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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命運程序主義法律范式

        時間:2023-03-20 理論教育 版權反饋
        【摘要】:[107]吉登斯向我們描述了我們的共同命運以及共同目標,在這些事實基礎上,他從愛的本質的角度告訴我們對話民主和團結的重要性,這樣做的目的可以用羅蒂的話來概括:“對我們每一個個人而言,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我們和其他人所擁有的共通人性;換言之,私人的實現(xiàn)和人類的團結,其實來自同一個源頭?!惫愸R斯提出,現(xiàn)代法之出現(xiàn),是為了填補社會整合之重負的社會秩序的功能缺口。
        共同命運程序主義法律范式_行動的自我與身體:吉登斯“生活政治”研究

        (一)對話民主依賴于共通感與共同命運

        從相互依存的觀點出發(fā),在這個地球上,我們都依賴他人,我們的所作所為都與他人的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從倫理學的觀點看,這使我們每一個人對他人負責。一旦我們否認了它的存在,貶低它的實際意義,或拒絕它的打擾,聲稱我們無能為力,那么,我們就采取了“旁觀者”(by standers)的態(tài)度。全球世界是這樣的一個地方:“迫切需要的道德責任和生存利益只會在這里相遇一次。全球化在眾多事物中是一個倫理挑戰(zhàn)?!?sup>[105]更何況,由于每天都面對著相互依存的跡象,沒有誰有權把地球,或地球的任何一部分,視為他的個人財產。共同的命運(solidarity of fate)并不是選擇問題,依賴于我們選擇的是,共同的命運將會在共同的毀滅中終結,還是會產生共同的情感、目的和行動。盡管我們在政治上或宗教信仰上通常有著極大的差別,有時還有著激烈的對抗,但是,我們都希望有尊嚴地活著,不受羞辱,不受恐懼的侵襲,被容許追求幸福。這是一個廣泛而穩(wěn)固的共同基礎,“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開始營造一致的思想和行動。把共同的命運塑造成共同的目的和行動是常見的情況?!?sup>[106]個人無助感帶來的痛苦從根本上源于這樣的發(fā)現(xiàn);我們的行為能力,不管是集體的還是個人的,都無法有效地處理新出現(xiàn)的在全球范圍內的相互依賴/脆弱。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地方性的方案并不能解決全球性問題,盡管這樣的前景可能是誘人的。形形色色的逃避策略并不能通向適合居住的“前方”。從人類依附的全球化中退出,“也就是說從人類科技和經(jīng)濟活動的全球勢力范圍中退出,這是不可能的。諸如‘維持現(xiàn)狀’或‘重新回到部落(民族或社區(qū))的懷抱’這樣的答案不再有效。”[107]

        吉登斯向我們描述了我們的共同命運以及共同目標,在這些事實基礎上,他從愛的本質的角度告訴我們對話民主和團結的重要性,這樣做的目的可以用羅蒂的話來概括:“對我們每一個個人而言,最重要的東西就是我們和其他人所擁有的共通人性;換言之,私人的實現(xiàn)和人類的團結,其實來自同一個源頭?!?sup>[108]吉登斯模仿羅蒂,假設人情感上的“共同感”,從人性的角度確保對話民主的順利展開。但是,他似乎忘記了羅蒂人性理論上的深刻分析:人性理論這個問題上有兩種觀點——一種就是柏拉圖和基督教等人,另一種稱為懷疑論者,如尼采,他們也強調人類都有共通的本性,只是強調的重心是,在自我的“最深處”根本沒有人類團結的意識;人類團結的意識“只是”人類社會化過程中所虛構的東西。因此,這類懷疑論者乃變成反社會者。黑格爾后,歷史主義的思想家一直否認有所謂“人性”或“自我的最深處”這種東西。他們一貫的策略是極力主張社會化或歷史環(huán)境的無所不及,所以根本沒有任何在社會化的背后,或先于歷史的東西,可以用來定義人性。這一類作家告訴我們,“‘何謂人類’的問題應該丟棄,而以‘生活在一個20世紀富裕的民主社會中是怎么一回事?’和‘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我們如何才能避免成為只是按照預先寫好的劇本扮演角色的人?’等問題來取代?!?sup>[109]羅蒂說,由于這段歷史潛移默化的功勞,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逐漸從形而上學或神學中擺脫出來。對我們而言,思想與社會進步的目標,不再是真理,而是自由。盡管自由已經(jīng)取代了真理,過去私人與公共之間的張力卻依然存在。于是,羅蒂在《偶然、反諷與團結》的結尾寫道:“逐漸把別人視‘我們之一’,而不是‘他們’,這個過程其實就是詳細描述陌生人和重新描述我們自己的過程。承擔這項任務的,不是理論,而是民俗學、記者的報道、漫畫片、紀錄片,尤其是小說?!?sup>[110]在羅蒂的烏托邦中,大家不會把人類團結當作必須被承認的事實,亦即必須清楚“偏見”或挖掘原本隱藏起來的內在真實,才能認識到的事實。反之,人類團結乃是大家努力達到的目標,而且到達這個目標的方式,不是透過研究探討,而是透過想象力,把陌生人想象為和我們處境類似、休戚與共的人。團結不是反省所發(fā)現(xiàn)到的,而是創(chuàng)造出來的?!叭绻覀儗ζ渌皇煜さ娜怂惺芡纯嗪臀耆璧脑敿氃?,能夠提升感應相通的敏感度,那么,我們便可以創(chuàng)造出團結?!?sup>[111]但對于吉登斯,這樣的模仿能成功嗎?

