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懷疑論的絕響:自由主義知識論在現(xiàn)代中國的命運

討論至此，我們還需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懷疑論的知識論盡管相當稀缺，胡適為之付出的努力卻幾成絕響。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唱自由、民權者不知其幾，獨不見有人回應、認真對待胡適所倡導的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為什么胡適的努力會是這樣一種結果?筆者以為，可能的解釋是:

首先，可能與對傳統(tǒng)的路徑依賴有關。國人長期浸潤于一元論的思維方式下，耳濡目染的是“盡性知天”、“體天行道”、“繼天立極”的豪言壯語，以及對“至圣至明”的君主、圣賢們的歌頌期盼之聲，懷疑論、不可知論對他們來說不啻海外奇談，根本就不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

其次，還可能與當時中國缺乏對這種知識論的社會需求有關。我們知道，近代以來中國的一個緊要問題是，如何擺脫“西方?jīng)_擊”造成的空前危機，免于亡國滅種的危險，實現(xiàn)國家的富強，它是擺在各派思想家面前迫在眉睫的、急需要解答的問題。而置身這種危機之中的普通民眾，也迫切需要有人能夠為其指出明確的方向，找到更快捷、更徹底的解決上述社會政治問題的方案。事實上，許多自由民權論者之所以主張民主、自由，與其說是出于人本身的需要、出于對人的理性和知識境況的考慮，不如說是把自由、民權作為手段，從爭國權、挽救民族危機的需要去爭民權。比如同為自由主義者的梁啟超就多次表達過這樣的思想:國家是“積民而成”，民無權則國無權，故欲強國權，必先興民權。^④反觀胡適的懷疑論、不可知論以及自由主義政治主張，則是拒絕提供根本、快速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正確方案”，主張通過點滴改良、不斷試錯來謀社會的進步，既讓人沮喪，又讓人覺得河清無日、道路迂緩，其遭受冷遇也就不足為怪了。

不過，胡適津津樂道的知識論問題的最終寂寞遭際，他念茲在茲的話題似乎至今還是空谷足音，這的確是一個中國思想史乃至現(xiàn)代化啟蒙運動中耐人尋味的“事件”。當歷史發(fā)展到今天、那個時代的“焦慮”應當成為往事的時候，我們是否可以從容地傾聽那陌生的聲音，反思我們文化的單一性呢?

注釋:

①胡適:《四十自述·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論學近著》第1集，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②轉(zhuǎn)引自“中國現(xiàn)代思想家”叢書第七輯《胡適卷》，臺灣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頁。

③胡適:《實驗主義》，見《胡適文存》卷二，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版。

④參見梁啟超《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新民說》單行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