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作歷史文化散文，離不開兩種元素，一個是人，一個是事。我有個說法：“事是風云人是月?！蹦敲矗屡c風云，誰為主從呢？當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開月上”、“月到風來”，“月”總是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

就是說，歷史總是以人物為中心，歷史是人的實踐活動在時間中的展開。是人創(chuàng)造并書寫了歷史。光照簡冊的萬千事件，誠然可以說是轟轟烈烈，空古絕今，驚天動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樁不是人的作為呢！人的思想，人的實踐活動，亦即人的精神存在與物質(zhì)存在，是一切史實中的最基礎(chǔ)的事實?？梢哉f，歷史的張力、魅力與生命力，無一不與人物緊相聯(lián)結(jié)著。

歷史中，人是主體，人是出發(fā)點與落腳點。人的存在意義、人的命運、人為什么活、怎樣活，向來都是史家關(guān)注的焦點。整個人文學科都是相通的：哲學思索命運，歷史揭示命運，文學表達命運——無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所以，馬克思說：“歷史什么事也沒有做”，“創(chuàng)造這一切、擁有這一切，并為這一切而斗爭的，不是歷史，而正是人，現(xiàn)實的活生生的人?！畾v史’并不是把人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

讀史也好，寫史也好，有一條不成文的準則，就是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錢穆語）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與時空界隔，進入歷史深處，直抵古人心源，進行生命與生命的對話。

而要通心，首先就應(yīng)設(shè)身處地地加以體察，也就是要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當?shù)氐臍v史情境中去進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呂祖謙有言：“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苯栌缅X鍾書先生的說法，就是“遙體人情，懸想時事，設(shè)身局中，潛心腔內(nèi)，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再就是強調(diào)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歷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責前人，率意做出評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換位思考，理解前人，卻是一切治史、寫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學家李漁說過：“凡讀古人之書，論前人之事者，蓋當略其跡而原其心”。法國年鑒學派的著名史學家馬克·布洛赫在《歷史學家的技藝》一書中也曾指出：“長期以來，史學家像閻王殿里的判官，對已死的人任情褒貶。這種態(tài)度能夠滿足人們內(nèi)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歷史研究的指路明燈”。其實，“我們對自己、對當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難道就這么有把握為前輩判斷是非善惡嗎”？我體會他的意思，不是說不應(yīng)該評騭、研判、褒貶——治史、讀史、寫史本身就意味著評判，而是如何進行評判，亦即按照什么尺度、堅持什么原則、采取什么態(tài)度加以評判的問題。

還有，在通心過程中，不僅僅限定在作為客體對象的歷史人物身上，同時也應(yīng)對于作史者進行體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跡，探其隱衷，察其原委。對此，清初著名文學家金圣嘆有十分剴切而深刻的體會。他說：“人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記》，須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發(fā)揮出來。所以，他于游俠、貨殖傳特地著精神，乃至其余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他便嘖嘖賞嘆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旨意?！弊x史過程中，我也經(jīng)常著眼于隱蔽在書頁后面的潛臺詞、畫外音。研究《周易》有“變爻”、“變卦”之說，我于歷史也往往注意其演進過程中的“變爻”、“變卦”，從而作出旁解、他說，所謂別有會心。

近二十年來，在我的以歷史為題材的散文中，人物占了絕大多數(shù)，主要集中在文人、女性、政要、君王四類人身上，每一類多者二三十人，少的十幾人，都各自組成一個系列。我在北大中文系講演時，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我說，每個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擺浮擱”式的機械組合，而是一種思想意蘊的步步延伸、層層遞進、逐步深化。比如，我寫古代士人的人生際遇、命運顛折，沒有停留在對本人個性、氣質(zhì)的探求上，而是通過不同的篇章，從更深的層面上挖掘社會、體制方面的種因。我想到，中國封建士子的悲劇，不能只歸咎于自身的人性弱點，還有更深遠的社會根源。

我在散文《馴心》中揭示：作為國家、民族的感官與神經(jīng)，知識分子往往左右著社會的發(fā)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會并沒有先天地為他們提供應(yīng)有的地位和實際政治權(quán)力，為了實現(xiàn)自身的價值，他們必須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這種獲得，卻是以喪失一己的獨立性、消除心靈的自由度為其代價的。這是一個“二律背反”式的悖論。古代士人的悲劇性在于他們參與社會國家管理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馴服于封建統(tǒng)治權(quán)力的過程，最后，必然依附于權(quán)勢，用劃一的思維模式思考問題，以欽定的話語方式“代圣賢立言”。如果有誰覺得這樣太委屈了自己，不愿意喪失獨立人格，想讓腦袋長在自己的頭上，甚至再“清高”一下，聳聳肩、擺擺譜兒：那就必然要像那個狂放的李太白那樣，丟了差事，砸了飯碗，而且，可能比詩仙的下場更慘——丟掉“吃飯的家伙”。

