戰(zhàn)后70年日本國家自我認知軌跡的歷史考察發(fā)現(xiàn)，總體來看，戰(zhàn)后70年日本國家自我認知軌跡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日本人追求承認的社會身份排序卻有很大不同，日本人第一看重的是類屬身份，其次才是角色身份和個體身份。而且具體到每一個時期也不同程度地呈現(xiàn)出這一特點。例如，日本在1988年竹下登內(nèi)閣至2009年麻生太郎內(nèi)閣時期謀劃如何打造“國際國家”先后推進的三大具體措施——謀求聯(lián)合國“入?！?、憑借經(jīng)濟力量垂范亞洲乃至世界、以日本軍力國際化為目的的“正常國家”訴求，其實也是一個由追求類屬身份到角色身份和個體身份的順序。

日本不僅通過倡導(dǎo)價值觀外交拿類屬身份排斥中國，而且還會用把昔日的戰(zhàn)略伙伴開除于類屬身份之外的做法以示懲戒。例如，2007年安倍晉三初任首相時，日本《外交藍皮書》上稱“日韓兩國是共享自由與民主主義、基本的人權(quán)等基本價值的伙伴關(guān)系”^[33]。再度任首相后，2013年日本《外交藍皮書》上稱“日韓兩國是共享自由與民主主義、基本的人權(quán)等基本的價值與利益的重要鄰國”^[34]。2013年2月28日，安倍首相在國會發(fā)表施政方針演說中稱：“韓國是共享自由、民主主義等基本的價值和利益的最重要的鄰國?！?sup class="calibre8">[35]2014年1月24日，安倍首相在國會發(fā)表施政方針演說中還稱：“韓國，是與日本擁有相同基本價值觀和利益的最為重要的鄰邦。日韓的良好關(guān)系，不但對兩國，而且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來說是不可或缺的。我們要以大局觀出發(fā)，努力建立起合作關(guān)系?！?sup class="calibre8">[36]但由于近幾年日韓關(guān)系因領(lǐng)土問題、歷史認識問題極度惡化，在2014年年底，日本外務(wù)省網(wǎng)站上則將韓國剔除出了其價值圈，僅稱其是日本重要鄰國。2015年2月12日，安倍首相發(fā)表施政方針演說時對韓國的定位也改變了說法，稱：“韓國是日本最為重要鄰邦。在迎來日韓邦交正?；?0周年之際，我們要為改善關(guān)系不斷進行對話。對話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sup class="calibre8">[37]2015年4月7日，日本外務(wù)省新公布的外交藍皮書也都統(tǒng)一稱“韓國是最重要鄰國”^[38]，不再把韓國歸屬為具有相同類屬身份的國家。

對于戰(zhàn)后70年日本國家自我認知的軌跡所體現(xiàn)的特點以及日本在處理日韓關(guān)系上體現(xiàn)的這種拿類屬身份做文章的表現(xiàn)，當然有其政治、經(jīng)濟等諸方面的原因，但從心理文化學的視角看，這其實同日本人個體自我認知的文化機理中強調(diào)序列的特點是一致的。日本人的特殊序列意識產(chǎn)生于其締結(jié)集團所遵循的“緣約原理”。所謂緣約，即日本人締結(jié)集團往往不僅僅是依靠血緣資格，亦可能是因為地緣、職緣資格，或者是為了某一共同目標在共同的意識形態(tài)下采取共同的行動、遵守共同的規(guī)定而自發(fā)地結(jié)合在一起而成。這種締結(jié)集團原理的優(yōu)點是比基于血緣資格的親屬原理更具彈性，更易于締結(jié)規(guī)模龐大的次級集團，具有較強的擴張性。同時，雖說理論上每個人是否能加入某個集團具有一定的自主選擇權(quán)利，但事實上又不能做到像契約原理那樣自由來去不受拘束，往往是一旦成為某一集團成員則將終老一生不會改變。而且，在這種集團內(nèi)講究論資排輩即注重彼此的等級序列，加入該集團時間越長，即使是平庸之輩往往靠著資歷也能獲得一定的地位，因此集團成員一般也不傾向于改變身份。緣約原理的缺點則在于因為其締結(jié)集團的資格不像血緣那般牢靠，所以身處于這種類集團中的日本人具有相當大的不安全感，對于序列中的位置具有相當大的敏感性，在生活中無時無刻不在為自己定位，以便作出最適合的反應(yīng)。只有在一定的序列中確定了自己的歸屬才可能有盡己所能發(fā)揮屬于自己的角色的機會，這種自我認知的終極目標是一種基于等級制度之上的“各守本分”狀態(tài)。^[39]

