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韧踔诿褚?，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xiāng)，以文修之，使務(wù)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wù)。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怠業(yè)，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xùn)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wù)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xùn)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于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錈o乃廢先王之訓(xùn)，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御我矣?！蓖醪宦?，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賞析］

兵乃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之。古人談王者之道，常以德行為根本，而以武力為末伎。這一傳統(tǒng)始自周代，周王朝奉行以德治國，以仁體政，以義為先，對“德治”有著深層的政治規(guī)劃和充分的制度自信。所謂仁者愛人，義者遵宜，按照周王朝的政治理念，統(tǒng)治者無故出不仁不義之師，必然招致禍敗。祭公正是本著這樣的理念，來勸諫周穆王的。

祭公的勸諫可分為互為補充的兩個層次：一談歷史，二談現(xiàn)實。

其一，追述周代德治的政治傳統(tǒng)，說明征伐犬戎有違先王之道。

祭公首先從周王朝“耀德不現(xiàn)兵”的政治理念出發(fā)，以周公在《詩經(jīng)·周頌》中的詩句作為參照，鮮明地舉起了“以德治國”的政治旗幟。接下來，祭公總結(jié)周代先王“求懿德，肆于時夏”，使百姓安居樂業(yè)，“懷德而畏威”，社會繁榮安定，“保世以滋大”的事實，闡明周代“德治”的政治綱領(lǐng)。而且，祭公并沒有讓“德治”的理念流為空洞的政治說教，他回溯了遠祖后稷、不窋?shù)娜实?，即使在遭受罷黜、流亡夷狄的逆境中，也能慎始慎終，決不放棄美好的德行，并且世代相承，“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從不玷辱前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至于武王興兵伐紂，則是出于無奈，出于除害安民的美好愿望，同樣是仁德昭著的。這樣，以史為鑒，以傳統(tǒng)作綱，祭公就把不可輕動武力、勞民襲遠的觀點建立在堅實可靠的基礎(chǔ)之上。

其二，論述犬戎遵循禮制的政治現(xiàn)實，說明征伐犬戎師出無名。

在周代禮制的規(guī)定中，周王朝與處于文明中心位置的四方諸侯、教化之外的夷狄部落之間，存在著主觀與客觀上的遠近厚薄之分。從主觀上講，四方諸侯受周人文明澤被，存在著共同的文化認同，而夷狄部落則自有制度，對周文化的認同度并不高；從客觀上講，四方諸侯與周王朝地緣親近，容易操控，而夷狄部落則地處偏遠，不易駕馭。這樣的現(xiàn)實，決定了周王朝對待他們的政策應(yīng)當(dāng)是有區(qū)別的，不容等量齊觀。故而，周代禮制規(guī)定：“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p>

即使四方諸侯或夷狄部落有人違反了上述的規(guī)定，周人首先考慮的也不是用兵，而是立足于反躬自省，果真咎在對方，也應(yīng)首先曉以大義，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決不以干戈相見。而且，在祭公的論述里，犬戎已按照“荒服者王”的職分來朝見了天子，對周人制定的禮制表示了充分的尊重。這使得穆王征伐犬戎的軍事行動失去了應(yīng)有的出師之“名”，顯然，穆王的出師有虧于禮義。

祭公老成謀國，有任事之能，深諳周人“德治”的精義。從邏輯上看，他的諫言思路、條理異常清晰，說理、論事深刻嚴(yán)密，而且語言整飭精練，堪稱一篇卓見高識、章法完整的政論文章。但是，盡管祭公說得有理有據(jù)，好大喜功的周穆王卻并沒有聽從他的意見，一意孤行，出兵征伐犬戎，最后落得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的滑稽收場，導(dǎo)致了“自是荒服者不至”的政治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