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　數(shù)字鴻溝、知識溝與政治參與

“數(shù)字鴻溝”(digital divide)的概念使人們有機會認識到技術(shù)富有者和技術(shù)貧窮者之間存在的不平等。在過去的10年中，這一概念十分流行，它成功地將這一不平等的議題引入社會、政治與學術(shù)領(lǐng)域的討論之中。然而，學術(shù)界此前關(guān)于數(shù)字鴻溝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數(shù)字技術(shù)的“接入”(access)和“使用”(use)上^[122]。這兩個層面也被學者們稱為第一道數(shù)字鴻溝和第二道數(shù)字鴻溝^[123]，它們的確勾畫了數(shù)字技術(shù)在社會應(yīng)用中的清晰的圖景。

然而，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卻沒有得到回答，那就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愈來愈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的當今時代，數(shù)字技術(shù)是否最終對人們的政治知識的獲取和政治行為產(chǎn)生切實的影響?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研究者能就當前人們對數(shù)字鴻溝的憂慮給予較好的回答。

必須承認，全球各地的實證研究給予了知識溝以大量的經(jīng)驗支持。知識溝假設(shè)指出:當一個社會系統(tǒng)中大眾媒介上的信息流量增加時，相對于較低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人，有著較高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人往往會以更快的速度獲取知識^[124]。然而，這一假設(shè)是否能被應(yīng)用于互聯(lián)網(wǎng)這一全新的傳播媒介，以及人們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接入和使用的差異是否會導致知識溝，對此我們并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

此外，在現(xiàn)代社會里，大眾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僅僅只是向公眾傳遞信息。人們從傳媒上所獲取的政治信息，往往推動了人們參與政治活動;當傳媒被視為政治動員信息的重要來源時，則更是如此^[125]。因此，在知識溝之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是否由數(shù)字鴻溝所導致的知識上的差距，最終導致了人們行為上(譬如政治參與)的差異?

在發(fā)展中的我國，迄今互聯(lián)網(wǎng)的擴散率已接近10%，就網(wǎng)民的絕對數(shù)量而言，總數(shù)已達1.23億;在不少大中城市，互聯(lián)網(wǎng)的滲透率則已接近甚至超過30%^[126]。在這一新的數(shù)字環(huán)境下，考察互聯(lián)網(wǎng)的接入和使用對人們知識獲取和政治參與的影響，具有顯著的現(xiàn)實針對性和前瞻性?？紤]到數(shù)字鴻溝和知識溝研究在美國已經(jīng)具有相當?shù)囊?guī)模，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供借鑒，本研究以美國的一組全國性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為基礎(chǔ)，試圖對數(shù)字鴻溝、知識溝、政治參與和互聯(lián)網(wǎng)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思路，并為互聯(lián)網(wǎng)在我國的擴散和應(yīng)用提供有益的參考。就理論而言，考慮到數(shù)字技術(shù)的接入和使用上的鴻溝往往被研究者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且從未被納入到相關(guān)研究設(shè)計中這一事實^[127]，本研究試圖考察第一道數(shù)字鴻溝和第二道數(shù)字鴻溝對人們政治知識獲取與政治參與的影響，并力圖將人們當前對數(shù)字鴻溝的關(guān)注轉(zhuǎn)移到對其社會影響的關(guān)注上來。

一、數(shù)字鴻溝

(一)接入溝

“數(shù)字鴻溝”這一術(shù)語最先出自報紙的新聞報道。1995年美國政府發(fā)布“Falling through the Net”的研究報告使這一術(shù)語開始流行^[128]。

傳播學者Norris認為，數(shù)字鴻溝的概念包括三個層面:首先是全球鴻溝，指的是工業(yè)化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之間在因特網(wǎng)接入上存在的差距。其次是社會鴻溝，其關(guān)注的是在每個國家內(nèi)部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貧窮者之間存在的差距。最后是民主鴻溝，強調(diào)的是人們在是否使用數(shù)字技術(shù)參與公共生活方面的差距^[129]。

除了這種較為宏觀的分類外，Attewell從較為微觀的角度出發(fā)，將數(shù)字鴻溝分為兩個層面，他將電腦和因特網(wǎng)接入上存在的差距稱為“第一道數(shù)字鴻溝”，將電腦和因特網(wǎng)使用上存在的差距稱為“第二道數(shù)字鴻溝”^[130]。van Dijk進一步指出，接入的概念可以分為4種:(1)由于缺少興趣、電腦焦慮和新技術(shù)缺乏吸引力而導致的基本數(shù)字經(jīng)驗的缺乏(他將其稱為“精神接入”);(2)電腦和網(wǎng)絡(luò)連接的缺乏(他將其稱為“物質(zhì)接入”);(3)由于技術(shù)界面不夠友好、教育和社會支持不足而導致數(shù)字技能的缺乏(他將其稱為“技能接入”);(4)使用機會的缺乏以及這些機會的不平等分布(他將其稱為“使用接入”)^[131]。

雖然Attewell和van Dijk使用了不同的名稱和術(shù)語，但他們對數(shù)字鴻溝的分類大體上是一致的。van Dijk歸納的前兩種接入與第一道數(shù)字鴻溝緊密相關(guān)，因為它們直接決定了人們是否在物質(zhì)層面上接入因特網(wǎng)。后兩種接入則直接聯(lián)系到第二道數(shù)字鴻溝，因為技能水平會對用戶如何使用因特網(wǎng)具有重要的影響。

由于數(shù)字鴻溝的概念在傳統(tǒng)上被定義為“技術(shù)接入擁有者和技術(shù)接入缺乏者之間的差距”^[132]，大多數(shù)數(shù)字鴻溝的研究都集中在第一道數(shù)字鴻溝上，也就是van Dijk指出的第二種接入——物質(zhì)接入差距上。這一研究群體的中心在于調(diào)查有哪些社會因素影響物質(zhì)接入上存在的鴻溝。如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DiMaggio等人所指出的:數(shù)字鴻溝研究的“重心應(yīng)該放在研究不平等是如何被各種社會因素所影響的，這些社會因素包括政府項目、工業(yè)結(jié)構(gòu)和價格政策等”^[133]。因此，經(jīng)濟實力、電信設(shè)施和政府決策成為影響第一道數(shù)字鴻溝最為顯著的社會因素。

大量研究證明了經(jīng)濟發(fā)展和數(shù)字技術(shù)接入之間的聯(lián)系^[134]。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管理局(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從1994年開始就一直在跟蹤調(diào)查數(shù)字鴻溝的問題。雖然它近期發(fā)布的報告顯示，基于收入、教育和地理位置的數(shù)字鴻溝開始在上個十年的末期急劇縮小，但建立在經(jīng)濟基礎(chǔ)之上的因特網(wǎng)接入差距仍然在持續(xù)。

除經(jīng)濟因素外，一些個案研究顯示，政府政策在改善因特網(wǎng)接入方面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135]。Cullen在國家的層面研究了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新西蘭的數(shù)字鴻溝，發(fā)現(xiàn)國家政策是影響數(shù)字鴻溝的一個重要因素，擁有較大政策主動權(quán)的國家在減小數(shù)字鴻溝方面具有較大的優(yōu)勢^[136]。如前所述，Wade則從發(fā)展中國家的角度出發(fā)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考察，他指出，欠發(fā)達國家在接入方面存在劣勢，這不僅因為收入、技能和基礎(chǔ)設(shè)施方面的缺乏，更源于根植于國際系統(tǒng)的各種有利于發(fā)達國家的標準和規(guī)范^[137]。

(二)使用溝

鑒于輿論和公共政策牢牢地被物質(zhì)接入鴻溝所占據(jù)，van Dijk指出，數(shù)字技術(shù)的接入問題應(yīng)該慢慢地從他所歸納的前兩種接入轉(zhuǎn)向后兩種。換言之，當精神接入和物質(zhì)接入的問題得到部分(倘若不是完全)的解決之后，技能和使用上的結(jié)構(gòu)差異就開始登上舞臺^[138]。

傳統(tǒng)的數(shù)字鴻溝研究將這一比喻轉(zhuǎn)化為電腦擁有者和非電腦擁有者之間的二元對比，或者因特網(wǎng)接入擁有者和非接入擁有者之間的對比。雖然這種轉(zhuǎn)化對于研究技術(shù)擴散來說是適用的，但它卻無法幫助我們理解技術(shù)擴散的社會后果^[139]。換言之，擁有相同的物質(zhì)接入并不一定意味著人們按照完全相同的方式和以相同的程度來使用因特網(wǎng)。因此，數(shù)字鴻溝的研究開始從第一道鴻溝轉(zhuǎn)向第二道鴻溝。

有關(guān)因特網(wǎng)使用鴻溝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網(wǎng)時間的差距上。例如，Nie ＆ Erbring比較了因特網(wǎng)經(jīng)常使用者和非經(jīng)常使用者的特征，得出以下結(jié)論:(1)上網(wǎng)時間越長，人們失去的社會聯(lián)系就越多;(2)上網(wǎng)時間越長，花在傳統(tǒng)媒介上的時間就越短;(3)上網(wǎng)時間越長，在家里工作的時間就越長;(4)上網(wǎng)時間越長，花在有形商店里的購物時間就越短^[140]。

觀察到相等的上網(wǎng)時間并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以相同的方式使用因特網(wǎng)^[141]，一些學者超越時間維度的測量尺度，開始對人們使用因特網(wǎng)的多種方式進行研究。Wilhelm將信息和電信技術(shù)缺乏者分為三類:(1)對技術(shù)進步免疫者，這些人或者從未聽說過因特網(wǎng)，或者從未使用過電腦;(2)邊緣接入者，這些人或者擁有公共電腦和因特網(wǎng)接入，或者擁有私人電腦卻沒有因特網(wǎng)接入;(3)邊緣使用者，這些人使用網(wǎng)絡(luò)服務(wù)，但并不主要當做信息和傳播工具。他指出，這些群體可以通過在更大的社區(qū)參與社會和經(jīng)濟生活的不同能力而得到區(qū)分^[142]。