也正是為此吧，對于古代文人，我總是以深沉的悲憫心、同情心，關(guān)注著他們的人生命運、身世浮沉、苦樂悲歡。我有一篇講演，專門闡述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命運問題。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從它現(xiàn)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糾結(jié)在一起，表現(xiàn)了深切的人文關(guān)懷、家國情懷。他們總是密切地關(guān)注著社會進步，積極參與社會政治實踐。而在封建大一統(tǒng)的情況下，要實現(xiàn)一己的政治主張，充分體現(xiàn)自身價值，必須投靠君王，依附權(quán)勢。這是一種命定的人生悲劇。即便是那些大思想家、大文豪、曠世詩哲也概莫能外。

我在《兩個李白》一文中寫道：

在中國古代詩人中，李白確實是一個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僅由于他是一位負有世界聲譽的瀟灑絕塵的詩仙，——那些雄奇、奔放、瑰麗、飄逸的千秋絕唱產(chǎn)生著超越時空的深遠魅力；而且，因為他是一個體現(xiàn)著人類生命的莊嚴性、充滿悲劇色彩的強者。他一生被登龍入仕、經(jīng)國濟民的渴望糾纏著，卻困躓窮途，始終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強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與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這種郁結(jié)與憂煎恰恰成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一方面是現(xiàn)實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詩意存在的李白，兩者構(gòu)成了一個整體的不朽的存在。它們之間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強烈的內(nèi)在沖突，表現(xiàn)為試圖超越卻又無法超越，頑強地選擇命運卻又終歸為命運所選擇的無奈，展示著深刻的悲劇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讀李白的典型意義，在于他的心路歷程及其窮通際遇所帶來的苦樂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幾千年來中國文人的心態(tài)。就是說，頗富典型性。

同絕大多數(shù)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樣，李白時刻渴望著登龍門，攝魏闕，據(jù)高位，掌權(quán)衡，以實現(xiàn)一己的宏偉抱負。他高自期許，確信只要能夠幸遇明主，身居樞要，大柄在手，則治國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來，這一切作為和制作詩文并無本質(zhì)的差異，同樣能夠“日試萬言，倚馬可待”。顯而易見，這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騰，而缺乏設(shè)身處地、切合實際的構(gòu)想。他耽于幻想，天真幼稚，習慣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來構(gòu)建現(xiàn)實，憑借直覺的觀察去把握客觀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勢、知人論世、運籌決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廂情愿，脫離實際。歸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大概連合格也談不上。他只是一個詩人，當然是一個氣壯山河、睥睨百代、雄視萬夫的偉大詩人。

客觀地看，李白的官運蹭蹬，也并非完全種因于政治才識的欠缺。即以唐代詩人而論，這方面的水準遠在李白之下的，穩(wěn)登仕進者也數(shù)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會里，一般士子都把個人納入社會組合之中，并逐漸養(yǎng)成對社會政治權(quán)勢的深深依附和對習慣勢力的無奈屈從。如果李白能夠認同這一點，甘心泯滅自己的個性，肯于降志辱身，隨俗俯仰，與世浮沉，其實，是完全能夠做個富于文譽的高官的?？墒?，他是一個自我意識十分突出的人，時刻把自己作為一個自由獨立的個體，把人格的獨立視為自我價值的最高體現(xiàn)。他反對儒家的等級觀念和虛偽道德，高揚“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幟。由于渴求為世所用，進取之心至為熱切，自然也要常常進表上書，銳身自薦，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喪失人格，不降志辱身、不出賣靈魂。如果用世、進取要以自我的喪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矯飾為代價，那他就會毅然決絕，毫不顧惜。

他輕世肆志，蕩檢逾閑，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從骨子里就沒有對圣帝賢王誠惶誠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倫理、道德規(guī)范、社會習慣放在眼里，一直鬧到這種地步：“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家仙”（杜甫詩），痛飲狂歌，飛揚無忌。這要寄身官場，進而出將入相，飛黃騰達，豈不是南其轅而北其轍嗎？

