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分化加劇，社會矛盾頻發(fā)，社會思潮也極易走向極端，并醞釀出社會整體無法承受的激進主義和民粹主義浪潮。改革開放30年，我們目睹了左右兩翼意識形態(tài)的日益分裂、民族主義的此消彼長，以及網絡世界中來自草根社會的近乎你死我活的斗爭。伴隨著人們權利意識的覺醒和政治參與的擴大，突發(fā)政治事件經常成為政治動員的導火索，并進一步深化原有的社會裂痕。當前，左右兩翼思潮有進一步走向極端化的趨勢，思想界在1989年后隱然成勢的建設性保守主義和漸進改革的主張，眼下正被逐步邊緣化；而打著各種旗號的民粹主義思潮正在潛滋暗長，令發(fā)展、穩(wěn)定、改革這些轉型期國家的最高利益遭受到潛在威脅。因此，關于民粹主義的討論不僅是個理論問題，而且是關乎全社會整體利益的重大問題。

　　 民粹主義，眾說紛紜，且褒貶不一。但是，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可以給民粹主義下一個簡要的定義：民粹主義，就是體制邊緣的大規(guī)模群眾為自身利益，尋求跨越體制的魅力型領袖，彼此結合，而形成的特定社會情緒、思潮和運動。1990年代以來，在中國，民粹主義，既是一個激辯的社會話題，也是一種蔓延的社會情緒。作為社會情緒，特別是在一般采用匿名寫作的互聯(lián)網上，每逢突發(fā)事件，民粹主義情緒，常以灼人的溫度，而引人矚目。近年來，這種社會情緒正在向社會思潮、進而向社會運動的方向延伸，因此值得特別關注。

　　 本文將簡要說明民粹主義的含義、根源及前景，并對其做出辯證綜合的評價。

　　 俄國民粹派與一般民粹主義

　　 中國人最初熟悉的民粹主義，是19世紀俄國的政治派別“民粹派”。民粹派（народник）為俄文的意譯，原指“為人民利益服務的人”。民粹派主要由平民知識分子組成，他們信奉人民，認為人民即真理，是“天生的社會主義者”。民粹派稱自己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產婆”（巴枯寧語，見《俄國民粹派文選》），他們批判西歐資本主義制度，相信傳統(tǒng)互助經濟形式“米爾（村社）”是未來社會主義的胚胎，俄國可繞過罪惡的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在村社基礎上構建社會主義。1870年代，民粹派發(fā)起“到民間去”運動，讀書人換上農民的衣裝，深入鄉(xiāng)村，解救人民的苦難。然而陽春白雪，和者蓋寡，大多數(shù)農民對沙皇保持忠誠，甚至把民粹派分子視為國家的敵人。由于民眾的冷漠和體制的鎮(zhèn)壓，民粹派運動很快歸于失敗。

　　 民粹派對俄國資本主義前景的憂慮，有其深刻依據(j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效果之一，是迅速造成貧富分化，使大量弱勢群眾沉淀在體制邊緣，或者說，被逐出體制。西歐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其宗主國與海外殖民地之間往往隔山阻海，其資本原始積累的代價，很大程度可由海外殖民地人民來承擔。與這種西歐模式不同，沙皇俄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廣袤帝國，其臣民都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內部。如果資本原始積累充分展開，則大量人口將被甩出現(xiàn)代化進程之外，從而造成社會嚴重分裂，形成民粹主義運動的土壤。1870年代，俄國資本主義的上述過程尚未發(fā)生，民粹主義的條件還不具備。因此，盡管民粹派知識分子鼓動宣傳，卻并未形成大規(guī)模民眾運動。在這個意義上，俄國民粹派可以說是一種“早夭”的民粹主義，是后來嚴格意義的民粹主義運動的“前史”。

　　 與俄國民粹派不同，1890年代美國的人民黨運動、20世紀40~50年代阿根廷的庇隆主義、新世紀以來法國的國民陣線等，則是典型的民粹主義（populism）。這是現(xiàn)代化過程中最常見的現(xiàn)象之一。其特征是，聚集在體制邊緣的廣大弱勢群眾，以其自身即人民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他們?yōu)榻y(tǒng)一意志、表達訴求，總是要尋找超越體制的魅力型領袖，作為其政治代表和符號；兩種力量結合，形成巨大的合力，沖決、瓦解、顛覆現(xiàn)存權力秩序和利益格局。這兩個方面，大規(guī)模群眾與魅力型領袖，是理解民粹主義的關鍵。

　　 烏合之眾與卡里斯瑪

　　 民粹主義，總是受到精英階層的各種指責，所謂仇富、非理性、反現(xiàn)代化、暴力傾向，等等。其實，問題不在于民粹主義是否具有這些“缺點”，問題在于，究竟是誰，導致了社會結構的“民粹化”，制造了一個日益龐大的底層？是哪個利益集團，造成大量弱勢群眾日益脫離社會主流生活，在體制邊緣沉淀、匯聚，并積累、激化怨恨、憤怒的情緒？如果社會結構的“民粹化”過程不被扭轉，社會情緒由量變到質變，進一步升級為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就只是時間問題。也就是說，先有社會結構的“民粹化”，然后才會有社會情緒、思潮、運動層面的民粹主義。假如一個社會的確是由中產階級居主流、占主導，形成所謂“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那么，即使出現(xiàn)某種民粹主義的情緒和言論，由于缺少足夠的社會基礎，也斷不會產生任何重要的影響。精英們在責罵民粹主義的時候，應當注意孰為因，孰為果，切不可本末倒置。

