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強制執(zhí)行權只有公正運行才能維護法治的統(tǒng)一、尊嚴與權威

和諧社會是民主法治的社會。法治意味著法的統(tǒng)治，包含法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但這種權威并非與生俱來，而是通過司法渠道及執(zhí)行途徑的公正運行來彰顯法律的正義價值，從而贏得人們對法律權威的尊重與服從。

從1959年德里世界法學家大會通過的《德里宣言》可以看出其對法治的內容作了如下概括：一是立法機關的職能在于創(chuàng)設和維護以使每個人保持“人格尊嚴”的種種條件；二是不僅要對制止行政權的濫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有效地維護法律秩序，借以保證人們具有充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條件；三是司法獨立和律師職業(yè)自由。^[114]上述三項基本內容充分說明司法權在法治建設過程中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同時，法治也意味著秩序，秩序是法治的基礎性價值之一。正如龐德所指出：“法學家曾經設想一種以神圣秩序為典范的法律秩序，因而要求權威者提供一個準則。他們曾經考慮使法律秩序符合一種道德秩序，這種道德秩序或者是從物質自然界秩序的類似情況中被啟示出來，或者是部分地從啟示中得到證明和部分地通過理性被發(fā)現(xiàn)。有時，他們曾經設想法律秩序是一種理性的秩序，因而設想一種來自純粹理性的價值準則。在這種思想方式中，理性被認為是能夠啟示一種具有普遍的和顛撲不破的效力的自然或理想法律的東西，它甚至是，如同我們現(xiàn)在所了解的，一種在某一時間和地點的實在社會規(guī)則制度的理想說明。有時，他們還曾經認為法律秩序是以經驗為依據的，因而曾經認為它是一種代表文明社會生活經驗的價值準則。在那種思想方式中，生活經驗被設想為通過各種政治和法律制度在調整關系和安排行為時的經驗所發(fā)展而來的，這種經驗由立法、法官和學者們制定為各種公式，并由法學家們加以批判和系統(tǒng)化。因而，他們曾經設想法律秩序乃是一種歷史秩序。有時，他們還曾經以為法律秩序是一種自由的秩序，一種保障每個人（所有其他人也都一樣）在最大限度上自由運用其意志的制度。在這個觀點中，就有一種為形而上學所論證的價值準則。更近一些時候，有人企圖創(chuàng)造一種以經濟學為基礎的價值準則或企圖從階級斗爭理論中推論出一種價值準則來。他們把價值歸因于一個階級而不歸因于個人，歸因于以一個階級的地位所提出的要求，而不歸因于以個人生活或社會生活的地位所提出的要求（社會生活地位把社會看做一個整體）?！?sup>[115]

一般而言，司法權通過以下三個方面維護法治的秩序性作用：第一，通過司法權的運行使統(tǒng)治階級制定的憲法和法律在社會生活中得到實施，從而使憲法和法律確立的民主制度得到確立和完善；第二，根據憲法和法律對社會生活中的各種違法行為進行審查和制裁，捍衛(wèi)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制度；第三，監(jiān)督國家公權力機關尤其是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合法正確行使公權力，避免公權力對私權利的侵犯，并且以法律程序及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保障社會主體各項權利的實現(xiàn)。對此，有學者作出了精辟論述：“法律在本質上是對專斷權力之行使的一種限制，因此它同無政府狀態(tài)和專制政治都是敵對的。為了防止為數(shù)眾多的意志相互抵制的無政府狀態(tài)，法律限制了私人的權力。為了防止一個專制政府的暴政，法律控制了統(tǒng)治當局的權力。法律試圖通過把秩序與規(guī)則性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機構運作之中……一個完善且充分發(fā)達的法律制度，對于無政府狀態(tài)和專制政治這兩種截然相對的形式來講，處于居間的位置。通過一個行之有效的私法制度，它可以界定出私人或私人群體的行動領域，以防止或反對相互侵犯的行為，避免或阻止嚴重妨礙他人的自由或所有權的行為和社會沖突。通過一個行之有效的公法制度，它可以努力限定和約束政府官員的權力，以防止或救濟這種權利對確獲保障的私人權益領域的不恰當侵損，以預防任意的暴政統(tǒng)治?！?sup>[116]對于司法權而言，強制執(zhí)行權又是最后的“關口”或“防線”。執(zhí)行權的公正運行，因直接關乎人們訴爭利益的具體實現(xiàn)，成為活生生、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利益，意味著判決、裁定、仲裁裁決、公證文書等“寫在紙上的正義”能否轉化為實際生活中的正義，因而更加強烈地吸引著人們對于法治權威的期待。執(zhí)行人員的依法、嚴格、公正執(zhí)行，不僅在個案當事人之間維護法的至高無上權威，而且通過個案的“放大效應”培育和強化人們對于法治的信心、信念和信仰，從而為法治奠定良好基礎。反之，執(zhí)行不公必然使判決、裁定等“寫滿正義的紙張”成為“空調白判”或“法律白條”，并導致社會公眾對法治權威的疑慮、抵制乃至蔑視，這必將從基礎層面對法治造成嚴重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