傳播學者Norris則將因特網(wǎng)使用者分為四個類別^[143]:(1)研究者，他們?yōu)榱穗娮余]件和調(diào)查研究目的而使用因特網(wǎng);(2)消費者，他們?yōu)榱速徫锖瞳@取財經(jīng)資源而使用因特網(wǎng);(3)表達者，他們?yōu)榱吮磉_自己的觀點和看法而使用因特網(wǎng);(4)娛樂者，他們?yōu)榱藠蕵纺康亩暇W(wǎng)，玩游戲或從事其他娛樂活動。她發(fā)現(xiàn)相對于其他類別而言，研究者具有較多的政治知識。

將數(shù)字技能劃分為工具技能、信息技能和策略技能這三個等級遞進的技能層次，van Dijk提出了使用數(shù)字鴻溝的假設(shè)。他指出，一部分人能夠系統(tǒng)地將高級數(shù)字技術(shù)用于工作和教育，并從中受益;另一部分人則只能使用基本的數(shù)字技術(shù)和簡單的應(yīng)用，并主要以娛樂為目的。通過這一假設(shè)，他強調(diào)了電腦網(wǎng)絡(luò)的多用性(multifunctionality)。正是這種多用性使得人們使用它的方式千差萬別^[144]。

更進一步，南加州大學傳播學院的Jung及其同事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因特網(wǎng)使用的指標——因特網(wǎng)聯(lián)系指標(Internet Connectedness Index，ICI)。這一指標納入了傳統(tǒng)的時間、歷史和環(huán)境尺度，并超越這些尺度，增添了上網(wǎng)目的、網(wǎng)絡(luò)活動和網(wǎng)絡(luò)在生活中的中心性等尺度。通過將數(shù)字鴻溝重新定義為因特網(wǎng)聯(lián)系上的差距，他們認為數(shù)字鴻溝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上網(wǎng)目的、網(wǎng)絡(luò)活動和傳播方式緊密相關(guān)。通過這一新的指標，他們試圖弄清人們在獲得因特網(wǎng)接入之后，與因特網(wǎng)之間關(guān)系的多維屬性^[145]。

運用這一新的指標，Loges ＆ Jung發(fā)現(xiàn)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間的數(shù)字鴻溝超越了簡單的接入問題。一旦上網(wǎng)，老年人在因特網(wǎng)使用的性質(zhì)和環(huán)境上較青年人表現(xiàn)出很大的不同，這些差異在使用范圍和強度上尤為顯著，老年人上網(wǎng)的目的和活動在范圍上比青年人窄，使用較少的網(wǎng)絡(luò)應(yīng)用，使用網(wǎng)絡(luò)的地理位置也較少^[146]。

二、知識溝

van Dijk強調(diào)了一個驚人的發(fā)現(xiàn)，那就是:人們往往對接入差異的效果想當然，從而沒有將其作為數(shù)字鴻溝研究的一部分^[147]。新媒介接入和使用上的差異究竟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社會后果?對于人們的生存和發(fā)展有何影響?對于社會接受和排斥有何影響?在數(shù)字技術(shù)上的“貧窮”，是否會導致在社會生活中的“貧窮”?回答這些問題的一個關(guān)鍵點就在于因特網(wǎng)對于知識獲取的影響。由于信息和知識能夠被轉(zhuǎn)化為社會和政治力量，人們在知識獲取上的不平等必然會對人們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產(chǎn)生直接的影響。因此，一旦接入和使用的問題開始得到解決，知識溝的問題就將成為人們下一步關(guān)注的焦點。

傳統(tǒng)上，知識溝的研究集中在知識獲取和社會經(jīng)濟地位之間的關(guān)系上，而正規(guī)教育，則經(jīng)常被用來當做社會經(jīng)濟地位的指標^[148]。然而，后續(xù)的研究發(fā)現(xiàn)，其他因素也會對知識溝的形成產(chǎn)生影響，于是學者開始對基于教育的知識溝假設(shè)提出挑戰(zhàn)。例如，Gaziano對一系列因素的作用進行了考察，這些因素包括媒介議題類型、傳播地理范圍、知識的操作性定義、傳播渠道的類別、研究設(shè)計以及數(shù)據(jù)收集方法，等等^[149]。在一篇綜述中，Viswanath ＆ Finnegan探討了影響知識溝的幾種條件，包括媒介內(nèi)容和議題差異、信息功能、地理范圍、知識的復雜性、傳播渠道差異，以及媒介宣傳在策劃傳播和非策劃傳播中的作用^[150]。

隨著新傳播技術(shù)在人們?nèi)粘Ｉ钪械淖饔迷絹碓街匾谝陨弦蛩禺斨?，傳播渠道差異成為學者關(guān)注的一個焦點。以往有關(guān)渠道差異的研究發(fā)現(xiàn)主要強調(diào)的是印刷媒介的獨特作用、印刷媒介與廣播媒介在促成知識溝的有效性方面的比較，以及電視作為知識平衡者(也就是減少知識溝)的巨大潛力^[151]。

新媒介技術(shù)，尤其是互聯(lián)網(wǎng)的迅猛發(fā)展進一步刺激了人們關(guān)于新技術(shù)對知識溝的影響的爭論。技術(shù)狂熱者宣稱因特網(wǎng)能夠通過降低信息成本來減少不平等，增強低收入人群獲取社會資本和參與職業(yè)競爭的能力，并進而增加他們的人生機會^[152]。另一方面，技術(shù)懷疑者則指出技術(shù)所帶來的最大利益將會歸于高社會經(jīng)濟地位者，他們能夠利用他們的資源更快地、更有成效地使用因特網(wǎng)，而這一趨勢又會被更好的網(wǎng)絡(luò)連接和更多的社會支持所進一步強化^[153]。

因此，因特網(wǎng)接入和使用上的數(shù)字鴻溝是否會轉(zhuǎn)化成知識獲取上的鴻溝，并進而導致其他社會后果，對于我們理解數(shù)字化時代的不平等現(xiàn)象極為重要。盡管在論及由互聯(lián)網(wǎng)所帶來的社會不公之時，數(shù)字鴻溝與知識溝這兩個概念不時交織在一起^[154]，但很少有研究者將此二者聯(lián)系起來考察。事實上，雖然諸多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皆在推測，人們往往藉由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而得到諸如商品、服務(wù)及其他社會利益;但迄今為止尚未有研究者以經(jīng)驗證據(jù)支持這一結(jié)論^[155]。而且，正如Bonfadelli所說的，“在既有的文獻中，不僅缺乏堅實的經(jīng)驗數(shù)據(jù)來證實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要優(yōu)于傳統(tǒng)媒介的使用;而且，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我們并不清楚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是否會成為個人成功的必要條件，我們甚至無法確知人們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接入是否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guān)?！?sup>[156]

根據(jù)上述的文獻檢閱，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假設(shè)將致力于檢驗接入溝與知識溝之間的關(guān)系。

H-1:由個人的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可預測其政治知識的獲取。

較之于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的研究，有關(guān)計算機與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的研究，的確積累了不少經(jīng)驗數(shù)據(jù)。譬如Attewell ＆ Battle發(fā)現(xiàn)，家庭電腦使用與學生的閱讀和數(shù)學成績顯著相關(guān):男孩以及富裕的學生，往往在這兩科成績更好^[157]。

在近年來的研究中，Bonfadelli試圖就數(shù)字化時代的知識溝現(xiàn)象做出理論解釋。這位學者認為，相對于傳統(tǒng)媒介而言，人們在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上的鴻溝更為顯著^[158]。這些鴻溝包括信息供給上的差異、信息使用上的差別(信息選擇上不同的興趣與偏好)以及不同的信息接收策略(不同的媒介內(nèi)容需求與滿足，譬如信息和娛樂)等。所有這些鴻溝都可能導致知識溝。Bonfadelli以最近在歐洲進行的兩個調(diào)查為例總結(jié)道:教育程度更高的人往往在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時更具主動性，其使用也偏向信息導向型，而教育程度較低者的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往往更多局限于網(wǎng)絡(luò)的娛樂功能。

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和第三個假設(shè)，試圖檢驗使用溝對知識溝的影響，以及比較接入溝與使用溝對知識溝的影響力。

H-2:由個人對互聯(lián)網(wǎng)上政治信息的使用可預測其政治知識的獲取。

H-3: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比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能更佳預測個人政治知識的獲取。

三、參與溝

在現(xiàn)代社會，大眾傳媒在動員人們參與政治和公共生活上扮演著重要角色。Merritt ＆ Rosen認為，新聞媒介(尤其是報紙)是向人們傳遞必需的信息進而參與政治生活的重要中介^[159]。這種信息的傳遞不僅僅是對特定議題的簡單描述(譬如發(fā)生在一個社區(qū)的沖突事件)，而且包含著對該議題的各個競爭性方面的理解^[160]。

社會資本研究者頗為關(guān)注互聯(lián)網(wǎng)對人們社區(qū)參與的影響。市民參與、人際信任以及生命滿意是社會資本的三個基本構(gòu)面^[161]。根據(jù)此前有關(guān)社會資本的傳統(tǒng)路徑的研究，社會資本與個人的年齡、教育程度、收入、職業(yè)聲望、宗教參與、整體之社會化程度及個人能力存在著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162]，但卻與個人的大眾媒介使用存在著負相關(guān)關(guān)系，即對大眾媒介的使用愈多，社會資本愈少。究其原因，與傳統(tǒng)的對大眾媒介使用時間的測量方法有關(guān)，同時與廣受研究者們青睞的替代理論(displacement theory)^[163]和涵化理論(cultivation theory)^[164]的基本假設(shè)有關(guān)。Dutta-Bergman對此提出了一個替代性的補充架構(gòu)，其研究發(fā)現(xiàn)，不論是在個人水平還是在社區(qū)水平上，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皆與人們的社區(qū)參與正相關(guān)^[165]。換言之，居住在有互聯(lián)網(wǎng)物質(zhì)接入的社區(qū)中的個人，相對于其居住在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的社區(qū)中的同伴，更有可能積極參與其所在社區(qū)的活動。這就揭示了社區(qū)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程度不同所產(chǎn)生的不利的社會影響。

此外，考慮到傳統(tǒng)媒介使用測量的方法并未能顧及媒介使用的多元程度，以及不同的媒介使用方式可能源于媒介消費者所要求的不同功能這一事實^[166]，研究者發(fā)現(xiàn)，特定媒介所具有的特定功能是比媒介使用程度更好的預測公共生活參與的變量。尤其是人們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信息使用往往與社會資本有著正相關(guān)的關(guān)系，而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娛樂使用則與社會資本負相關(guān)。

