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語言學和翻譯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對于這種聯(lián)系進行深究后，本節(jié)將就英語翻譯的語言學方法和模式進行探討。

一、Nida和Wilss的譯學構想

德國著名翻譯理論家Wolfram Wilss認為，現(xiàn)代翻譯科學研究的起源可以Nida1947年發(fā)表的《論圣經(jīng)翻譯的原則和程序》為標志，它是Nida1964年發(fā)表的《翻譯科學探索》一書的前奏，并起著催化劑作用。在《論圣經(jīng)翻譯的原則和程序》一書中，Nida運用現(xiàn)代語言學的方法，科學地分析了翻譯中的種種問題，并指出：翻譯是一門科學。

這一觀點在此后的《翻譯科學探索》 （1964）和《翻譯的理論和實踐》（1969）中被進一步闡釋為：翻譯不僅僅是一門藝術，一門技巧，也是一門科學。原因有兩個方面：首先，翻譯中的種種問題可以“采用處理句法結構的科學途徑，語義分析的途徑和信息論來解決”，即采用語言學的、描寫的方法來進行闡釋。其次，在翻譯過程中有一定的客觀規(guī)律可循，所以“對不同語言中存在的相應信息間的關系進行任何描寫和分析，都必須是語言學的科學描寫和分析”。

無庸置疑，Nida的翻譯理論是以Chomsky的轉換生成語法為基礎，盡管Nida聲稱其翻譯理論產(chǎn)生于Chomsky理論之前，但我們認為，Nida的譯論與喬氏理論仍有一定關聯(lián)，因為Nida的代表作《翻譯科學探索》 （1964）從發(fā)表時間來說，晚于Chomsky的《句法結構》 （1957） ， Nida在其著作中采用的一些語言學術語如“核心”、“轉換”、“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實際上是從喬氏理論中借用的。

當然，Nida的翻譯理論與Chomsky的語言學理論也存在著四個方面的差異。第一，就語言符號而言，Chomsky關注的是語言符號本身，而Nida關注的是人們對語言符號的反應，這也是Nida后來會對翻譯中接受語讀者的反應產(chǎn)生濃厚興趣的原因。Nida認為，單詞和符號僅僅是一種標記，是一種位居第二位的信息的呈現(xiàn)形式，接受語讀者的反應才是衡量翻譯質量的標準。第二，Nida強調語言交際行為產(chǎn)生的文化語境的重要性，然而，喬氏理論并沒有關注到這一點。例如，Chomsky認為Sapir-Whorf的語言學研究太過于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但是Nida卻認可Sapir-Whorf的研究成果，并將其納入自己的理論框架之中，這也是Chomsky將符號代表的意義同文化語境相隔離的原因，而Nida關注的不僅僅是符號代表的意義，也關注在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中符號所起到的一定作用，即符號的功能意義。第三，Nida和Chomsky在深層結構的形式特征和短語結構的形式特征是否是語言的一個普遍特征等問題上存在著分歧，Chomsky認為，所有語言在表層形式特征上存在著共性，但他并沒有指出深層結構是否具有共性。而Nida認為，同樣的深層結構可以在兩種特定的語言中構成一個句子。最后，Nida和Chomsky的理論在方法上存在著明顯差異，Nida先假設翻譯是一種存在著解碼和編碼的過程，然后將文本簡化處理為簡單的句法結構，而Chomsky的理論中涉及的句法結構卻很抽象和復雜。

以上這四個方面的差異可以證明Nida的翻譯科學研究模式是對Chomsky語言學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此外，Nida根據(jù)圣經(jīng)翻譯的經(jīng)驗，提出了著名的“動態(tài)對等”和“功能對等”理論。并指出，衡量譯語文本質量的標準是接受語讀者的反應。無庸置疑，Nida的翻譯理論曾在西方和中國的翻譯理論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其著作和譯學思想成為20世紀翻譯科學研究這一嶄新領域的基礎。

Nida的翻譯理論在德國得到了具體的應用，Wilss在其著作《翻譯學——問題與方法》 （1982）中進一步闡釋了Nida的理論與實踐。Wilss的翻譯科學可以分為三個獨立卻相關的研究領域：一是普通翻譯學，研究翻譯過程中的普通規(guī)律，提出翻譯的理論模式；二是描寫翻譯學，涉及與翻譯對等現(xiàn)象有關的經(jīng)驗主義研究；三是應用翻譯學，明確翻譯中的各種困難問題和克服困難的方法。

