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也有許多學者認為科舉制對歐美現(xiàn)代文官制度的影響，堪稱為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

19世紀下半葉及20世紀初，在一些對科舉西傳問題較為了解的西方人士的印象中，歐美各國文官考試制度的建立曾受到中國科舉制的啟導是理所當然的、沒有異議的事。當時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亦然。如在戊戌變法時期對八股科舉深惡痛絕、將國貧民弱割地賠款都歸罪于八股取士的康有為，也說過中國歷代科舉“雖立法各殊科，要較之萬國，比之歐土，皆用貴族，尤為非才，則選秀于郊，吾為美矣，任官先試，我莫先焉。美國行之，實師于我^[13]”?？涤袨楫敃r還未出過國，而他當時就知道美國實行的文官考試制度是學習中國科舉而來，可見此一說法也為當時部分中國上層知識精英所知曉。

另一位在公車上書時為變通科舉搖旗吶喊、戊戌變法時為變革科舉沖鋒陷陣的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后逃亡日本，耳聞目睹歐美、日本等國借鑒科舉實行文官考試之效用，而1905年科舉制卻在中國本土因積重難返被徹底廢止，痛定思痛，梁啟超于1910年發(fā)出了如此驚世言論：

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夫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國用選舉官吏之制，不勝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種試驗，美人頌為政治上一新紀元。而德國、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萬國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發(fā)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國貴族寒門之階級永消滅，自此法行，我國民不待勸而競于學，此法之造于我國也大矣^[14]。

從中也可見梁啟超是深知科舉曾影響世界列強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孫中山關(guān)于歐美各國考試制度是從中國學過去的那個著名論斷，只是康梁科舉西傳說的延續(xù)和發(fā)展。

科舉廢后相當長時間里，在多數(shù)人的印象中，科舉就是一種落后腐朽的取士制度，尤其是在中國大陸，科舉更多的是作為批判的對象而加以介紹的。過去中國人“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對外部世界有關(guān)科舉的評價知之甚少。20世紀80年代以后，歐風美雨再度東來，當人們知道西方漢學界和行政學界對科舉制的贊美和評價時，感到相當訝異和新鮮。而當我們準備“引進效率”，借鑒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務員制的時候，才發(fā)現(xiàn)原來西方文官制度竟然還是從我們中國的科舉制學過去的。1983年，美國卡特總統(tǒng)任內(nèi)的人事總署署長區(qū)倫·坎貝爾應邀來北京講學時曾說：“當我被邀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的時候，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到文官制度的時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創(chuàng)始者歸于中國?！?sup>[15]

1910—1911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第11版“考試”條，在考試歷史部分是這樣論述的：“在歷史上，我們所知的最早的考試制度出現(xiàn)于中國，即以考試來選拔官員（前1115），并對已經(jīng)進入仕途的官員進行定期考核（前2200）?！逼鋮⒖嘉墨I便是丁韙良1901年出版的《中國的學問，或中國知識界》一書頁及相關(guān)部分，以及《19世紀》1894年7月號上刊載的T.L.Bullock的《中國的科舉考試》一文，還有1894年Etienne Zi在上海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國文科舉》一書^[16]。此條文還提到這個制度于1906年^[17]被廢止及代之以每年在北京舉行留學回國人員的考試的情況?！洞笥倏迫珪穼⑾惹氐摹叭d考績”與隋代以后的科舉制度混同起來，但明確考試是中國人發(fā)明這一點并沒有錯。牛津大學博物館長期以來展出一組五枚與科舉有關(guān)的壓勝錢，其文字說明便寫道：“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筆試選官的國家。”

中國歷史上有不少事物是“失之華夏，得之四夷”，在本土未能得到良好的發(fā)展，傳到外域后卻生長為生氣勃勃的東西。科舉制在清末未能順利地轉(zhuǎn)型為現(xiàn)代文官考試制度而是走到盡頭有其歷史必然性，但其考試選才的“公開競爭，平等擇優(yōu)”的精神卻為西方文官考試制度所接力傳承，現(xiàn)今中國要建立健全公務員制，發(fā)明文官制度的古老國家反而需向歐美學習，這真如古語所說的“禮失而求諸野”。

廢止科舉在當時是歷史的必然，許多當時人和后事人也認為此舉意義重大，于中國學術(shù)文化有摧陷廓清之功。然而，科舉廢止后相當一段時期內(nèi)卻沒有建立替代辦法，使官員選任無客觀依據(jù)，生徒學習積極性大為降低，于是在20世紀20—30年代又有不少人爭頌考試之利。現(xiàn)今，我們要建立公務員制，發(fā)明文官制度的古老國家反而需向歐美學習借鑒。從一定意義上說，這是科舉考試回歸故土。當然，這并非簡單的回歸，而是在全新的更高的層面上的升華，也是傳統(tǒng)考試文化在中華大地的新生。