由于政治參與這一構(gòu)念的多維度的內(nèi)在特性，因此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guān)系仍然是模糊的。盡管對于這一概念到底有哪些維度學者們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但大多數(shù)研究者皆認為應(yīng)將參與投票選舉與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區(qū)分開來^[167]。如同Milbrath ＆ Goel指出的，投票選舉往往基于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社會規(guī)范，它并不需要個人獲取足夠的政治信息及要求個人從中獲得什么滿足;而至于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活動，情形則有所不同。參與選舉活動可能僅僅受“個人所感受的某種責任或者出于影響政府決策的理念”所驅(qū)動。

因此，僅僅意味著擁有上網(wǎng)基本條件的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應(yīng)只與參與選舉投票相關(guān)較為密切，而應(yīng)與一般政治參與活動并不很相關(guān)。另一方面，個人對互聯(lián)網(wǎng)上政治信息的使用，往往會為個人帶來較多的政治知識，因此相對于參與投票選舉而言，應(yīng)對個人的一般政治參與活動有較好的預測力，因為前者明顯較少受到互聯(lián)網(wǎng)上內(nèi)容的影響。

為了拓展我們關(guān)于數(shù)字鴻溝對人們政治參與影響的認知，本研究提出了如下假設(shè):

H-4a:由個人的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可預測其政治選舉和一般政治活動參與。

H-4b:相對于一般政治參與，由個人的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可更佳預測其參與選舉。

H-5a:由個人對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信息的使用可預測其參與選舉和一般政治參與。

H-5b:相對于參與選舉，由個人對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信息的使用可更佳預測其一般政治活動參與。

H-6a:相對于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能更佳預測個人參與選舉。

H-6b:相對于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能更佳預測個人參與一般政治活動。

如同Dutta-Bergman所指出的^[168]，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與社區(qū)參與之間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表明互聯(lián)網(wǎng)是一個有用的信息來源。為了增加社區(qū)的社會資本，社區(qū)應(yīng)努力投資為個人獲取信息所需要的物質(zhì)接入，如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并在此基礎(chǔ)上為社區(qū)成員提供可靠的信息，以及各種公共事件的新聞和知識。

此外，社區(qū)成員也應(yīng)積極將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信息使用作為增大社會資本的方法。如此看來，知識應(yīng)是介于數(shù)字鴻溝和政治參與之間的中介變量。

H-7a:由個人的政治知識可預測其參與選舉和一般政治活動參與。

H-7b:相對于參與選舉，個人的政治知識可更佳預測其一般政治活動參與。

四、研究方法

(一)數(shù)據(jù)

本研究的數(shù)據(jù)來自于“皮尤人民與媒介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在2004年1月上旬所做的政治傳播研究項目。數(shù)據(jù)資料下載于http://people-press.org/dataarchive/。該調(diào)查的電話訪問在“普林斯頓調(diào)查研究協(xié)會”(Princeton Survey Research Associates)的指導之下進行。調(diào)查于2003年12月19日至2004年1月4日進行，共電話訪問了全美1 506位18歲及18歲以上的成人公民。根據(jù)全美人口總量比，大約在95%的置信水平上，由抽樣或其他隨機性因素所導致的誤差為±3%。

(二)變量的測量

1.因變量

政治知識。調(diào)查中用于測量受訪者政治知識的是四個陳述。其中的兩個是詢問受訪者關(guān)于(a)美國副總統(tǒng)戈爾對民主黨內(nèi)候選人Howard Dean的支持，以及(b)Howard Dean關(guān)于“希望成為那些卡車箱內(nèi)懸掛南部聯(lián)邦戰(zhàn)旗者的候選人”的言論。根據(jù)受訪者的回答，他們被分為四個類別:(1)知道較多;(2)聽說了一些;(3)從來沒有聽說過;(4)不知道或者拒絕回答。為了分析的便利，前兩類被編碼為1，其余的被編碼為0。

另兩個問題是:“你知道在總統(tǒng)候選人中，(c)哪一位曾是陸軍將軍(正確答案為Wesley Clark)，(d)哪位曾經(jīng)是眾議院多數(shù)派的領(lǐng)導人(正確答案為Richard Gephardt)?”正確回答的被編碼為1，其余的被編碼為0。測量政治知識的這四個陳述所構(gòu)成的量表的信度值為0.70。

政治參與。如前所述的原因，本研究中將參與選舉與一般政治活動參與分別予以測量。

參與選舉。采用4個問題予以測量(α=0.81):(1)到目前為止你是否已在自己所在的選區(qū)注冊參與選舉(是=1，否=0)?(2)你是否可絕對肯定你將會去注冊參與選舉(絕對肯定=1，有可能不參與選舉=0)?(3)你認為自己一般在多大程度上會參加選舉?基本上會、很可能、有可能、可能性較小還是幾乎沒有可能(基本上會=1，很可能=2，有可能=3，可能性較小=4，幾乎沒有可能=5;“1”、“2”、“3”、“4”被編碼為“1”，“5”被編碼為“0”)?(4)在2000年總統(tǒng)大選中你是否由于某種原因沒有參加選舉(參加了選舉=1，未參加=0)?

一般政治活動參與。采用一個由4個陳述所構(gòu)成的量表測量(α=0.64):為某一候選人捐錢贊助其選舉，與某位選舉官員聯(lián)系，因為某一政治活動參加了某個組織，參加了某一選舉過程中的事件。受訪者被詢問其是否有過上述經(jīng)歷以及是否在最近12個月內(nèi)有過上述經(jīng)歷。對每一問題的兩個回答都為“是”的受訪者被編碼為“1”，先答“是”而后為“否”的被編碼為“2”，皆為“否”的被編碼為“3”。為了分析的便利，本研究中將上述編碼為“1”和“2”的再次編碼為“1”，而“3”被進一步編碼為“0”。

2.控制變量

人口統(tǒng)計學變量。受此前研究的啟發(fā)，幾個人口統(tǒng)計學變量能在一定程度上預測媒介使用和政治知識，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受訪者的年齡、性別(我們將其視為一個二分變量，其中“1”代表男性，“2”代表女性)、收入和教育程度控制起來^[169]。除此以外，傳統(tǒng)媒介使用也曾被證實對個人的政治知識獲取有顯著影響，因此也被我們作為控制變量處理。

傳統(tǒng)媒介使用。對“傳統(tǒng)媒體的政治使用”這一變量的測量采用一個由16個陳述所組成的李克特量表(α=0.68)，其中的11個問題是關(guān)于電視的，3個與廣播有關(guān)，1個是關(guān)于報紙的，1個關(guān)涉雜志。受訪者被詢問在多大的頻度上自己曾在這些傳統(tǒng)媒體上獲取有關(guān)總統(tǒng)候選人的信息，可供選擇的選項為:(1)常常;(2)有時;(3)極少;(4)從不。在下文的分析中，前三類被編碼為1，最后一類被編碼為0。

3.自變量

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ヂ?lián)網(wǎng)接入這一變量的測量由兩個“是－否”問題構(gòu)成:(a)請問您是否在工作場合、學校、家里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曾經(jīng)使用過電腦?(b)您是否曾經(jīng)上過網(wǎng)或者曾經(jīng)收發(fā)過電子郵件?回答“是”者被編碼為“1”，回答“否”者則被編碼為“0”。這兩個陳述之間的相關(guān)性達0.73(p＜0.01)。

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如同在上文的文獻綜述部分所指出的，對“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這一變量的測量應(yīng)超越傳統(tǒng)的采用“使用時間”這一單一維度的測量方法。因此，我們除了采用一個問題用以詢問受訪者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的頻度之外，還有七個用以測量其對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信息的使用，這些問題分別是:(a)使用電子郵件來了解有關(guān)候選人或選舉運動有關(guān)的信息;(b)為了參與與選舉有關(guān)的活動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諸如閱讀新聞組、簽名、或者捐款;(c)參加網(wǎng)上在線聊天、討論與選舉有關(guān)的事情;(d)在網(wǎng)上搜尋候選人就某些問題所持觀點的信息;(e)尋找在自己所在地區(qū)的與選舉組織和活動有關(guān)的信息;(f)訪問候選人的競選網(wǎng)站;(g)訪問支持某位候選人或其所持主張的、由相關(guān)團體或者組織所建立的網(wǎng)站。受訪者被要求在一個6級李克特量表上表明自己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的頻度(1=一天內(nèi)至少使用一次，2=每天使用一次，3=每周有3～5天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4=每周有1～2天使用，5=使用很少，6=不使用或者從來都沒有使用)。其中，在下文的分析中，1、2、3、4、5被編碼為“1”，6則被編碼為“0”。后面的7個問題采用“是”(1)和“否”(0)的形式要求受訪者回答。這8個問題構(gòu)成一個用以測量受訪者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政治信息使用的量表，其內(nèi)在一致性為α=0.83。

五、研究發(fā)現(xiàn)

表3-15中所展現(xiàn)的是用以預測受訪者傳統(tǒng)媒介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與政治知識的多元階層回歸分析的結(jié)果。其中，人口變量解釋了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的絕大部分的總變差(調(diào)整后的R²增量為31.3%，p＜0.001)，其中年齡(β=－0.36，p＜0.001)、教育程度(β=0.36，p＜0.001)與收入(β=0.13，p＜0.001)是可顯著預測受訪者互聯(lián)網(wǎng)物質(zhì)接入的變量。本研究的這一發(fā)現(xiàn)與既有的研究完全吻合^[170]。

至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政治使用，人口變量組又解釋了總變差的最大份額(調(diào)整后的R²增量為7.3%，p＜0.001)，其中教育程度(β=0.12，p＜0.001)、性別(β=－0.07，p＜0.001)與年齡(β=－0.04，p＜0.05)是顯著的預測變量?；ヂ?lián)網(wǎng)接入則僅僅解釋了受訪者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使用4.2%的調(diào)整后的總變差。這一結(jié)果也與此前的相關(guān)結(jié)論一致^[171]，這表明人們即使有著同樣的互聯(lián)網(wǎng)物質(zhì)接入，也并不意味著以同樣的方式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有著較高教育程度的男性以及年輕人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政治使用更多。

表3-15　預測傳統(tǒng)媒介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使用與政治知識的多元階層回歸分析