我們認為，Wilss對翻譯科學的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前兩個研究領域的成果，因為他對第三個研究領域即應用翻譯學“所作出的解釋最少，卻引發(fā)了最多的問題”。在這里，應指出的是，Wilss的理論是基于Chomsky對不同語言中的句法、語義和邏輯存在著共性這一觀點，同時，Wilss還發(fā)展了Nida對文化因素的觀點，認為文化因素不僅僅只包括那些影響最終譯語文本的因素，而且還包括那些影響譯者對最終譯語文本作出決定的因素。

目前，國內譯界已達成共識，認為Wilss的著作《翻譯學——問題與方法》從客觀上來說比較系統(tǒng)，但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國內有學者曾指出，Wilss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過早地掛上學科招牌的做法有欠嚴謹，并認為Wilss對翻譯學的學科性質等根本問題未能真正闡明。Wilss指出：“翻譯科學既不是理論部分方面也不是普遍規(guī)律研究方面封閉的科學，而是一門認知性、闡釋性和聯(lián)想性的科學，它以靈活的方式處理話語問題，試圖回答原文可譯還是不可譯以及原文和譯文的效果是否等同的問題?！?/p>

Nida的《翻譯科學探索》和Wilss的《翻譯學——問題與方法》兩部著作的問世，標志著語言學派對翻譯科學所作出的有益探索，我們應對此予以肯定，但這并不意味著翻譯科學已經(jīng)完全建立。正如國內著名學者許鈞所指出的，“翻譯科學是一門正在探索中的科學，就目前而言，‘翻譯學’只能看作是不同途徑、角度和方法的翻譯理論研究的一種總稱”。

當然，我們應該認識到，Nida和Wilss在進行譯學探索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不足，比如，他們并沒有完全意識到翻譯科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重要性。在Nida的大部分著作中，僅有較少的關于翻譯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系統(tǒng)討論，同樣，Wilss在《翻譯學——問題與方法》的前言中指出，該書是他從事翻譯教學和研究的產(chǎn)物，也就是說，書中帶有翻譯理論教科書的特點，因此，我們認為，Wilss還不能夠從真正意義上來清楚闡釋翻譯科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學科性質。

二、Catford和Fedorov的譯學構想

除Nida和Wilss對翻譯科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性質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以外，語言學派其他翻譯理論家對翻譯科學和語言學的關系也存在著一些誤解，這是由于他們過度強調語言學和對比語言學對翻譯研究的影響而造成的，如，Catford在其代表作《翻譯的語言學理論》 （1965）中的第一章指出，“任何翻譯理論都必須采用某種關于語言的理論，即普通語言學的理論”。同時，“翻譯理論是以語言之間的某種關系為研究對象的，因此，它屬于比較語言學的一個分支”。

此外，F(xiàn)edorov在《翻譯理論概要》 （1953）一書中指出，翻譯理論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翻譯問題只能在語言學領域內解決，因為任何體裁的作品的翻譯都要借助于兩種語言的對比。Catford和Fedorov的觀點受到了國內譯界的質疑和批評，如我國著名學者許鈞和譚載喜堅持認為“翻譯學應享有獨立學科地位”。

翻譯學可以是一門也應該成為一門從語言學中獨立出來的科學和學科，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無庸置疑，就翻譯研究中主要涉及的語內翻譯和語際翻譯而言，翻譯研究具有顯著的語言研究的性質，涉及的主要是語言問題， 由于翻譯要涉及兩種語言的對比，因此，翻譯研究具有語言對比研究的性質，但如果僅僅出于這個緣由，就將翻譯研究隸屬于對比語言學之下，是一種片面的、站不住腳的看法，因為對比語言學主要是關注兩種語言結構上存在哪些異同，是一種靜態(tài)對比研究，然而，翻譯研究是一種動態(tài)對比研究，它不僅僅關注語言結構上存在哪些異同，也關注為何存在這些異同以及如何克服這些異同造成的語言障礙，使原文信息在譯文語言中具有等同的價值和功能。因此，翻譯研究者首先必須透過某種特定語言的表層結構，深入研究使這種特定語言具有特定價值的，主要包括文化在內的許多超語言因素，然后采用對比手段在兩種不同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中尋找融合點，這樣一來，翻譯研究者必須求助于對比社會學、對比文化學，而遠非單純的對比語言學。

第二，翻譯從廣義上來說，包括符際翻譯，即將信息從一種符號系統(tǒng)轉換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符號系統(tǒng)，如把言語變成手語、旗語、圖像等。對于這類翻譯的研究，必須廣泛涉及超語言的和非語言的現(xiàn)象，因此不可能將這類翻譯研究籠統(tǒng)地算作語言學。