壯志難酬，懷才不遇，使李白陷入無邊的苦悶與激憤的感情旋渦里。這種靈魂的煎熬，伴之以自我為時空中心的心態(tài)，主體意識的張揚，超越現(xiàn)實的價值觀同殘酷現(xiàn)實的劇烈沖突，構(gòu)成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造力的心理基礎(chǔ)與內(nèi)在動因，給他帶來了超越時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極高的視點、廣闊的襟懷、悠遠的境界、空前的張力。就這個意義來說，既是時代造就了偉大的詩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造就了自己。當然，反過來也可以說，他的悲劇，既是時代悲劇、社會悲劇，也是性格的悲劇。

我在文章結(jié)尾處寫道：

歷史很會開玩笑，生生把一個完整的李白劈成了兩半：一半是，志不在于為詩為文，最后竟以詩仙、文豪名垂萬古，攀上榮譽的巔峰；而另一半是，醒里夢里，時時想著登龍入仕，卻坎坷一世，落拓窮途，不斷地跌入谷底。我想，虧得李白政壇失意，所如不偶，以致遠離魏闕，浪跡江湖，否則，沉香亭畔、溫泉宮前，將不時地閃現(xiàn)著他那瀟灑出塵的雋影，而千秋詩苑的青空，則會因為失去這顆朗照寰宇的明星，而變得無邊的暗淡與寥落。這該是何等遺憾、多么巨大的損失??！

如果說，詩仙李白蹭蹬仕途的實例，為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照亮了一面警策的鏡子；那么，半生處于貶謫生涯中的文豪蘇軾，則為遭遇風波顛折的封建士子提供了一條解脫的路徑。《春夢留痕》一文，截取了東坡先生謫居海南儋州三年這一時段，狀寫他如何以超然的心態(tài)、振作的精神，戰(zhàn)勝流離顛沛之苦，進而實現(xiàn)人生價值的。

東坡來到儋州這一年已經(jīng)六十二歲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說發(fā)配到這素有“鬼門關(guān)”之稱的“風濤瘴癘”、“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內(nèi)地住上三年二載，恐怕也得“子孫舁骸骨以還”了。實際上，朝中執(zhí)政諸人就是蓄意讓他葬身海外，否則，怎么會作這樣的安排呢？這一點，先生本人也是了然于心的。

到了儋州，面對的果然是極端困苦的生活：“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而且毒霧彌漫，瘴癘交攻。而他的內(nèi)心，尤其苦悶至極。赴儋之前，與他相濡以沫的如夫人朝云故去，現(xiàn)在已是形單影只，煢煢孑立，自然無限感傷，倍覺孤獨。這對一個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來說，無異于“孤樹加雙斧”，等待他的，難道還會有其他結(jié)局嗎？

誰料，結(jié)果竟然大大出人意外。坡翁在這里不僅逐漸安居下來，長達三年之久，最后得以生還；而且，還對這蠻荒艱苦的地方產(chǎn)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遇赦北歸之后，還在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氐絻?nèi)地，當友人問及海南貶居情況時，先生頗帶感情地回答：“風土極善，人情不惡?！?/p>

之所以如此，著名學者徐中玉先生在《蘇東坡在海南》一書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為詩人自己覺得已有了個“今我”。這種歷經(jīng)艱苦、世變之后的憬悟，是他所覺察到的與“故我”不同的對生命價值、人生意義的新認識的表現(xiàn)。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時處順、取得精神解脫的癥結(jié)所在。

除了這種“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還曾得到過高人的指教，從中意外地獲得一場活生生的人生頓悟。

一天，東坡負著大瓢，口中吟唱著《哨遍》詞，漫游在中和鎮(zhèn)的田間，遇到一位家住城東、正往田頭送飯的七十多歲的老媼，兩人就地閑嘮起來。東坡問道：“老人家，你看于今世事怎么樣?。俊崩蠇嫴患偎妓鞯鼗卮鹫f：“世事不過像一場春夢罷了?！睎|坡又問：“怎見得是這樣呢？”老媼直截了當?shù)刂v：“先生當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學士，也可以說是歷盡了榮華富貴；今天回過頭看，不就像一場春夢嗎？”東坡聽了，點頭稱“是”，若有所悟，于是，自言自語道：“這就是‘春夢婆’呀！”這番晨鐘暮鼓般的警世箴言，不啻醍醐灌頂，甚至是一場當頭棒喝。