注:N=1 506，表中的回歸系數(shù)皆為標準化回歸系數(shù)(betas)。

＊p＜0.05，＊＊＊p＜0.001。

人口變量組解釋了人們政治知識26.2%的調(diào)整后的總變差，其中年齡(β=0.34，p＜0.001)、教育程度(β=0.25，p＜0.001)、性別(β=－0.21，p＜0.001)是顯著的預測變量。分析表明傳統(tǒng)媒介的使用仍然是一個顯著影響人們政治知識獲取的變量(β=0.20，p＜0.001)，其在p＜0.001的水平上解釋了5.6%的因變量調(diào)整后的總變差。當在控制了人口變量與傳統(tǒng)媒介使用變量之后，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β=0.07，p＜0.001)僅僅解釋了因變量1.1%的調(diào)整后的總變差(p＜0.001)。雖然這一影響在統(tǒng)計上是顯著的，但數(shù)據(jù)對研究假設(shè)1所提供的支持卻很弱。

在上文的研究假設(shè)2中我們假設(shè)，由個人對互聯(lián)網(wǎng)上政治信息的使用可預測其政治知識的獲取狀況。當在控制了人口變量和傳統(tǒng)媒介使用變量之后，受訪者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政治使用(β=0.21，p＜0.001)可在一定程度上顯著影響其政治知識(調(diào)整后R²的增量為3.6%，p＜0.001)。盡管在這一模型之中，調(diào)整后R²的增量相當有限，但其標準化回歸系數(shù)卻相當高(β=0.21)，超過了傳統(tǒng)媒介使用，甚至快達到了教育程度(β=0.25)對政治知識獲取的影響力。因此，在相當程度上，假設(shè)2得到了證實，整個模型對因變量也達到了較高的解釋力，共解釋了36.5%的調(diào)整后的總變差。

正如研究假設(shè)3所猜測的，較之于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被證實是受訪者政治知識更加有效的預測變項。不論是回歸模型中的標準化beta值，還是調(diào)整后R²的增量，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皆明顯高于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這為研究假設(shè)3提供了強有力的經(jīng)驗支持。

至于政治參與，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些較為有趣的結(jié)果(如表3-16所示)。總體上說，當在階層回歸方程中加入了“政治知識”這一變量之后，不論是對哪個因變量，整個模型的解釋方差都在顯著增大，但僅僅是對參與選舉而言解釋得較多(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為22.7%，p＜0.001)，對于一般政治活動參與則解釋得較少(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為16.1%，p＜0.001)。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人口變量解釋了參與選舉這一因變量的最大部分的變差(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為17.7%，p＜0.001)，這種模式與一般政治參與不同(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為5.0%，p＜0.001)。對于選舉參與而言，所有的人口變項對因變量的影響皆是顯著的，其中年齡(β=0.33，p＜0.001)和教育程度(β=0.13，p＜0.001)的影響力最強。至于一般政治參與，僅僅只有年齡(β=0.11，p＜0.001)和教育程度(β=0.08，p＜0.001)是顯著的預測變項，且這種影響力相對于對參與選舉而言，其影響力要弱得多。

表3-16　預測兩種政治參與的多元階層回歸分析

注:N=1 506，表中的回歸系數(shù)皆為標準化回歸系數(shù)(betas)。

＊p＜0.05，＊＊p＜0.01，＊＊＊p＜0.001。

與人口變項的表現(xiàn)不同，同樣作為控制變量的傳統(tǒng)媒介使用對于參與選舉(β=0.05，p＜0.01)和一般政治參與(β=0.08，p＜0.001)的影響模式較為相似。較之于參與選舉(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為1.0%，p＜0.001)，這一控制變量解釋了一般政治參與(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為2.1%，p＜0.001)的稍多的總變差。

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和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作為兩個最主要的自變量，對于個人的政治參與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ヂ?lián)網(wǎng)接入是個人參與選舉的顯著的預測變量(β=0.12，p＜0.001)，在p＜0.001的水平上解釋了1.5%的總變差。然而這一變量對于個人一般政治參與的影響卻不顯著，也僅僅在p＜0.001的水平上解釋了0.5%的總變差。因此，假設(shè)H-4a被拒絕，而假設(shè)H-4b得到了經(jīng)驗支持。

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因變量的影響則是另一番景象，盡管它對個人的參與選舉和一般政治參與皆能顯著預測，但較之于參與選舉(β=0.04，p＜0.05)，它能更佳地預測個人的一般政治參與(β=0.27，p＜0.001)。同時，相對于對參與選舉(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為0.5%，p＜0.001)的影響力而言，個人對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信息的使用解釋了一般政治參與(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為7.6%，p＜0.001)總變差的更大的份額。這里的發(fā)現(xiàn)為上述所假設(shè)的H-5a和H-5b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倘若將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作為預測強度的指標，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在預測個人的一般政治參與時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但相對于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對參與選舉的預測力而言，則顯得更弱。這就支持了上述的假設(shè)H-6a與H-6b，即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是比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更好的預測參與選舉變量，而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是比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更佳的預測一般政治參與的變量。

政治知識可顯著預測個人參與選舉(β=0.18，p＜0.001)和一般政治活動(β=0.12，p＜0.001)。政治知識與不同政治活動參與的關(guān)系模式與我們最初的猜測不同。由表3-16可知，政治知識解釋了參與選舉的更多的總方差(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為2.0%，p＜0.001)，而對一般政治參與的解釋力稍低(調(diào)整后的R²的總和為0.9%，p＜0.001)。因此，假設(shè)H-7a得到證實，而H-7b被拒絕。

六、討論

本研究的結(jié)論為“傳播技術(shù)的分布和使用不公會帶來負面的社會影響”這一論斷提供了實證依據(jù)。由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接入和使用的差異所造成的人們政治知識和政治參與上的差異即是上述負面社會影響的兩個側(cè)面。

擁有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的個人，相對于那些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的個人有著更多的關(guān)于總統(tǒng)候選人的知識。同時，在控制住了人口因素、傳統(tǒng)媒介使用和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這些變量之后，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政治信息使用愈多的個人，則相對于其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政治使用更少的同伴而言，擁有更多的政治知識。本研究的一個更為重要的發(fā)現(xiàn)是，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較之于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對知識的獲取有更佳的預測力?；ヂ?lián)網(wǎng)接入的確可預測人們的知識，但這僅僅是知識獲取過程的一個開端，因此它僅僅解釋了因變量極小的一部分變差;而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這一包含著多個維度的概念(如使用的時間、目標、參與方式等)，對個人的知識獲取則有著更大的影響。正如Bonfadelli所指出的，既然有著同樣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的人們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的方式可能千差萬別^[172]，因此相對于接入溝而言，使用溝應(yīng)該對人們之間的知識溝貢獻更大的份額。

在分析兩個不同層次的數(shù)字鴻溝與個人的一般政治參與時，本研究也發(fā)現(xiàn)了與此類似的結(jié)論。人們的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較之于接入對其一般政治參與有著更強的預測力。這可能是源于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這一概念本身就涵蓋著多個維度這一事實?；ヂ?lián)網(wǎng)可為人們提供的，決不僅僅限于一種物質(zhì)上的接入，而是涵蓋著很多事物，包括知識。既然更多的政治參與需要更多的政治知識，因此個人對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信息的使用這一可很好預測政治知識的變量，會較之于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對個人的一般政治參與有更強的影響力。

參與選舉這一因變量的預測變量與一般政治參與有所不同。如同假設(shè)H-6a所揭示的，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比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是其一個更好的預測變量。因為參與選舉投票并不像參與其他一般政治活動那樣需要較多的相關(guān)知識和信息，這與互聯(lián)網(wǎng)的物質(zhì)接入的性質(zhì)有些類似。人們可能僅僅由于意識到自己是民主社會的一員而去參與投票，并不在乎自己到底會支持哪位候選人。與此相似，個人聯(lián)入互聯(lián)網(wǎng)可能僅僅出于自己應(yīng)該成為新技術(shù)社會的一員的意念，他們可能并不將互聯(lián)網(wǎng)作為信息科技來使用，甚至有可能不怎么使用它。他們所關(guān)注的，是自己是否成了新技術(shù)的擁有者，并不在乎自己到底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得到了什么。因此，相對于一般政治參與，人們的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對參與選舉的預測力更強，也比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對參與選舉的預測力更強。

令人吃驚的是，相對于一般政治參與，政治知識對參與選舉的預測力更強，這與我們的假設(shè)是相對的。這可能與本研究對政治知識的操作化方法有關(guān)。在本研究中，對政治知識的測量僅僅包括四個陳述，詢問受訪者關(guān)于總統(tǒng)候選人的立場和背景。這些政治知識對于人們參與一般政治活動而言也許并不足夠，因此有可能不足以預測人們的一般政治行為。但是選舉卻并不需要個人有相當多的政治知識，故即使個人僅僅擁有關(guān)于候選人的較少的知識，也能較佳地預測其參與選舉的行為。

基于上述討論，我們似乎可以做出這樣的結(jié)論，即個人的互聯(lián)網(wǎng)政治使用比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對其政治知識的獲取和一般政治參與有更好的預測力。由于一般政治參與比參與選舉有著更高的政治卷入程度，因而也是受到政府更加關(guān)注和鼓勵的。由此，當愈來愈多的人擁有了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之后，應(yīng)將注意力投注于人們的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上。同時，政府致力于縮小數(shù)字鴻溝的努力，也不應(yīng)止步于人們的互聯(lián)網(wǎng)物質(zhì)接入;一旦物質(zhì)接入這一問題解決之后，應(yīng)將更多的資源和政策傾斜于改善人們的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并由此而使得互聯(lián)網(wǎng)成為真正強有力的促進人們介入社會生活和政治參與的社會技術(shù)。