可以說，日本國家認知特點正是這種日本人自我認知特點在國家行為上的一種投射。類屬身份其實質(zhì)也是對國家性質(zhì)的一種排序。明治維新以來趕超西方一直是日本國家發(fā)展的大目標，能夠歸屬于西方國家并作為其中的一員在國際社會發(fā)揮自己的角色，不僅可以令其擁有一種優(yōu)越感，而且還可以獲得極大的安全感。有學者從心理文化學的視角解析“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日本國家行為特點時指出：“當這種序列意識作用于日本的國家行為中，使得日本恐懼淪為殖民地、在國際秩序的序列中落后，^[40]進而發(fā)動戰(zhàn)爭侵略朝鮮、中國以圖強，后來則為了追求更高的國際秩序中的序列，嘗試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超越西方?！?sup class="calibre8">[41]戰(zhàn)后70年日本的國家行為也呈現(xiàn)出了相似的特點?！暗诙问澜绱髴?zhàn)”的慘敗讓日本人認識到，通過明治維新，制定大陸政策，侵略朝鮮、中國，打敗俄國，雖使日本成為最早步入發(fā)達國家行列的非西方國家，但“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絕非到達榮譽之路”^[42]，日本與西方歐美諸國無論在理念上還是物質(zhì)力量上均依舊存在著很大的距離。所以，戰(zhàn)敗初期，日本首先將歐美西方國家設(shè)定為日本努力奮斗的目標也就不難理解了。但是，當日本經(jīng)濟奇跡般地得以復(fù)蘇，乃至20世紀60年代末一躍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jīng)濟大國時，日本又故態(tài)復(fù)萌，認為已經(jīng)趕超了西方，開始嘗試建立與西方分庭抗禮的國際新秩序。在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之位被中國取走之后，在日本主流媒體的輿論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大多民眾都不看好“安倍經(jīng)濟學”的情況下，安倍晉三在2013年2月28日第183屆國會上依舊高呼：“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諸位，現(xiàn)在正是我們爭做世界第一的時候了?！?sup class="calibre8">[43]無論日本歷代內(nèi)閣設(shè)計的“日本夢”有多么美好，遺憾的是，事實上無論從理念層面，還是物質(zhì)層面，西方均依舊遠遠地行走在日本的前方，成為令其難以割舍的戰(zhàn)前、戰(zhàn)后一以貫之的趕超目標。

以上通過對戰(zhàn)后70年間87份匯集了日本社會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之共識，且最能代表日本國家意志的歷代首相施政方針演說的簡要梳理，歷史性地考察了戰(zhàn)后70年日本國家的自我認知軌跡、特點及其成因。由于文本內(nèi)容極其豐富，欲用一篇文章進行解析只能擇其要者做一概述。為了盡可能彌補以偏概全的缺憾，將每篇施政方針演說中凡涉及日本國家自我認知的關(guān)鍵詞句做了統(tǒng)計，并盡量采取直譯的形式制表附在了相應(yīng)解析文字之后以供讀者檢閱查證。如有的演說中是“民主和平國家”，有的演說中講“和平民主國家”，甚至同一位首相的施政方針演說，如吉田茂的演說中也會出現(xiàn)語序不同的表述，大概是其意欲強調(diào)的內(nèi)容略有差別，所以摘錄時也盡量采取了直譯的形式，以盡可能努力信實傳達演講者的本義。

所謂溫故知新，通過這項研究工作不難發(fā)現(xiàn)，一直被視為帶有很深的“安倍特色”的言行、政策，如“重振日本”“積極和平主義”以及修憲言論和在“自己的國家自己保衛(wèi)”意愿下推動的一系列安保法制修訂舉措等，其實早在安倍之前就已經(jīng)有人提出過并且不同程度地推動過。因此，日本國內(nèi)雖然對安倍不乏批判之聲，但其分歧主要集中在安倍政府做事的方式方法和程度上，在野黨大多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政治精英對于安倍政府的修憲以及強軍強國的總路線還是大致認可的。所以，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在中日關(guān)系的內(nèi)外整體環(huán)境和雙方的力量對比沒有發(fā)生質(zhì)變之前，至少從文化心理層面來看，從日本國家自我認知特點來看，無論是現(xiàn)在的安倍政府，還是“后安倍時代”，任何日本政府都不太可能在日本國家身份定位的認知上有根本性的變化，也不可能在推動中日和解方面有太大的意愿和建樹，我們對日本的政策也不應(yīng)抱有過高的期望。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日關(guān)系就一定會惡化，陷入所謂的安全困境。有學者研究指出，“如從軍事層面進行觀察，無論從軍事力量，還是從軍事使用意圖來看，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并不明顯。此外，中日兩國在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上的強互補性以及美國在中日關(guān)系中所扮演的平衡者角色，更是大大地減低了雙方之間安全困境惡化的可能性。因此，‘中日安全困境’只是一個被‘過分夸大的現(xiàn)實’”^[44]。準確把握包括自我認知特點在內(nèi)的日本國民性特點，科學地前瞻日本國家發(fā)展走向，將有助于我們準確地預(yù)判中日關(guān)系的未來走向和發(fā)展趨勢，更加穩(wěn)妥地處理好與日本的關(guān)系。

（本文已在《日本學刊》2015年第5期發(fā)表，收入本書時做了部分修改。）

[1] 本文刊于《日本學刊》2015年第5期。此次收入本論集時，為便于讀者查證，對表1—表5收錄的日本首相施政方針演說中與日本國家自我認知相關(guān)表述進行了大量的補充。