20世紀80年代以后，有中國學者曾指出科舉制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創(chuàng)造^[18]，“科舉是中國對人類文明的一個重大貢獻”^[19]。還有一些學者知道西方學者關(guān)于科舉考試西傳歐美是中國在精神文明領(lǐng)域里對世界的最大貢獻之一的說法之后，認為科舉制對世界的影響堪與四大發(fā)明相媲美，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其重要性還超過物質(zhì)領(lǐng)域的四大發(fā)明。根據(jù)西方學者的說法，我認為，科舉考試西傳歐美，確實是中國對世界文明進程的一大貢獻。從對世界文明進程的影響來說，在一定意義上，科舉可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20]。

過去已有一些人將中國發(fā)明的某種東西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如說漢字是“第五大發(fā)明”、中醫(yī)的經(jīng)絡理論是“第五大發(fā)明”等。不過，這些“第五大發(fā)明”都只是中國人自己說說而已，總不免有點“自賣自夸”之嫌，因為這些東西并未被世界普遍采用，西方人也不這么說。不過，將科舉制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并非為了湊熱鬧或聳人聽聞，而是有充分的根據(jù)和理由的。因為一再將科舉制與四大發(fā)明相比的首先是西方人士，而且西方學者也普遍承認科舉對世界文官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影響。我只是將中外學者的說法用“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概括出來而已^[21]。

【注釋】

[1]R.I.，Literary Examinations considered asa proof of ability to serve in the magistracy；manner in which the examinationsare conducted.Chinese Repository，Vol.4，July 1835，pp.118～135.

[2]A.Morison，China，Past and Present：A Lecture，Delivered at the Mechanics’Institution，Melbourne，1853，pp.4～5.

[3]Ssu-yu Teng（鄧嗣禹），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Vll（1942—1943），pp.283.2005年7月7日，也就是在倫敦發(fā)生公共交通恐怖襲擊幾個小時之后，我在華盛頓參觀美國國會。當我坐在眾議院大廳中時，想象到一百多年前，美國議員為是否借鑒科舉實行文官錄用考試制度而在此發(fā)生爭論的情形，頗有感觸。

[4]E.A.Kracke，F(xiàn)am ily vs.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during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1947，p.103.

[5]E.A.Kracke，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960—1067，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p.2～3.

[6]E.A.Kracke，Religion，F(xiàn)am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In John K.Fairbank（eds.），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p.252～268.

[7]H.G.G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The Origin of the Hsie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F(xiàn)eb，1964，pp.155～183.

[8]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通訊》1986年3期所載福井重雅在中國秦漢史第三屆年會上的發(fā)言，及福井重雅著《漢代官吏登用制度研究》序言，日本創(chuàng)文社，1988年。

[9]Derk Bodde，Chinese Ideas in the West，Washington，D.C，：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F(xiàn)ourth Printing，1972，p.31.

[10]《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荀春生、朱繼國、陳國梁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275頁。2000年5月27日，池田大作先生在日本創(chuàng)價學會總部會見創(chuàng)價大學外國教員時，曾專門向筆者提問有關(guān)科舉制之優(yōu)缺點的問題，筆者就科舉制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和消極影響、日本7至9世紀曾實行過科舉制等問題做了簡要的回答。見《劉教授：科舉は全青年にチヤンスを》，日本《圣教新聞》2000年5月28日。

[11]Denis Twitchett，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Meritocracy：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Printed by Bendles（Torquay）Ltd.，15/16George Street，Torquay，London，1974，p.33.

[12]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中文本序，3頁。

[13]康有為：《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折》，《戊戌變法》2冊，神州國光社，1923年，208頁。

[14]梁啟超：《官制與官規(guī)》，《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三，中華書局，1989年，68頁。

[15]桑玉成等：《當代公務員制度概論》，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17頁。

[16]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Eleventh Edition，Volume X，New York：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Company，1910，p.41.

[17]原文如此，確切的時間當為1905年。

[18]盛奇秀：《中國古代考試制度》，山東教育出版社，1988年，121頁。

[19]楊學為：《中國考試改革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128頁。該觀點為作者1986年寫的書序中所提出。

[20]劉海峰：《科舉制——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探索與爭鳴》1995年第8期。本篇題目和觀點與該文相同，但大部分文字和內(nèi)容則不一樣。

[21]現(xiàn)在中國有許多人誤以為西方人認為科舉制是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其實西方學者的說法雖包含有這個意思，但從未直接提出這一稱法，是1995年本人將其提煉出來之后才逐漸流行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