另外，本研究探索了數(shù)字鴻溝、知識溝和社會資本這幾個經(jīng)典假設(shè)和理論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一方面，知識溝和參與溝可能是今后數(shù)字鴻溝研究的方向。十多年來有關(guān)數(shù)字鴻溝的研究，并未明確它是否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chǎn)生了何種實質(zhì)性的影響。正如本研究所揭示的，它對于人們的政治知識獲取和政治參與的影響，為我們提供了數(shù)字鴻溝對社會負面影響的證據(jù)。此外，作為人們其他的社會和政治行為的基礎(chǔ)，知識可能是一個介于數(shù)字鴻溝和政治參與之間的中介變量。另一方面，借助于數(shù)字鴻溝的研究，知識溝和社會資本的研究亦有了不斷發(fā)展的潛能。由于傳播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在各種影響知識溝的因素之中，媒介渠道的差異愈來愈受到關(guān)注。然而，已有的關(guān)于數(shù)字鴻溝的大量研究卻并未被系統(tǒng)地用來幫助我們理解技術(shù)對知識溝的型塑作用。正如本研究所揭示的，相對而言歷史更為短暫的數(shù)字鴻溝的研究，的確為我們提供了不少關(guān)于經(jīng)典知識溝假說的新的理解。在數(shù)字化時代，這一路徑將新興媒介技術(shù)視為可顯著預測和影響知識溝的因素之一。同理，采納數(shù)字鴻溝的視角也豐富了對于社會資本的研究。譬如，本研究即顯示，無論是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還是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皆與個人的政治參與正相關(guān)，這就向傳統(tǒng)的觀點，即媒介使用削弱了社會資本的觀點提出了挑戰(zhàn)。

作為一個二次數(shù)據(jù)分析，本研究在對相關(guān)概念的測量上存在著局限。譬如“政治知識”的概念，僅僅只采用了4個陳述來測量。有關(guān)“政治知識”不同類別的相關(guān)問題，比如對候選人的喜好或厭惡、候選人所持觀點、不同黨派的政見、有關(guān)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知識，等等，都能顯著提升對“政治知識”這一本研究中核心概念的測量效果。對于“政治知識”這一概念的更好測量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澄清其與不同形式政治參與之間的關(guān)系。再如對于“傳統(tǒng)媒介使用”這一變量的測量也存在問題，本研究中共采用16個指標來測量這一概念，其中大多數(shù)指標是用來測量人們的電視收看率的，而有關(guān)人們的報紙閱讀的指標僅有1個。然而，即使在對傳統(tǒng)媒介使用做如此測量的情形下，數(shù)據(jù)分析也未顯示奇怪的結(jié)果，傳統(tǒng)媒介使用解釋了因變量相對于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和使用更大的方差，這與研究者的預期是一致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中階層回歸的模型，并不意味著數(shù)字鴻溝、知識溝和政治參與之間必然的因果關(guān)系。我們的模型僅僅意味著社會效果的發(fā)生次序，即存在著階梯次序，但并不一定是因果路徑。倘若對人們接入和使用互聯(lián)網(wǎng)之前和之后做一個縱向研究，則將有助于檢驗這些變量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同時，鑒于人們的政治參與和政治知識也同樣有可能預測個人的互聯(lián)網(wǎng)接入和互聯(lián)網(wǎng)使用，我們可用非遞歸模型(nonrecursive models)來更好地澄清數(shù)字鴻溝、知識溝和政治參與間的相互關(guān)系。

今后的研究，可在更為精確的測量相關(guān)變量的基礎(chǔ)上，繼續(xù)就數(shù)字鴻溝的社會后果進行探討。后續(xù)研究也可對數(shù)字鴻溝“社會影響”的更多維度予以探討，比如議程設(shè)置的層級效果(differential agenda-setting effects)、政治知識的不同水平、人們態(tài)度的差異，以及人們的社會和政治參與的不同維度，等等。此外，本研究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取自美國這一與中國完全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其結(jié)論是否適用于我國的現(xiàn)實，則有待今后的實證研究予以檢驗。

【注釋】

[1]Burbules，N.C.(2001).Paradoxes of the Web: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credibility.Library Trends，49(4):441-55.

[2]Bucy，E.P.(2003).Media credibility reconsidered:Synergy effectsbetween on-air and online new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0(2):247-64.

[3]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81.

[4]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CNNIC):《第十三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2003年12月下載于http://www.cnnic.net.cn/

[5]West，M.D.(1994).Validating 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Credibility:A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ing Approach.Journalism Quarterly，71(1):159-68.

[6]Hass，R.G.(1981).Effects of source characteristics on cognitive response and persuasion.See in Petty，R.E.，Ostrom，T.M. ＆ Brock，T.C.(Eds.).Cognitive responses in persuasion.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pp.141-72.

[7]Kiousis，S.(2001).Public Trust or Mistrust?Perceptions of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4(3):381-403.

[8]Greenburg，B.S. ＆ Miller，M.(1966).The effects of low-credible sources on message acceptance.Speech Monographs，33(1)，127-36.

[9]Hovland，C.I.，Janis，I.L. ＆ Kelley，H.H.(1953).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p.19.

[10]Thorson，E. ＆ Moore，J.(1996).The circle of synergy: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an evolving IMC agenda.In E.Thorson ＆ J.Moore(Eds.).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Synergy of persuasive voices.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pp.333-54.

[11]Huerta，E.(2003).The credibility of online information.(Ph.D.Dissertation).The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12]Gaziano，C. ＆ McGrath，K.(1986).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63(3):451-62.

[13]Meyer，P.(1988).Defining and measuring credibility of newspapers: Developing an index.Journalism Quarterly，65(3):567-72.

[14]Westley，B.H. ＆ Severin，W.J.(1964).Some Correlates of Media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41(2):325-35.

[15]如:Carter，R.F. ＆ Greenberg，B.S.(1965).Newspapers or Television:Which Do You Believe?Journalism Quarterly，42(1):29-34;Jacobson，H.K.(1969).Mass Media Believability:A Study of Receiver Judgements. Journalism Quarterly，46(1):20-28;Gaziano，C. ＆ McGrath，K.(1986). 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63(3):451-62.

[16]Major，A.M. ＆ Atwood，L.E.(1997).Changes in media credibility when a predicted disaster doesn't happen.Journalism Quarterly，74(4):797-813.

[17]Carter，R.F. ＆ Greenberg，B.S.(1965).Newspapers or Television:Which Do You Believe?Journalism Quarterly，42(1):29-34.

[18]如:Westley，B.H. ＆ Severin，W.J.(1964).Some Correlates ofMedia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41(2):325-35;Greenberg，B.S.(1966).Media Use and Believability:Some Multiple Correlates.Journalism Quarterly，43(4):665-70;Shaw，E.F.(1973).Media Credibility:Taking the Measure of a Measure.Journalism Quarterly，50(2):306-11.

[19]Flanagin，A.J. ＆ Metzger，M.J.(2000a).Perceptions of InternetInformation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7(3): 515-40.

[20]Johnson，T.J. ＆ Kaye，B.K.(1998).Cruising is Believing?:Comparison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5(2):325-40.

[21]Pew Research Center.(2002).TV News Viewership Declines.Retrieved on May 17，2002，from:http://www.journalists.org/Programs/Research.htm

[22]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23]如:Pew Research Center.(1996).One-in-ten voters online for campaign'96.Retrieved on May 1，1998，from:http://www.people-press.org/ tec96-1.htm

[24]Johnson，T.J. ＆ Kaye，B.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41.

[25]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26]Johnson，T.J. ＆ Kaye，B.K.(1998).Cruising is Believing?:Comparison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5(2):325-40.

[27]Johnson，T.J. ＆ Kaye，B.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641.

[28]Ferguson，D.A.， ＆ Perse，E.M.(2000).The World Wide Web as aFunctional Alternative to Television.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44(1):155-174.

[29]Robinson，J.P. ＆ Kestnbaum，M.(1999).The Personal Computer，Culture，and Other Uses of Free Time.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17(3): 209-216.

[30]Flanagin，A.J. ＆ Metzger，M.J.(2000a).Perceptions of InternetInformation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7(3): 515-540.

[31]Johnson，T.J. ＆ Kaye，B.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641.

[32]Gunther，A.C.(1992).Biased Press or Biased Public?Attitudes toward Media Coverage of Social Group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56(2):147-167.

[33]Johnson，T.J. ＆ Kaye，B.K.(2000).Using is believing?:The influence of reliance on the credibility of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among politically interested Internet user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7(4): 865-880;Johnson，T.J. ＆ Kaye，B.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641.

[34]本研究以此確定了抽樣配額比例，具體如下:(1)男性網(wǎng)民:女性網(wǎng)民=3∶2;(2)學生網(wǎng)民∶非學生網(wǎng)民=3∶7;(3)35歲以下網(wǎng)民∶35歲以上網(wǎng)民=8∶2;(4)本科以下學歷網(wǎng)民∶本科及以上學歷網(wǎng)民=7∶3;(5)月收入2 000元以下網(wǎng)民∶月收入2 000元以上網(wǎng)民=8∶2。

[35]研究中受訪者性別與年齡變量的分布與CNNIC(2004)的調(diào)查結(jié)果相當接近。本研究所考察網(wǎng)民家庭人均月收入，因為大多數(shù)學生網(wǎng)民沒有收入，但很明顯，家庭人均月收入與個人月收入緊密相關(guān)，實際上兩者所共同反映的是網(wǎng)民個人和家庭的消費能力。本研究受訪者中本科及以上學歷者近45%，是由于研究地點選擇的原因。

[36]理論上應(yīng)測量4種媒介上所有4類信息的可信度，但考慮到如此一來，問卷長度將成倍加大，故只測量傳統(tǒng)媒介上最有說服力的新聞信息，但網(wǎng)絡(luò)的可信度使用的是4種信息可信度之均值。問卷上有關(guān)于對網(wǎng)絡(luò)上4種信息的簡短解釋或例示。

[37]Johnson，T.J. ＆ Kaye，B.K.(1998).Cruising is Believing?:Comparison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5(2):325-340;Johnson，T.J. ＆ Kaye，B. K.(2000).Using is believing?:The influence of reliance on the credibility of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among politically interested Internet user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7(4):865-880;Johnson，T.J. ＆ Kaye，B.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641.

[38]網(wǎng)絡(luò)上的新聞信息(news or current events information)指網(wǎng)上的政治、事件新聞;商業(yè)(或產(chǎn)品服務(wù)等)信息(commercial information)指有關(guān)產(chǎn)品的購買或者公司情況的信息;娛樂信息(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是以娛樂網(wǎng)民為目的的信息，如娛樂節(jié)目、花邊新聞、游戲等;參考或?qū)嵱眯畔?reference or factual information)指網(wǎng)民在網(wǎng)上所獲取的、為在實際生活中做參考的信息。其具體分類和論述，可參見: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39]根據(jù)有些國外學者(如Nunnaly)的建議，對于alpha值而言，0.70是一個可以接收的內(nèi)部一致性的下限，這一建議受到眾多學者的采納;不過，對于探索性研究而言，Nunnaly建議alpha值在0.50～0.60即已足夠。以上引自:金兼斌:《我國城市家庭的上網(wǎng)意向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頁。

[40]Pew Research Center.(2002).TV News Viewership Declines.Retrieved on May 17，2002，from:http://www.journalists.org/Programs/Research.htm

[41]Johnson，T.J. ＆ Kaye，B.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641.

