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fā)展印證了教育回報的不斷上升。計劃經濟時代所有人的工作都是由國家統(tǒng)一安排，教育回報率被嚴重的壓低（Cai et al.，2008）。不同的研究均顯示，從改革開放起，教育回報率逐年上升。在圖4.1中，我們可知，教育回報率在1978年僅為－0.642%，到了1987年則上升為3.707%（Fleisher and Wang，2005）；在20世紀整個90年代，教育回報從1990年的2.43%，上升到1999年的8.1%（李實和丁賽，2003）^[1]；2000年之后，從2001年的6.78%，上升到2010年的8.6%（Gao and Smyth，2015）。我們用2005年1%人口小普查的微觀數據，在控制了年齡、年齡平方、性別、民族和婚姻狀況后，發(fā)現(xiàn)一年教育水平的提高會平均提高工資水平13.2%。

圖4.1　教育回報率的長期變動趨勢

私人教育回報的持續(xù)上升體現(xiàn)出教育的確在創(chuàng)造價值。一種直觀的理解是，教育回報上升的原因是計劃經濟時期對教育回報的壓制在市場經濟下得到糾正。另一種容易想到的解釋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教育質量得到了改善。但這兩種解釋都還不夠，都沒有揭示教育回報不斷提高背后隱藏的現(xiàn)代經濟增長的核心秘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教育回報中，大學教育帶來的回報非常重要。在20世紀末，中國經歷了快速的大學擴招，大學每年的畢業(yè)生數量從當年大約100萬增加了到了本書出版時的大約700萬，但教育回報持續(xù)上升的勢頭在圖4.1這段時期卻沒有發(fā)生變化。要對這個現(xiàn)象給出解釋，需要找到那些可能“放大”教育回報的因素。我們最近的研究發(fā)現(xiàn)“人力資本外部性”（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在提高教育回報方面的作用被嚴重地忽視了。

“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含義是，一個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還在與其他人的社會互動中產生知識的外溢性，從而在加總的意義上產生社會回報，即一個人能夠從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獲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人民生活質量改善。如果人力資本外部性很大的話，那么，勞動力從農村流動到城市，或者從教育水平低的城市流動到教育水平高的城市，就可以獲得收入的提高。美國的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工資和地租在平均人力資本水平更高的城市更高（Rauch，1993）。類似地，Moretti（2004b）發(fā)現(xiàn)，城市的大學畢業(yè)生比例每增加1個百分點，企業(yè)的勞動生產率會上升0.6%—0.7%。Moretti（2004c）同樣說明了知識溢出效應的存在，他發(fā)現(xiàn)，城市的大學畢業(yè)生比例每增加1個百分點，工資水平平均上升0.6%—1.2%。^[2]

運用中國數據開展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城市的人力資本外部性是存在的。Liu（2007）采用1988年和1995年兩年的CHIPS數據估計了中國城市的教育外部性，結果發(fā)現(xiàn)，城市教育水平增加1年，個人的工資水平提高4.9%—6.7%。李小瑛、陳廣漢、張應武（2010）發(fā)現(xiàn)，截至2006年，城鎮(zhèn)地區(qū)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提高1個百分點，工人的工資將提高1%。圖4.2繪制了在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城市平均受教育水平與2002年、2007年兩年職工平均年工資水平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的確在城市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工資水平更高。如果將個人層面的工資水平對城市平均教育水平進行簡單的回歸分析的話，城市教育水平增加1年，2002年城市平均工資增加大約17.4%，2007年城市平均工資增加大約20%。值得強調的是，這一教育回報遠遠高于通常研究發(fā)現(xiàn)的教育的個人回報，因此，一定是教育還會通過外部性機制產生社會回報。如果將兩年數據合并在一起，并且控制其他個人的教育、經驗等特征，以及家庭和城市特征之后，城市教育水平每提高1年，個人的小時工資增加大約11.9%。但是，在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實證研究中，比較有挑戰(zhàn)性的問題是這一估計面臨著嚴重的內生性問題，可能導致估計結果被低估或高估，這也是在既有的研究中有待改進之處。對此，我們在下一節(jié)中將進行詳細的討論和處理。

圖4.2　城市教育水平與工資水平（2002年和2007年）

注：平均教育水平為作者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進行的估算，年平均工資水平為作者根據CHIPS2002和CHIPS2007進行的估算。其中，實心點表示2007年，空心菱形表示2002年，虛線與實線分別為兩個年份的擬合線。

根據我和Glaeser的研究發(fā)現(xiàn)，通過使用CHIPS2002和CHIPS2007的數據，一個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這個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將提高大約21.9%（Glaeser and Lu，2014）。如果換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數據，一個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這個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將提升大約19.6%到22.7%（參見下一節(jié)的分析）。不同的數據估計出來的結果非常接近。這意味著，即使給定教育水平和所有其他個人特征，只需要將一個人的居住地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他的收入就可以同步提高大約20%（以上幾個系數估計值的約數）。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人力資本的外部性，原先教育的私人回報就被高估了，這其中包含了教育的社會回報。

另外，高技能勞動力產生的正外部性也體現(xiàn)在其他方面，比如犯罪率。高技能勞動力數量的增加，可能會促進城市犯罪率減少，并形成模范效應，帶來城市總體犯罪率下降，提高城市的吸引力（Moretti，2004a）。

作為一個正在經歷經濟轉型的發(fā)展中大國，中國不同區(qū)域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差異明顯。不同地區(qū)影響教育回報的因素不盡相同，包括私有部門的經濟比重、不同程度的經濟開放度（吸引FDI的程度）、不同的地域性政策等。更為重要的是，城鄉(xiāng)之間和不同城市之間人均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異，就會使得教育回報在城鄉(xiāng)之間和不同城市之間產生差異。邢春冰（Xing，2015）的研究表明，城市的教育回報顯著高于農村的教育回報，在城市層面，那些教育程度更高的大城市有著更高的教育回報。

邢春冰（Xing，2015）的研究顯示，在1995年，每年教育的回報率在不同地區(qū)大約一致為3%—4%。到了2002年，廣東省以8.4%的每年教育回報率居全國首位，而湖北和云南的每年教育回報率最低（約4.6%—4.7%）。從2002年至2007年，中西部省份的教育回報率停止增長并出現(xiàn)下滑的態(tài)勢（例如安徽和甘肅）。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沿海地區(qū)的教育回報率持續(xù)攀升，在部分地區(qū)出現(xiàn)了爆發(fā)式增長。例如北京的教育回報率從6%上升到11%，江蘇的增長態(tài)勢亦是如此。全國的教育回報率出現(xiàn)了明顯的區(qū)域差異化。高等教育回報升水呈現(xiàn)出類似的態(tài)勢?？梢钥闯?，教育回報主要來自于高等教育階段，特別的，沿海地區(qū)的高等教育回報成為了該區(qū)域教育回報的主體。

為了進一步反映出教育回報的地區(qū)間差異，邢春冰（Xing，2015）利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數據估計出了所有城市層面的教育回報，估計結果從5%到15%，展現(xiàn)出很大的城市間差異。他發(fā)現(xiàn)，總體來說，每年教育回報和城市人口呈現(xiàn)出正相關關系，城市越大教育回報越高。同時，每年教育回報和城市的大學畢業(yè)生占比正相關，大學生占比越高，教育回報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