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學(xué)的比興觀——評黎錦熙《修辭學(xué)比興篇》(商務(wù)印書館)

這部書原是一本講義，民國十四年寫定(《自序》)。而這本講義又是《文心雕龍比興篇校釋》一文的擴(kuò)大(七十二面)。所以體例和一般的修辭學(xué)書頗不同。《自序》里說，“宏綱之下，細(xì)目太張。例句號碼，數(shù)逾三百。詁訓(xùn)校訂，曼衍紛紜?！边@是真話。書是三十二開本，一百十面，只論顯比，自然夠詳?shù)?，也夠繁的。書中主要部分以“句式”為綱，而黎先生稱那些句式為“修辭法”(一面);這卻暗示著指點(diǎn)方法的意思，與一般的修辭教科書又相同了。不過本書所取的是所謂“綜合而博涉的講法”，與教科書之整齊勻稱不一樣，并不像是給初學(xué)者指點(diǎn)方法的。這是體例上自相矛盾的地方。

《自序》里說:“修辭學(xué)所說的，只能在批評上指導(dǎo)上反省上呈露一些實(shí)效，并沒有什么大用處。那么，這種綜合而博涉的講法，也許比那法令條文似的許多規(guī)律，或者膚廓不切的許多理論，倒可多得點(diǎn)益處?！边@是黎先生的辯護(hù)。但本書若有些用處，似乎還只在“批評上”?！蹲孕颉防镉终f：“一個人要專靠著修辭學(xué)的修習(xí)而做出好文章或者說出漂亮話來，那是妄想?！边@是不錯的。修辭學(xué)和文法一樣，雖然可以多少幫助一點(diǎn)初學(xué)的人，但其主要的任務(wù)該是研究語言文字的作用和組織，這可以說是批評的。明白這一層，文法和修辭學(xué)才有出路。本書作者雖然還徘徊于老路盡頭，但不知不覺間已向新路上走了，這個值得注意。

本書的毛病在雜。《自序》里說：“劉勰(《比興》)之篇，陸機(jī)(《連珠》)之作，既成專釋，理應(yīng)別出;嵌入其中，不免臃腫?！边@是體制的雜。不過真覺得“臃腫”的是附錄的那篇《春末閑談》，白費(fèi)了五面多。劉、陸之作，就全書而言，放在里邊還不算壞。書中例句，古文大概到韓愈而止，是《馬氏文通》的影響。韓愈以后的也可引，但甚少(只四例)，韻文卻到皮黃劇本而止。韓愈以后那四例，零零落落，不痛不癢的，盡可以換去。書中有白話文例二十二個。六個不曾注出處，似乎是隨手編的。其馀出于《石頭記》、《儒林外史》、《老殘游記》的五個，出于魯迅《阿Q正傳》及徐志摩《曼殊斐兒》的四個，出于譯文的七個。選的太少，范圍太狹，不足以代表白話文。況且歐化的白話文和譯文，其句式乃至顯比，較古文及舊韻文變化很多，值得獨(dú)立研究。附合討論，不足以見其特色，而又附得那樣少，近于敷衍門面，簡直毫無用處。不如將這二十二例一律刪除，專論舊體，倒干脆些。這是選例的雜。至于用所謂“晉唐譯經(jīng)”體(《自序》)為綱，白話文為說明，又是文體的雜了。

幸而也有不雜的地方。一是“詁訓(xùn)”《詩經(jīng)》喻句，并探討比興的意義，二是選釋陸機(jī)的《演連珠》，三是校釋《文心·比興篇》。體制雖因此而雜，卻見出黎先生心力有所專注，和“膚廓不切的理論”不一樣。就中說“連珠之文，比多成例”，雖受了嚴(yán)譯《穆勒名學(xué)》的暗示(嚴(yán)譯“三段論”為“連珠”)，但為別的修辭學(xué)所不及，還算是新鮮的?！侗扰d篇》的校釋卻全錄范文瀾先生《文心雕龍講疏》，別無發(fā)明。論《詩經(jīng)》似乎是黎先生最著意的，全書百分之四十都是《詩經(jīng)》的討論。句式(二)云：“以物為比，或事相方，物德事情，前文具足，喻句之內(nèi)，不復(fù)重述”(十四面)?！叭粽f《詩》者，不明此例:本詩之中，德已前舉，喻即后隨;乃對于喻，多方附會。夫以附會，廣說‘比’義，說《詩》通病，千載于茲！”(十六至十七面)他舉“颙颙卬卬，如圭如璋”等句舊說，加以駁議。又論“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舊說，以為“道理愈說愈精，比喻似乎也愈切愈妙，卻和詩人本意愈離愈遠(yuǎn)了”(三十八面)。這些話甚得要領(lǐng)。

但是黎先生所解釋的喻義，卻大抵只據(jù)人情，未加考證，難以征信。他自己說：“所比的東西和所用的詞在古代是常俗所曉，到后來卻漸漸地晦塞了”(四十二面)，可見沒有考證的工夫是不行的。但如書中說“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云：“這不但不相似，而且相反了:斧析薪是劈開，人說媒是合攏。只有‘克’‘得’兩字比上了?！庇峙e類似的“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說是“牽強(qiáng)不切的比喻”(均六十九面)。但是詩人多以薪喻婚姻，黎先生所舉兩例之外，還有《漢廣》的“翹翹錯薪”，《綢繆》的“綢繆束薪”，《車舝》的“析其柞薪”，都是的。這當(dāng)與古代民俗有關(guān)，尚待考證;用“牽強(qiáng)不切”四字一筆抹殺，是不公道的。不過本書提出廣說比義和切說比義兩原則，舉例詳論，便已觸著語言文字的傳達(dá)作用一問題，這就是新路了。書中論《詩經(jīng)》興義也頗詳細(xì)。所引諸家說都很重要，參考甚有用。但所說“興”的三義(七十四面)，還和朱熹差不多，是不能結(jié)束舊公案(參看八十四面)的。

所以本書只能當(dāng)作不完備的材料書用?？墒窃谶@方面也還有些缺點(diǎn)，如引比興舊說，有呂祖謙一條(七十九至八十面)不注出處。這見于《呂氏家塾讀詩記》二，還易檢尋;不過引文有刪節(jié)，未曾標(biāo)明。又朱熹兩條，第二條不注出處。這一條其實(shí)是三條，黎先生似乎從《詩經(jīng)傳說匯纂》首卷下抄出。首尾兩條原見于《詩傳遺說》和《朱子語類》，中間一條卻慚愧，還不知本來的出處。又惠周惕一條引“鶴林吳氏”，黎先生“按吳氏原文”云云。吳泳有《詩本義補(bǔ)遺》已佚，所謂“原文”，實(shí)系據(jù)《困學(xué)紀(jì)聞》三轉(zhuǎn)引，不加注明，會令人迷惑。這些地方可見本書雖定稿于民國十四年，卻始終是倉卒成編，未經(jīng)細(xì)心校訂。這是教讀者遺憾的。

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