[42]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43]Kiousis，S.(2001).Public Trust or Mistrust?Perceptions of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4(3):381-403.

[44]Rogers，E.M.(1995).Diffusion of innovations(5th edition).NewYork:Free Press.

[45]據(jù)CNNIC(2004)調(diào)查顯示，截至1998、1999、2000、2001、2002、2003年底，我國網(wǎng)民總數(shù)分別為210萬、890萬、2 250萬、3 370萬、5 910萬、7 950萬人。由此可見，我國現(xiàn)今網(wǎng)民總數(shù)在絕對數(shù)量上很大，但絕大多數(shù)網(wǎng)民卻是近兩年才接觸網(wǎng)絡(luò)的。

[46]McNamara，T.(2000).Hard numbers.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Retrieved on May 17，2002，from:http://www.cjr.org/year/00/2/2/hardnumbers2.asp

[47]如: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Kiousis，S.(2001).Public Trust or Mistrust?Perceptions of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4(3):381-403.

[48]Petty，R.E. ＆ Cacioppo，J.T.(1981).Attitudes and Persuasion: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Boulder，CO:Westview Press.

[49]如:Westley，B.H. ＆ Severin，W.J.(1964).Some Correlates ofMedia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41(2):325-335;Greenberg，B.S.(1966).Media Use and Believability:Some Multiple Correlates.Journalism Quarterly，43(4):665-670;Shaw，E.F.(1973).Media Credibility:Taking the Measure of a Measure.Journalism Quarterly，50(2):306-311.

[50]Rimmer，T. ＆ Weaver，D.(1987).Different Questions，Different Answers?Media Use and Media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64(1):28-36.

[51]Johnson，T.J. ＆ Kaye，B.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641.

[52]Gilster.P.(1997).Digital Literacy.NY:John Wiley ＆ Sones，p.90.

[53]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54]Cortes，C.E.(1992).Media Literacy:An Education Basic for the Information Age.Education and Urban Socirty，24，p.489-197.

[55]顯然，這里所構(gòu)建的變量“網(wǎng)絡(luò)經(jīng)驗”既兼顧了網(wǎng)絡(luò)使用的“當下性”，即現(xiàn)在使用的頻率(值得注意的是，使用頻率與時間長短并無直接關(guān)系)，更兼顧了網(wǎng)絡(luò)使用的“歷史性”，即曾經(jīng)怎樣使用網(wǎng)絡(luò)，可作如下假設(shè):接觸網(wǎng)絡(luò)早同時容易接近網(wǎng)絡(luò)的網(wǎng)民，其上網(wǎng)的經(jīng)驗應(yīng)該更多;而變量“網(wǎng)絡(luò)使用”則只體現(xiàn)了使用的當下性，即網(wǎng)民當前使用網(wǎng)絡(luò)的絕對時間的長短。

[56]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57]Flanagin，A.J. ＆ Metzger，M.J.(2000a).Perceptions of InternetInformation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7(3): 515-540.

[58]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CNNIC):《第十五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2005年1月)》，2005年2月20日下載于:http:// www.cnnic.net.cn/index/0E/00/11/index.htm

[59]France，M.(1999).Journalism's online credibility gap.Business Week，3650:122-24.

[60]李希光:《虛擬空間對新聞媒體的真實挑戰(zhàn)》，《中國科技信息》，2000年第15期。

[61]刑建毅:《真實還是虛擬:互聯(lián)網(wǎng)四問》，載于陳衛(wèi)星主編《網(wǎng)絡(luò)傳播與社會發(fā)展》，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95～100頁。

[62]屠忠俊、吳廷俊:《網(wǎng)絡(luò)新聞傳播導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頁。

[63]需要指出，本研究中“網(wǎng)絡(luò)信息的可信度”與“網(wǎng)絡(luò)可信度”和“網(wǎng)絡(luò)媒介可信度”涵義是一致的，后者不過是前者的簡稱，或者說后者將網(wǎng)絡(luò)上的信息視為一個整體或一種媒介，但當具體指網(wǎng)絡(luò)上的某一種信息時，則采用前一個概念

[64]West，M.D.(1994).Validating A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Credibility:A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ing Approach.Journalism Quarterly，71(1):159-168.

[65]Hass，R.G.(1981).Effects of source characteristics on cognitive response and persuasion.See in Petty，R.E.，Ostrom，T.M. ＆ Brock，T.C.(Eds.).Cognitive responses in persuasion.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pp.141-172.

[66]Hovland，C.I.，Janis，I.L. ＆ Kelley，H.H.(1953).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p.19.

[67]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68]Flanagin，A.J. ＆ Metzger，M.J.(2000a).Perceptions of InternetInformation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7(3): 515-540.

[69]網(wǎng)絡(luò)上的新聞信息(news or current events information)指網(wǎng)上的政治、事件新聞;商業(yè)(或產(chǎn)品服務(wù)等)信息(commercial information)指有關(guān)產(chǎn)品的購買或者公司情況的信息;娛樂信息(entertainment information)指以娛樂網(wǎng)民為目的的信息，如娛樂節(jié)目、花邊新聞、游戲等;參考或?qū)嵱眯畔?reference or factual information)指網(wǎng)民在網(wǎng)上所獲取的、為在實際生活中做參考的信息。其具體分類和論述，可參見: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70]Ball-Rokeach，S.J.， ＆ DeFleur，M.L.(1976).A dependency model of mass media effects.Communication Research，3:3-21.

[71]Ball-Rokeach，S.J.(1985).The origins of individual media-system dependency:A sociological framework.Communication Research，12:485-510.

[72]如:Westley，B.H. ＆ Severin，W.J.(1964).Some Correlates ofMedia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41(2):325-335;Greenberg，B.S.(1966).Media Use and Believability:Some Multiple Correlates.Journalism Quarterly，43(4):665-670;Shaw，E.F.(1973).Media Credibility:Taking the Measure of a Measure.Journalism Quarterly，50(2):306-311.

[73]Greenberg，B.S.(1966).Media Use and Believability:Some Multiple Correlates.Journalism Quarterly，43(4):665-670;Jacobson，H.K.(1969)．Mass Media Believability:A Study of Receiver Judgments.Journalism Quarterly，46(1):20-28.

[74]Rimmer，T. ＆ Weaver，D.(1987).Different Questions，Different Answers?Media Use and Media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64(1):28-36.

[75]Wanta，W.， ＆ Yu-Wei，H.(1994).The Effects of Credibility，Reliance and Exposure on Media Agenda-Setting:A Path Analysis Model.Journalism Quarterly，71(1):325-340.

[76]Johnson，T.J. ＆ Kaye，B.K.(1998).Cruising is Believing?:Comparison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5(2):325-340.

[77]Johnson，T.J. ＆ Kaye，B.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641.

[78]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79]Westley，B.H. ＆ Severin，W.J.(1964).Some Correlates of Media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41(2):325-35;Mulder，R.A.(1981). Log-Linear Analysis of Media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58(4):635-638;Gunther，A.C.(1992).Biased Press or Biased Public?Attitudes toward Media Coverage of Social Group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56(2):147-167.

[80]Mulder，R.A.(1981).Log-Linear Analysis of Media Credibi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58(4):635-38;Robinson，M.J.， ＆ Kohut，A.(1988)．Believability and the Pres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52(2):174-189.

[81]Johnson，T.J. ＆ Kaye，B.K.(1998).Cruising is Believing?:Comparison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5(2):325-340;Johnson，T.J. ＆ Kaye，B. 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641.

[82]Gaziano，C.， ＆ McGrath，K.(1986).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63(3):451-462.

[83]Johnson，T.J. ＆ Kaye，B.K.(1998).Cruising is Believing?:Comparison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5(2):325-340;Johnson，T.J. ＆ Kaye，B. K.(2000).Using is believing?:The influence of reliance on the credibility of online political information among politically interested Internet user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7(4):865-880;Johnson，T.J. ＆ Kaye，B.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641.

[84]根據(jù)有些國外學者(如Nunnaly)的建議，對于alpha值而言，0.70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內(nèi)部一致性的下限，這一建議受到眾多學者的采納;不過，對于探索性研究而言，Nunnaly建議alpha值在0.50～0.60即已足夠。以上引自:金兼斌:《我國城市家庭的上網(wǎng)意向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頁。

[85]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86]Petty，R.E.， ＆ Cacioppo，J.T.(1981).Attitudes and Persuasion: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Boulder，CO:West view Press.

[87]如:Westley，B.H. ＆ Severin，W.J.(1964).Some Correlates ofMedia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41(2):325-335;Greenberg，B.S.(1966).Media Use and Believability:Some Multiple Correlates.Journalism Quarterly，43(4):665-670;Shaw，E.F.(1973).Media Credibility:Taking the Measure of a Measure.Journalism Quarterly，50(2):306-311.

[88]Rimmer，T.， ＆ Weaver，D.(1987).Different Questions，Different Answers?Media Use and Media Credibility.Journalism Quarterly，64(1):28-36.

[89]Johnson，T.J. ＆ Kaye，B.K.(1998).Cruising is Believing?:Comparison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5(2):325-340;Johnson，T.J. ＆ Kaye，B. K.(2002).Webelievability:A path model examining how convenience and reliance predict online credibility.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9(3):619-641.

[90]Flanagin，A.J. ＆ Metzge，M.J.(2000b).Internet use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153-181.

[91]事實上，我國新聞傳播學術(shù)界有關(guān)媒介可信度的探討才剛剛起步，且存在諸多不足，在其稱謂、概念、研究視野、研究方法等諸多最為基本的層面上尚未達成共識，詳細論述可參見:王晶、張國良:《中國大眾傳播媒介公信力研究現(xiàn)狀芻議》，第四屆中國傳播學論壇，云南麗江，2004年8月。迄今為止，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較為規(guī)范的有關(guān)媒介可信度的實證研究為:廖圣清、李曉靜、張國良發(fā)表的《中國大陸大眾傳媒公信力的實證研究》一文，見于《新聞大學》2005年春季號;張明新發(fā)表的《網(wǎng)絡(luò)信息的可信度研究:網(wǎng)民的視角》一文，見于《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2期。

[92]Ferguson，D.A.， ＆ Perse，E.M.(2000).The World Wide Web as a Functional Alternative to Television.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44(1):155-174.