[2] 作者簡介：張建立，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文化室主任。

[3] 建構(gòu)主義理論認為：“在國家體系里，類屬身份的對應(yīng)物是‘政權(quán)類型’（regime types）或‘國家形式’（forms of state），如資本主義國家、法西斯國家、君主國家，等等。從另一方面來說，國家形式是由國家內(nèi)部的政治合法性原則建構(gòu)起來的。這種原則在涉及生產(chǎn)資料和摧毀資料的所有權(quán)方面組織國家—社會關(guān)系。這些原則也可能是由于一個國家與其他國家的互動而產(chǎn)生的（如日本在1945年后成為民主國家，是因為美國占領(lǐng)了日本），但是，從建構(gòu)觀點來看，這些原則是外生于國家體系的，因為其存在不是依賴于其他國家的。一個國家本身完全可以成為民主體制國家?！眳⒁妬啔v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頁。

[4]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560130.SWJ.html，2015-05-17.

[5]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560130.SWJ.html，2015-05-17.

[6] 安倍晉三『新しい國へ 美しい國へ 完全版』、文蕓春秋、2013年、32—33頁。

[7] 吉田茂『世界と日本』、番町書房、1963年、202—204頁。

[8]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畫』、講談社、1993年、109頁。

[9]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600201.SWJ.html，2015-05-17.

[10]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620119.SWJ.html，2015-05-17.

[11]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640121.SWJ.html，2015-05-17.

[12] 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2頁。

[13] 曾向紅：《國際關(guān)系中的蔑視與反抗——國家身份類型與承認斗爭策略》，《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15年第5期。

[14]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650125.SWJ.html，2015-05-17.

[15]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700214.SWJ.html，2015-05-17.

[16] 1979年，美國學者傅高義著《日本名列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書。2000年，傅高義又撰寫《日本仍是第一嗎？》（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 ？），稱其從未喪失對日本的信心。

[17] 例如，中國日本學界從1980年到2010年間發(fā)表的400余篇有關(guān)日本國民性研究文章中，僅文章題名中含有“日本型”“日本式”“日本模式”的文章就多達200余篇，幾乎占了中國的日本國民性研究30年間發(fā)表文章總數(shù)的1/2還多。在這類文章中，除少數(shù)是探討日本獨特的政治文化現(xiàn)象外，大多是從探討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經(jīng)驗，進而解析日本企業(yè)獨特經(jīng)營管理模式的角度來探討日本國民性的文章。參見張建立《中國的日本國民性研究現(xiàn)狀與課題》，《日本學刊》2011年第1期。

[18] 參見日本內(nèi)閣府網(wǎng)站，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6/h26-gaiko/zh/z27.html，2015-05-17。

[19] 『平成27年版（2015）外交青書要旨』、12頁、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2015-08-17。

[20] 『朝日新聞』1991年12月20日朝刊総合2面。

[21]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860127.SWJ.html，2015-05-17.

[22] 樊勇明：《對日本大國戰(zhàn)略成敗的思考》，《國際問題研究》2010年第4期。

[23]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畫』、講談社、1993年、103頁。

[24]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畫』、講談社、1993年、104—105頁。

[25]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960122.SWJ.html，2015-05-17.

[26] 北岡伸一『普通の國へ』、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12頁。

[27] 李薇：《日本的國家定位與歷史反思》，《國際經(jīng)濟評論》2012年第4期。

[28]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960122.SWJ.html，2015-05-17.

[29]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20130228.SWJ.html，2015-05-17.

[30] 曾向紅：《國際關(guān)系中的蔑視與反抗——國家身份類型與承認斗爭策略》，《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15年第5期。

[31]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20000128.SWJ.html，2015-05-17.

[32] 曾向紅：《國際關(guān)系中的蔑視與反抗——國家身份類型與承認斗爭策略》，《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15年第5期。

[33] 『平成19年版（2007年）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07/html/framefiles/honbun.html，2015-05-17。

[34] 『平成25年版（2013年）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3/html/chapter2/chapter2_01_01.html#h0201010201，2015-05-17。

[35]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20130228.SWJ.html，2015-05-17.

[36]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20140124.SWJ.html，2015-05-17.

[37]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50212siseihousin.html，2015-05-17.

[38] 『平成27年版（2015）外交青書』，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2015-08-17。

[39] 參見尚會鵬《中國人與日本人：社會集團、行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10年版。

[40] 該觀點亦可從昭和天皇宣讀的停戰(zhàn)詔書內(nèi)容獲得佐證。詔書中稱：“之所以向美、英兩國宣戰(zhàn)，實亦為希求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定，諸如排斥他國之主權(quán)、侵犯他國之領(lǐng)土，此固非朕之本志?！彪m然昭和天皇沒有承認戰(zhàn)爭的侵略性，但其恐懼心理可見一斑。

[41] 游國龍：《序列意識與大東亞共榮圈——對二戰(zhàn)時期日本國家行為的心理文化學解讀》，《日本學刊》2013年第2期。

[42] 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長谷川松治訳、社會思想社、1967年、367頁。

[43]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20130228.SWJ.html，2015-05-17.

[44] 謝磊：《中日安全困境：一個過度解讀的現(xiàn)實？》，《國際關(guān)系研究》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