        (二)程序主義對協(xié)商民主的保障

        在已經(jīng)學會如何自覺地處理其復雜性的世俗化社會中,“用交往方式來處理這些沖突,構成了陌生人之間——那些放棄暴力、并通過合作地調節(jié)其共同生活而承認對方仍然做陌生人的權利的陌生人之間——的團結的唯一來源?!?sup>[112]哈貝馬斯通過交往理性建立協(xié)商民主,那么,協(xié)商民主是否跟對話民主一樣,只對自我做出要求,依賴于社會理想情境的出現(xiàn)呢?哈貝馬斯的回答是:根據(jù)商談論,商議性政治的成功并不取決于一個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全體公民,而取決于相應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預設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化商議過程與非正式地形成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同作用。如何在原則上維持交往不受限制性的同時,使交往行動者已經(jīng)不堪重負的理解活動擺脫社會整合任務,現(xiàn)代法提供了一種解決問題的機制。

        哈貝馬斯提出,現(xiàn)代法之出現(xiàn),是為了填補社會整合之重負的社會秩序的功能缺口。在當代這個處于轉折之中的環(huán)境中,法律的統(tǒng)治仍起到核心的作用,權力依舊有效,而且成為程序。這是一場劇烈的轉變,“它既暴露出權力和主體之間未經(jīng)中介的直接關系,也顯示了既不可能存在任何‘優(yōu)先存在的’中間力量,也不可能抑制各個事件在時間中的多樣與差異?!?sup>[113]

        幸好,法是這樣一種媒介,它可以讓我們對公民自主作一個本質上是抽象的設想。今天,人民的公民主權向一些在法律上被建制化的程序,向基本權利使之成為可能的那些或多或少是討論性的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的非正式過程回歸。這里他的出發(fā)點是這樣一種由各種交往形式構成的網(wǎng)絡,但這種網(wǎng)絡必須是這樣組織的,即它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受到一些合理前提的約束,并且使這種方式也使經(jīng)濟系統(tǒng)在不觸動其自身邏輯的情況下受到社會的和生態(tài)的觀點的限制。“這是一種商議性政治模式,它的出發(fā)點不再是一個共同體整體的大我,而是無人稱地彼此連接的一些討論。”[114]所以,協(xié)商民主并非依靠交往理性單獨作戰(zhàn),而是在法律的統(tǒng)攝下、在程序主義的保障下共同運行。

        根據(jù)自由主義的觀點,民主過程僅僅是以利益妥協(xié)的形式實現(xiàn)的。形成妥協(xié)的規(guī)則被認為應該確保由普遍平等的選舉、議會團體的代議性集會、決策模式、議事規(guī)則等所形成的結果的公平性。這些規(guī)則說到底是用自由主義的基本權利來加以辯護的。相反,根據(jù)共和主義的觀點,民主意志的形成過程采取的是倫理政治的自我理解的形式;在這里,商議可以依賴于公民總體所共享的那種文化上既定背景性共識的支持。商談論從這兩種觀點都采納一些成分,并把這些成分整合進理性協(xié)商程序和決策程序的概念之中。民主程序建立其實用性考慮、妥協(xié)、自我理解性商談和正義性商談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并為這樣一個假定提供了基礎:只要相關信息的流動和對這種信息的恰當處理沒有受到阻塞,就可以得到合理或公平的結果。根據(jù)這種觀點,“實踐理性居于那些商談規(guī)則和論辯形式之中,這些規(guī)則和形式的規(guī)范性內容是從取向于達成理解之行動的有效性基礎那里得來的,歸根結底是同語言交往的結構和交往社會化的不可代替模式得來的。”[115]

        哈貝馬斯的商談論民主模式從兩邊各采納一些成分,并以新的方式把它們結合起來,介于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商談論民主模式的規(guī)范性含義比自由主義要強而比共和主義要弱。與共和主義一致,它把政治性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放在核心地位,但并不把法治國憲法理解成某種次要的東西?!?sup>[116]但對政治意見、意志的具體形成方式則采取了類似自由主義的程序主義(但與自由主義的“程序”概念并不在同一個論證層面)的方法。程序主義民主觀的關鍵并不在于某些具體的民主原則而在于民主程序通過運用各種交往形式在商談和談判過程中被建制化,而那些交往形式則許諾所有通過該程序得到的結果都是合理的。換句話說,民主的具體內容不是因為多數(shù)人同意而合法,更重要的是杜威所謂的“多數(shù)人成為多數(shù)人的那種方式”,即政治爭論的商談結構才是最終的合法化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領域內的商談結構并不能無來源地獨立支撐政治意見、意志形成過程,民主政治還必須從非正式的商談領域中不斷汲取養(yǎng)分來充實自身,這個非正式的商談領域就是哈貝馬斯一再強調的公共領域。商談政治必須一方面是正式的有特定程序的政治商談,另一方面是非正式的卻充滿創(chuàng)造性的更為根本的公共領域內的商談,在這個意義上哈貝馬斯把商談政治理論稱為“雙軌的”。但無論是程序主義還是交往理性,它們都來源于生活世界。在哈貝馬斯看來,只有從主體互動的角度才能為公民的自我立法找到操作性機制。這種法律來源于交往理性,扎根于生活世界,生成于民主過程,得益于商談理由的力量,“因而它們不僅可以作為導控社會的制度,穩(wěn)定人民的行為期待的規(guī)則,而且可以作為整合社會的媒介,把疏離的系統(tǒng)連接起來,把破碎的生活世界綴合起來,并把系統(tǒng)就范于生活世界的良性導控,使目的理性聽命于交往理性的正常指揮?!?su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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