[93]劉興宇、王彤:《政府網(wǎng)站綜合評價方法》，《情報科學》2004年第1期。

[94]張鵬剛、胡平:《西部地區(qū)政府網(wǎng)站建設(shè)水平分析》，《情報科學》2005年第9期。

[95]塞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息化績效評估中心:《2005年中國政府網(wǎng)站績效評估報告》(節(jié)選)，《軟件世界》，2006年第1期;賽迪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電子政務(wù)咨詢事業(yè)部:《2004年中國政府網(wǎng)站績效評估報告》(節(jié)選)，《軟件世界》2005年第3期。

[96]王雪華、葛冬雪:《政府門戶網(wǎng)站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97]徐長安:《政府網(wǎng)站互動了嗎》，《人民日報》2004年8月27日;過團木:《政府網(wǎng)站交互性有待加強》，《通信信息報》2004年7月7日;江曉蠶:《個別政府網(wǎng)站數(shù)年不更新》，《深圳商報》2006年4月3日。

[98]木耳:《調(diào)查:政府網(wǎng)站交互性、規(guī)范化有待加強》，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04/0709/A20040709323422.shtml

[99]樊宇雄:《加強政府門戶網(wǎng)站的互動性建設(shè)》，http://www.tynews.com.cn/sci_edu/2006-06/13/content_2198567_2.htm

[100]陸敬筠、仲偉俊、梅姝娥:《中國政府網(wǎng)站功能建設(shè)現(xiàn)狀的實證分析》，《科學學與技術(shù)管理》2004年第10期。

[101]朱慶華、郭云鵬:《南京市政府網(wǎng)站信息資源建設(shè)現(xiàn)狀分析》，《情報科學》2003年第2期;劉煥成、燕惠蘭:《我國省級政府網(wǎng)站建設(shè)現(xiàn)狀分析》，《情報科學》2004年第2期;劉興宇、王彤:《政府網(wǎng)站綜合評價方法》，《情報科學》2004年第1期;張鵬剛、胡平:《西部地區(qū)政府網(wǎng)站建設(shè)水平分析》，《情報科學》2005年第9期;胡廣偉、仲偉俊:《政府網(wǎng)站建設(shè)水平調(diào)查和分析方法研究》，《情報學報》2004年第4期;王雪華、葛冬雪:《政府門戶網(wǎng)站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102]王麗芳:《我國省級政府門戶網(wǎng)站現(xiàn)狀的實證分析》，《電子政務(wù)》2005年第13期;樊宇雄:《加強政府門戶網(wǎng)站的互動性建設(shè)》，http:// www.tynews.com.cn/sci_edu/2006-06/13/content_2198567_2.htm

[103]李靖華、廖煊長:《浙江政府網(wǎng)站評測分析》，《科學學研究》2005年第2期。

[104]Ahern，R.K.， ＆ Stromer-Galley，J.(2002，June).Explicating WebSite Interactivity:Impression Formation Effects in Political Campaign Sit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50^th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Acapulco，Mexico;Sundar，S.S.，Hesser，K.M.，Kalyanaraman，S.， ＆ Brown，J.(1998，July).The effect of website interactivity on political persuasion.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ocial Psychology Division at the 21st General Assembly and Scientific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IAMCR)，Glasgow，UK.

[105]Morris，M.， ＆ Ogan，C.(1996).The Internet as Mass Medium.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March)，Retrieved on May 18，2004 at:www.cwis.usc.edu/dep/annenberg/v011/issue4/v10ln04.html

[106]Liu，Y.， ＆ Shrum，L.J.(2002).What is interactivity and is it always such a good thing?Implications of definition，person，and situation for the influence of interactivity on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Journal of Advertising，31(4)，53-64.

[107]Steuer，J.(1992).Defining Virtual Reality:Dimensions DeterminingTelepresenc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2(3)，73-93.

[108]Berthon，P.，Pitt，L.， ＆ Watson，R.(1996).Re-surfing W3: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and Buyer Behavior on the Worldwide Web.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15(9)，287-301.

[109]Walther，J.B.，Gay，G.， ＆ Hancock，J.T.(2005).How Do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 Study the Internet?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5(3):632-657.

[110]Ariely，D.(2000).Controlling the Information Flow:Effects on Consumers'Decision Making and Preference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7(2)，233-248;Bezjian-Avery，A.，Calder，B.， ＆ Iacobucci，D.(1998). New Media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Vs.Traditional Advertising.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38(4)，23-32.

[111]Lombard，M.， ＆ Snyder-Duch，J.(2001).Interactive Advertising and Presence:A Framework.Journal of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1(Spring)，(accessed March 24，2004)Available at:jiad.org/v0l 1/n02/lombard/

[112]Cook，W.A.(1994).Is It Interactive Media，or Hyperactive Media?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34(1)，7-9.

[113]Steuer，J.(1992).Defining Virtual Reality:Dimensions DeterminingTelepresenc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2(3)，73-93.

[114]Flaherty，D.H.(1985).Protecting Privacy in Two-Way ElectronicServices，White Plains，NY:Knowledge Industry Publications;Pavlik，J.V.(1996).New Media Technology:Cultural and Commercial Perspectives，Boston: Allyn and Bacon;Rafaeli，S.(1988).Interactivity:From New Media to Communication.In Colin Latchem，John Williamson， ＆ L.Henderson-Lancett(Eds.).Interactive Multimedia:Practice and Purpose(pp.135-150).London:Kogan Page.

[115]Bretz，R.(1983).Meida for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Beverly Hills，CA:Sage;Durlak，J.(1987).A typology of interactive media.Communication Yearbook，10，743-757;Hanssen，L.，Jankowski，N.W， ＆ Etienne，R.(1996).Intera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In N. Jankowski ＆ L.Hanssen(Eds.)，The contours of multimedia:Recent technological，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developments，61-73.Luton，UK: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Heeter，C.(1989).Implications of New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for Conceptualizing Communication.In J.L.Salvaggio， ＆ J.Bryant(Eds).Media Use in the Information Age:Emerging Patterns of Adoption and Computer Use，(pp.217-235).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116]Steuer，J.(1992).Defining Virtual Reality:Dimensions DeterminingTelepresenc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2(3)，73-93.

[117]Rafaeli，S.(1988).Interactivity:From new media to communication. In R.Hawkin，J.Weimann， ＆ S.Pingree(Eds.)，Advancing Communication Science:Merging mas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es(pp.110-134).Newbury Park，CA:Sage.

[118]Heeter，C.(1989).Implications of New Interactive Technologies for Conceptualizing Communication.In J.L.Salvaggio， ＆ J.Bryant(Eds).Media Use in the Information Age:Emerging Patterns of Adoption and Computer Use，(pp.217-235).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Paul，M.J.(2001).Interactive disaster communication on the internet:a content analysis of sixty-four disaster relief home page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8(4)，739-753;Massey，B.L.， ＆ Levy，M.R.(1999).Interactivity，online journalism，and English-language Web newspapers in Asia，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6(1)，138-151.

[119]胡廣偉、仲偉俊:《政府網(wǎng)站建設(shè)水平調(diào)查和分析方法研究》，《情報學報》2004年第4期;胡廣偉、仲偉俊、梅姝娥:《我國政府網(wǎng)站建設(shè)現(xiàn)狀研究》，《情報學報》2004年第5期;朱慶華、郭云鵬:《南京市政府網(wǎng)站信息資源建設(shè)現(xiàn)狀分析》，《情報科學》2003年第2期;劉煥成、燕惠蘭:《我國省級政府網(wǎng)站建設(shè)現(xiàn)狀分析》，《情報科學》2004年第2期;劉興宇、王彤:《政府網(wǎng)站綜合評價方法》，《情報科學》2004年第1期;王雪華、葛冬雪:《政府門戶網(wǎng)站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120]Wimmer，R.， ＆ Dominick，J.(2003).Mass media research:An introduction(7th Edition).Belmont，Calif.: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21]Li，X.G.(1998).Web page design and graphic use of three U.S.newspaper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5，353-365.

[122]如:Hindman，D.B.(2000)．The rural-urban digital divide.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7，549-560;Norris，P.(2001).Digital divide?:Civic engagement，information poverty，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UCLA Internet Report.(2000).Surveying the digital future.Los Angeles:UCLA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Policy;Wilhelm，A.G.(2000).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fe in cyberspace.New York:Routledge.

[123]Attewell，P.(2001).The first and second digital divides.Sociology of Education，74(3)，252-259;Natriello，G.(2001).Bridging the second digital divide:What can sociologists of education contribute?Sociology of Education，74(3)，260-265.

[124]Tichenor，P.J.，Donohue，G.A.， ＆ Olien，C.N.(1970).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Public Opinion Quarterly，34，159-170.

[125]Lemert，J.(1984).News context and the elimination of mobilizing information:An experiment.Journalism Quarterly，61，243-249，259;Lemert，J.(1992).Effective public opinion.In J.D.Kennamer(Ed.)，Public opinion，the press，and public policy(pp.41-61).Westport，CT:Praeger.

[126]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CNNIC］，2006年7月):《第18次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2006年8月1日下載于:http://www.cnnic.net.cn/uploadfiles/doc/2006/7/ 19/103601.doc

[127]van Dijk，J.(2002).A frame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1-2)［Online］.Available:http:// shadow.cios.org:7979/journals/EJC/012/1/01211.html

[128]Servon，L.J.(2002).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Technology，Community and Public Policy.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2;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1995).Falling Through the Net:A Survey of the“Have Nots”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Online］．Available: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digitaldivide/

[129]Norris，P.(2001).Digital divide?:Civic engagement，information poverty，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30]Attewell，P.(2001).The first and second digital divides.Sociology of Education，74(3)，252-259.

[131]van Dijk，J.(2002).A frame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1-2)［Online］.Available:http:// shadow.cios.org:7979/journals/EJC/012/1/01211.html

[132]Besser，H.(2004).The next digital divides.Retrieved January 15，2004，from http://www.tcla.gseis.ucla.edu/divide/politics/besser.html

[133]DiMaggio，P.，Hargittai，E.，Neuman，W.R.，and Robinson，J.P.(2001).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7:314.