在同普通民眾融洽無間的接觸中，東坡的悟世思想不僅未被消解，反而益發(fā)強化起來。據(jù)《儋縣志》記述：一天，東坡過訪當?shù)赜讶死枳釉?，歸來途中遇雨，便從路旁一農(nóng)夫家借了一頂竹笠戴在頭上，又按照農(nóng)夫的指點，脫下了布鞋，換上一雙當?shù)氐哪惧?。由于不太習慣，又兼泥濘路滑，走起來晃晃搖搖，跌跌撞撞。路旁的婦女、兒童看見老先生這種尷尬的窘相，紛紛圍觀嘻笑，籬笆里的群犬也跟著湊熱鬧，“汪汪”地吠叫不止。而東坡先生并不在意，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地說：“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彼３４魃弦豁斃杓业奶倏棸酌保┥蠋в谢椀拿褡宸b，打著赤腳，信步閑游；路上，不時地同一些文朋詩友打招呼；或者徑入田間、野甸，和鋤地的農(nóng)夫、攔羊的牧童嬉笑傾談，在一棵枝分葉布的大樹下，天南海北地嘮起來沒完。他平素好開玩笑，有時難免語重傷人，在朝時，家人、師友經(jīng)常提醒他出言謹慎，多加檢點；現(xiàn)在，和這些鄉(xiāng)間的讀書人、莊稼漢在一起，盡可自由談吐，不再設(shè)防，完全以本色示人。有時談著談著，不覺日已西沉，朋友們知道他回去也沒有備飯，便拉他到家里去共進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幾杯老酒，結(jié)果弄得醉意朦朧，連自家的桄榔庵也找不到了。這種同當?shù)孛癖娡耆撻_功利目的的純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發(fā)生了深刻變化，獲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靈上的慰藉，以及戰(zhàn)勝生活困苦、擺脫精神壓力的生命源泉；掙脫了世俗的桎梏，實現(xiàn)了隨遇而安、無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

如同一切偉大的詩人、作家一樣，蘇東坡的思想也是異常豐富、復(fù)雜的。早在出仕之前，他就已經(jīng)熔鑄儒、釋、道三家的思想精華于一身，初步構(gòu)成了他那復(fù)雜而獨特的思想體系。在爾后的起伏顛折中，有時候，儒家的弘揚內(nèi)在精神，實現(xiàn)自我，積極用世，在思想中占居上風；有時候，道家的絕對自由、超越時空的淡泊無為，又在心靈中處于主宰地位。屢遭貶謫之后，他曾盛贊《莊子》“實獲吾心”，把莊子思想當作自己的既存見解，從而進一步消解了仕途經(jīng)濟的理想抱負?！跋乱暪倬羧缒嘤?，嗟我何為久踟躕”。在對腐敗的官場、世俗的榮華以及爾虞我詐的人事糾葛表示厭惡、輕蔑與懷疑的同時，表現(xiàn)出一種豪縱放逸、渾樸天真、雍容曠達的精神境界，對生命價值的認識有了新的覺醒。正如一位當代學者所指出的，東坡在生存的諸多災(zāi)難中，找尋到被失落的個體生命的價值，超越了時空的限制，獲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從而能夠站在比同時代人更高的層次上俯瞰社會人生，獲得一種自我完善感和靈魂歸宿感。

坡翁在多年放謫生活中，逐步實現(xiàn)了價值觀念的兩個轉(zhuǎn)換，或者說是疏通了兩條心靈的渠道。一方面的轉(zhuǎn)換，是心智由入世歸向自然，歸向詩性人生。作為樂天知命的達人，他欣賞陶淵明“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態(tài)度，適時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轉(zhuǎn)向自然，寄興山水，放情吟詠，找到了一個與污濁、鄙俗、荒誕的現(xiàn)實世界迥然不同的詩意世界，痛苦的靈魂得到了藝術(shù)的慰藉。

另一方面的轉(zhuǎn)換，是他立足于貶謫的現(xiàn)實，把實現(xiàn)“淑世惠民”理想的舞臺，由“廟堂之高”轉(zhuǎn)移到“江湖之遠”；在關(guān)心民瘼、敷揚文教、化育人才的實踐中，拓開實現(xiàn)自我、積極用世的渠道。他勸說黎胞開墾荒地，多植稻谷；推廣中原先進耕作方法，移植優(yōu)良品種。針對當?shù)匾晕诪獒t(yī)、殺牛祭鬼的陋習，大力向村民宣傳衛(wèi)生知識，介紹醫(yī)方藥物。同時，抱著對黎胞的深厚感情，勸學施教。當時，前來東坡書院負笈就學的，不僅有本地的貧寒士子，而且，吸引了遠在千里、百里之外的友生，紛紛上門聽講，形成了濃厚的文化氛圍。一時“書聲瑯瑯，弦歌四起”、“學者彬彬，不殊閩浙”。