　　 民粹主義一定是劇烈的社會變動期、轉型期的產物，觀察近代以來的全球歷史，無不如此。相反，停滯的社會，即使是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例如中世紀的歐洲或實行種姓制的印度，盡管也存在一個龐大的底層，但由于各安其分，各司其守，并不會發(fā)生民粹主義運動。只有在社會變動期、轉型期，財富資源迅速集中到少數(shù)人手中，弱勢群眾在被剝奪的同時，權利意識也隨之覺醒。這時，民粹主義便呼之欲出了。

　　 但是，在社會博弈的力量格局中，被體制所剝奪、排斥的廣大群眾，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處于明顯弱勢，缺少組織、財政、信息等資源，不啻一群烏合之眾。他們由于天然的反精英、反科層制的傾向，難以自動組織起來。因此，為擺脫弱勢地位，成為合格的博弈者，弱勢群眾只有尋找有力量的同盟者。這種尋找，實際上，就是一種時代的召喚。另一方面，既然占據(jù)體制內的都是對立面的既得利益集團，那么，這個同盟者，就不可能是體制的一部分——事實上，他往往是一個具有特殊稟賦的“個人”，即有超凡魅力、才能和領袖氣質的“個人”，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卡里斯瑪”（魅力型領袖）。這樣的領袖，可能崛起于體制之外，也可能脫穎于體制之內，但他決不代表既得利益集團，而天然地反對精英主義及其組織化的形式科層制，從而必然是超越體制的。

　　 烏合之眾與卡里斯瑪相結合，民粹主義的要素就算齊備了。

　　 民粹主義的兩種前景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古代中國相當特殊，自秦以后，大多數(shù)時候，市場化程度一直比較高。例如，農耕社會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所謂“千年田換八百主”（辛棄疾語），即可以自由買賣。因此，中國歷史上經常大量產生變賣土地、從而脫離生產資料的失地農民，進而成為流民，流民造反，王朝傾覆，歷史周期性循環(huán)往復。在各大文明中，只有中國，農民起義罕見地頻繁，這絕非偶然，而與市場化程度較高這一基本國情直接相關。由此，也造成民粹主義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中，有其深厚土壤，形成悠久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遇到適當?shù)臋C會一定會被激活。

　　 中國始于1992年冬春之交的，市場化改革導致急劇的社會變動，造成迅速的社會分化。到1990年代末，一方面，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陷入困境，大多由集體所有制改為私營企業(yè)，造成農村貧富分化嚴重；另一方面，國企改革和亞洲金融危機，導致職工大規(guī)模下崗，形成龐大的城市貧民階層。社會學家孫立平借用一位法國學者的比喻，把90年代以來的中國改革過程看作一場馬拉松賽，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經不再是社會結構中的底層，而是處于社會結構之外”（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這種嚴重的分化和斷裂，是當時“新左派”產生的時代背景。

　　 時至今日，這個市場化進程總體上并未逆轉。社會結構的“民粹化”導致民粹主義的社會情緒日益積累和激化，成為時代的隱憂。從歷史看，民粹主義運動的前景無非是兩個：或者潰敗，或者被改造。潰敗很簡單，“烏合之眾”由于缺少嚴密的組織，因而無法追求理性的目標，也無法完成周密的計劃，執(zhí)行審慎的策略，最終一定會脫離“卡里斯瑪”的引導，而陷入混亂?！拔母铩笔且粋€顯著的例子。當群眾運動按照其內在規(guī)律展開的時候，總是激情淹沒理智，短期利益掩蓋長遠利益，最后很難避免潰亂的結局。

　　 被改造的情況復雜一些，還是舉毛澤東的例子。1920年代的工農運動，之所以避免了潰敗的命運，是由于共產黨，尤其是毛澤東，賦予了原本是烏合之眾的底層工農以主義、制度、紀律，用“支部建在連上”等一系列措施，使之完成了組織化過程。實際上，所謂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所謂民主集中制，都是領袖、精英與群眾良性互動的實例。這是中國革命成功的關鍵。而“文革”失敗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民粹式的群眾運動未能實現(xiàn)有效的組織化。

　　 簡要的評價

　　 民粹主義是啟蒙運動的遺產，只有“人生而平等”這一啟蒙主義的觀念確立之后，民粹主義才有其正當性。與之對比，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十分明顯。因為自西周封建制瓦解之后，“均貧富”（晏子）、“民重君輕”（孟子）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之一。在這方面，民粹主義的進步意義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另一方面，民粹主義又是對社會嚴重不公的征候式的反映，是被動的、自發(fā)的、盲目的，破壞性有余而建設性不足。

　　 當然，我們不應過多地指責民粹主義，因為它畢竟只是一種社會征候。重要的是尋找和消除其社會癥結，即對廣大弱勢群眾的剝奪。只有除掉這個社會根源，民粹主義才能真正被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