[134]如:Hargittai，E.(1999).Weaving the western Web: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Internet connectivity among OECD countries.Telecommunication Policy，23(November/December):701-718;Norris，P.(2001).Digital divide?:Civic engagement，information poverty，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1995).Falling Through the Net:A Survey of the"Have Nots"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Online］.Available: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digitaldivide/;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1998). Falling Through the Net II:New Data on the Digital Divide［Online］.Available: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digitaldivide/;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2004).A Nation Online:Entering the Broadband Age［Online］.Available:http://www.ntia.doc.gov/reports/anol/Nation-OnlineBroadband04.htm

[135]Gutierrez，L.H. ＆ Berg，S.(2000).Telecommunications liberalization and regulatory governance: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Telecommunication Policy，24(November/December)，865-884;Fuentes-Bautista，M.，Straubhaar，J.， ＆ Spence，J.(2002).NGOs and government:The social shaping of Internet from below.Working paper for the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Policy Institute，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November;Hawkins，E.T. ＆ Hawkins，K. A.(2003).Bridging Latin America’s digital divide:Government policies and Internet access.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0(3)，646-665.

[136]Cullen，R.(2001).Addressing the digital divide.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25(5)，311-320.

[137]Wade，R.H.(2002).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New route to development or new form of dependency?Global Governance，8(4)，443-466.

[138]van Dijk，J.(1999).The Network Society，Social Aspects of the NewMedia.London:Sage;van Dijk，J.(2002).A frame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1-2)［Online］.Available: http://shadow.cios.org:7979/journals/EJC/012/1/01211.html

[139]Jung，J.-Y.，Qiu，J.L.， ＆ Kim，Y.-C.(2001).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inequality:Beyond the“divide”.Communication Research，28(4)，507-535.

[140]Nie，N.， ＆ Erbring，L.(2000).Internet and society:A preliminaryreport.Stanford，CA:Stanford Institute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ciety.

[141]如:Hawkins，R.P.， ＆ Pingree，S.(1981).Uniform messages andhabitual viewing:Unnecessary assumptions in social reality effects.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7，291-301;Moy，P.，Scheufele，D.A.， ＆ Holbert，R. L.(1999).Television use and social capital:Testing Putnam’s tim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2(1/2)，27-45;Norris，P.(1996).Does television erode social capital?A reply to Putnam.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29，474-480;Shah，D.V.，McLeod，J.M.， ＆ Yoon，S.-H.(2001).Communication，context，and community:An exploration of print，broadcast，and Internet influences.Communication Research，28(4)，464-508.

[142]Wilhelm，A.G.(2000).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fe in cyberspace.New York:Routledge，pp.73-76.

[143]Norris，P.(1998).Virtual democracy.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Press/Politics，3，1-4.

[144]van Dijk，J.(1999).The Network Society，Social Aspects of the NewMedia.London:Sage;van Dijk，J.(2000).Widening Information Gaps and Policies of Prevention.In K.Hacker ＆ J.van Dijk(Eds.)Digital Democracy，Issu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pp.166-183).London:Sage;van Dijk，J.(2002).A frame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1-2)［Online］.Available:http://shadow.cios.org:7979/journals/EJC/012/1/01211.html

[145]Jung，J.-Y.，Qiu，J.L.， ＆ Kim，Y.-C.(2001).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inequality:Beyond the“divide”.Communication Research，28(4)，507-535.

[146]Loges，W.E. ＆ Jung，J.-Y.(2001).Explor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age.Communication Research，28(4)，536-562.

[147]van Dijk，J.(2002).A frame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2(1-2)［Online］.Available:http://shadow.cios.org:7979/journals/EJC/012/1/01211.html

[148]Gaziano，C.(1983).Knowledge gap:An analytical review of media effects.Communication Research，10，447-486;Gaziano，C.(1997).Forecast 2000:Widening knowledge gap.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4，237-264;Tichenor，P.J.，Donohue，G.A.， ＆ Olien，C.N.(1970).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Public Opinion Quarterly，34，159–170;Tichenor，P.J.，Rodenkirchen，J.M.，Olien，C.N.， ＆ Donohue，G.A.(1973).Community issues，conflict，and public affairs knowledge.In P.Clarke(Ed.)，New models for mass communications research(pp. 45-79).Beverly Hills，CA:Sage;Moore，D.W.(1987).Political campaigns and 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51，186-200; Viswanath，K.， ＆ Finnegan，J.R.，Jr.(1996).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Twenty-five years later.In B.R.Burleson(Ed.)，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pp.187-227).Thousand Oaks，CA:Sage.

[149]Gaziano，C.(1983).Knowledge gap:An analytical review of mediaeffects.Communication Research，10，447-486.

[150]Viswanath，K.， ＆ Finnegan，J.R.，Jr.(1996).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Twenty-five years later.In B.R.Burleson(Ed.)，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pp.187-227).Thousand Oaks，CA:Sage.

[151]Viswanath，K.， ＆ Finnegan，J.R.，Jr.(1996).The knowledge gap hypothesis:Twenty-five years later.In B.R.Burleson(Ed.)，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pp.187-227).Thousand Oaks，CA:Sage.

[152]Anderson，R.H.，Bikson，T.K.，Law，S.A.， ＆ Mitchell，B.M.(1995).Universal Access to E-Mail—Feasability and Societal Implications.Santa Monica，CA:RAND.

[153]DiMaggio，P.，Hargittai，E.，Neuman，W.R.，and Robinson，J.P.(2001)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7:314.

[154]Bucy，E.P.(2000).Social access to the Internet.Press/Politics，5(1)，50-61;Hindman，D.B.(2000).The rural-urban digital divide.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77(3)，549-560;Kingsley，P.， ＆ Anderson，T.(1998).Facing life without the Internet.Internet Research:Electronic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and Policy，8(4)，303-312;van Dijk，J.， ＆ Hacker，K.(2003).The digital divide a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henominon.The Information Society，19，315-326.

[155]DiMaggio，P.，Hargittai，E.，Neuman，W.R.，and Robinson，J.P.(2001).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7: 314.

[156]Bonfadelli，H.(2002).The Internet and knowledge gaps: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7(1)，65-84，p.66.

[157]Attewell，P.， ＆ Battle，J.(1999).Home computers and school performance.The Information Society，15(1)，1-10.

[158]Bonfadelli，H.(2002).The Internet and knowledge gaps: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7(1)，65-84.

[159]Merritt，D.， ＆ Rosen，J.(1995).Imagining public journalism:An editor and scholar reflect on the birth of an idea.Bloomington:Roy W.Howard Project，School of Journalism，Indiana University.

[160]Lemert，J.(1984).News context and the elimination of mobilizing information:An experiment.Journalism Quarterly，61，243-249，259;Lemert，J.(1992).Effective public opinion.In J.D.Kennamer(Ed.)，Public opinion，the press，and public policy(pp.41-61).Westport，CT:Praeger.

[161]如:Portes，A.(1998).Social capital: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modern sociology.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4，1-24;Scheufele，D.A. ＆ Shah，D.V.(2000).Personality strength and social capital:The role of dispositional and informational variabl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ivic participat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07-131;Shah，D.V.，McLeod，J.M.， ＆ Yoon，S.-H.(2001).Communication，context，and community:An exploration of print，broadcast，and Internet influences.Communication Research，28，464-508.

[162]Putnam，R.D.(1995).Bowling alone: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Journal of Democracy，6，65-78;Putnam，R.D.(2000).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Verba，S.，Schlozman，K.L. ＆ Brady，H.E.(1995).Violence and equality:Civic voluntee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3]Shah，D.V.，McLeod，J.M.， ＆ Yoon，S.-H.(2001).Communication，context，and community:An exploration of print，broadcast，and Internet influences.Communication Research，28，464-508.

[164]Gerbner，G.，Gross，L.，Morgan，M. ＆ Signorielli，N.(1980).The“mainstreaming”of America:Violence profile No.11.Journal of Communication，30，10-29;Hawkins，R.P.， ＆ Pingree，S.(1981).Uniform messages and habitual viewing:Unnecessary assumptions in social reality effects.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7(4)，291-301.

[165]Dutta-Bergman，M.J.(2005).Access to the internet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New Media ＆ Society，7，89-109.

[166]Scheufele，D.A. ＆ Shah，D.V.(2000).Personality strength and social capital:The role of dispositional and informational variabl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ivic participat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27，107-131;Shah，D.V.，Kwak，N. ＆ Holbert，R.L.(2001).“Connecting”and“disconnecting”with civic life:Patterns of Internet use and the production of social capital．Political．Communication，18，141-162;Shah，D.V.，McLeod，J.M.， ＆ Yoon，S.-H.(2001).Communication，context，and community:An exploration of print，broadcast，and Internet influences.Communication Research，28，464-508.

[167]如:Milbrath，L.W.， ＆ Goel，M.L.(1977).Political participation: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2nd ed.).Lanham，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Verba，S.，Schlozman，K.L. ＆ Brady，H.E.(1995).Violence and equality:Civic voluntee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8]Dutta-Bergman，M.J.(2005).Access to the internet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New Media ＆ Society，7，89-109.

[169]如:McLeod，J.M.，Bybee，C.R.， ＆ Durall，J.A.(1979).Equivalence of inform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1976 presidential debates as a source of influence.Communication Research，6，463-487;Verba，S.，Schlozman，K.L. ＆ Brady，H.E.(1995).Violence and equality:Civic voluntee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0]如:NationalTele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1995).Falling Through the Net:A Survey of the"Have Nots"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Online］.Available: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digitaldivide/;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1998)．Falling Through the Net II:New Data on the Digital Divide［Online］．Available: http://www.ntia.doc.gov/ntiahome/digitaldivide/;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2004).A Nation Online:Entering the Broadband Age［Online］.Available:http://www.ntia.doc.gov/reports/anol/NationOnlineBroadband04.htm

[171]如:Bonfadelli，H.(2002).The Internet and knowledge gaps: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7(1)，65-84;Loges，W.E. ＆ Jung，J.-Y.(2001).Exploring the digital divide:Internet connectedness and age.Communication Research，28(4)，536-562.

[172]Bonfadelli，H.(2002).The Internet and knowledge gaps: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7(1)，65-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