儋州東坡書院有一副聯(lián)語，對上述事跡做出了恰當?shù)母爬ǎ?/p>

公來三載居儋，辟開海外文明，從此秋鴻留有爪；

我拜千年遺像，仿佛翰林富貴，何曾春夢了無痕？

這里隱括了東坡的兩首詩。在《和子由澠池懷舊》中，提到了：“人生到處知何似，應(yīng)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fù)計東西”?！按簤簟痹圃?，源于東坡謫居黃州時寫過的一首七律，內(nèi)有“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之句；又用上了“春夢婆”談及的“昔日翰林富貴一場春夢耳”。這里用“秋鴻有爪”、“春夢留痕”來狀寫東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名山事業(yè)、道德文章，極為貼切。

太白、坡公之外，我還在系列散文中寫到了清代首屈一指的天才詞人納蘭性德。他出身名門貴族，父親是權(quán)傾朝野的宰相；本人也是一路春風得意，十八歲中舉，二十二歲成了二甲進士，后來被授為皇帝的一等侍衛(wèi)，出入扈從，顯赫無比，直到三十一歲去世，一直得到康熙帝的青睞和倚重。而這一切人間富貴、奕世榮華的獲得，卻是以喪失一己的自由、獨立為其慘重代價的。這是他的悲劇生涯、心靈苦悶的根源。我在散文《納蘭心事幾曾知》中，專門揭橥了他的這種獨具特色的靈魂創(chuàng)傷與人生苦境。

有人統(tǒng)計，在納蘭現(xiàn)存的三百多首詞中，“愁”字用了近百次，“淚”字、“恨”字也都出現(xiàn)過幾十次；此外像“斷腸”、“無奈”、“傷心”、“愴懷”、“無意緒”、“可憐生”，“冰霜摧折”、“芳菲寂寥”等，幾乎是開卷可見，字里行間滲透著深摯而哀怨的情思，宛若杜鵑啼血，聲聲凄切；即便是一些情辭慷慨、奮勵激昂之作，也間雜著變徵之音，流露出沉痛的人生空幻之感。

納蘭公子自幼深受儒家學說的浸染，抱定了立德立功、顯親揚名的宏圖遠志?？墒?，實際上卻事與愿違，“所欲施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業(yè)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意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納蘭摯友顧貞觀語）。

原來，康熙皇帝出于對納蘭公子的賞識，以其出身于勛戚之家，又有超人的資質(zhì)，一照面便對他倍垂青盼，把他留在自己身旁，視作心腹，擢為侍衛(wèi)。而且，一任就是十年，直至公子病逝。對一般人來說，有幸成為天子寵臣，目睹龍顏之近，時親天語之溫，真是無比榮耀，無尚尊貴，求之不得；可是，納蘭卻大大不以為然。他十分清楚這種職務(wù)的實質(zhì)——努爾哈赤崛起之初，大汗的侍衛(wèi)由其家丁或奴仆充任，擔負保安、警衛(wèi)事務(wù)；后來雖然改由宗室、勛戚子弟擔任，但其性質(zhì)仍是司隸般的聽差，在皇帝左右隨時聽候調(diào)遣，直接供皇帝驅(qū)使，具體負責宮廷宿衛(wèi)，隨駕扈從。

在納蘭心目中，當侍衛(wèi)，入禁廷，實無異于囚禁雕樊、陷身網(wǎng)罟的籠鳥。他在《詠籠鶯》的五言律詩中，借詠物以抒懷，可謂凄愴悵惋，寄慨遙深。

何處金衣客，棲棲翠幕中。

有心驚曉夢，無計囀春風。

漫逐梁間燕，誰巢井上桐。

空將云路翼，緘恨在雕籠。

黃鶯別號“金衣公子”。享用著錦衣玉食卻戴著金枷銀鎖的納蘭公子，引“籠鶯”以自況，真是最恰當不過了。你看這個鶯兒，遍身綺羽，食以香谷，罩以雕籠，整天蹦蹦跳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既無凍餒之虞，又不愁慘遭彈丸的襲擊，表面上看去，真是富貴安逸，令人艷羨。它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身心自由，它不能像其他同類那樣任意地飛翔，自在地鳴囀。因此，它的內(nèi)心是十分苦悶的。

當然，這種牢騷、苦悶，也只是說說而已，實際上卻是無能為力、無可奈何的。像不能拔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地球一樣，納蘭所面對的同樣是無法扭轉(zhuǎn)的命運，在皇帝的長拳利爪之下，他的人生道路以至日常行止的抉擇、去取，沒有一樣是屬于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