第三，翻譯尤其是語際翻譯是一個從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的復雜過程，不論是個人翻譯，還是集體翻譯，從原文到譯文的轉換都只能在譯者的大腦里進行。如果我們贊同Chomsky的設想，即在人的大腦中存在著一種操控說話人語言能力的“語言機制”，那么我們如何理解和解釋存在于譯者大腦中的“語言轉換機制”呢？為解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借助于心理學、神經(jīng)生理學甚至人腦解剖學的相關研究，這樣一來，心理學、神經(jīng)生理學的研究便結合到了翻譯研究中來。

三、英語翻譯的語言學方法

（一）意義取向方法

翻譯與意義緊密相連。要想譯好原文，必須正確理解原文的各種意義。

“翻譯轉換”是Catford于1965年撰寫《翻譯的語言學理論》時所用的術語。Catford仿效了Firth和Halliday語言學模式，他感興趣的是：翻譯能夠做什么和語言的工作方式是如何進行的。他把翻譯轉換的術語定義為“從原語到目標語的過程中，形式對應的背離”。

他把翻譯轉換分為兩類：

1.層次轉換：用一種語言的語法和詞匯所表達出來的東西。

2.范疇轉換：翻譯過程中形式對應的脫離。Catford用解語境和理想化描述句子的方法解釋了翻譯轉換的語言學定義，他在《翻譯轉換》中做了較為充分的闡述。

Catford率先將語言的理論成果引入翻譯，使其擺脫了評點式、隨感式和印象式的批評方法，他對翻譯的定義、可譯性的描述和等值轉換規(guī)律的分析在西方語言學界和翻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推動了翻譯研究朝科學的方向發(fā)展。

（二）等值取向方法

翻譯等值一直是西方翻譯理論的核心概念，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它就已經(jīng)成為翻譯界關注的焦點。20世紀50—60年代的人們開始更多地嘗試對翻譯進行系統(tǒng)的分析。新的爭辯圍繞某些關鍵的語言學問題，尤其是意義與等值的問題。Nida指出：“翻譯中有兩種不同類型的等值，即形式對等和動態(tài)對等。形式對等在形式和內容上側重于信息本身。然而，動態(tài)對等是基于等值效應的原則。”

形式對等包括目標語代表原語的單詞和短語最近似的等值。但兩種語言之間不總是有形式對等。動態(tài)對等是基于Nida的“等效原則”，信息對接受者的語言學要求和文化的期望加以修飾，并且旨在強調表達的完全自然。

自然對等是Nida對翻譯的一個最主要的要求。他把動態(tài)對等的目標定義為“原語信息的最近似的自然對等”。接受者的取向方法認為，有必要對語法、詞匯和文化關系進行歸化，其目的是為了達到自然等值。 目標語不應受原語的干擾，原語信息背景的外來語應該減到最少。

Nida對翻譯理論與實踐的貢獻是無可爭議的。他指出：等值效應是翻譯的四個基本要求之一，一是理解，二是傳達原語的精神與神態(tài)，三是有一種自然和容易的表達形式，四是產(chǎn)生一種相似的效應。Nida的動態(tài)對等也是一種等級概念。若要達到等效，意義對等必須優(yōu)先于風格對等。他贊同把動態(tài)對等的應用看作是一種更有效的翻譯過程。假若我們考慮他處理過的翻譯現(xiàn)象的情景語境（如圣經(jīng)翻譯），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話語分析、語用學和篇章語言學方法

翻譯理論來自于語言學。它主要是語義學（話語分析）的一個方面，語義學的所有問題都和翻譯理論有關。在實際翻譯中，我們所需要翻譯的是語言的深層結構，即語義結構。

20世紀80—90年代，人們發(fā)現(xiàn)話語分析的成果已經(jīng)逐步運用到翻譯研究中來，這些研究著眼于揭示實際翻譯中發(fā)生的事情，指出意義不是指在單詞和語法范疇之內，而是通過跨越單詞、短語、從句、句子和文本傳遞信息。首先，語言學與翻譯語言學研究拓寬了分析范圍，逐步從單詞到句子向外轉移。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單位的文本和一種體現(xiàn)文化價值的文本，與某種實踐和概念的文化有著聯(lián)系。其次，研究者認為，所有語言的使用被看作是一種媒介，語言學的研究更加強調翻譯在意識形態(tài)中的作用。

90年代的話語分析涉及語言的交際意義、社會和權力關系的方式以及翻譯研究的聲望。話語分析模式的最大影響是Halliday的系統(tǒng)功能模式?？墒?，對翻譯研究使用語域分析的是House （1981/1997） 。她不僅采用了Halliday的語域分析模式，而且系統(tǒng)地規(guī)定了原文與譯文對比的基本標準。在她撰寫的《翻譯質量評估模式》中，更倡導語義學和語用學方法。

語用意義的翻譯是翻譯中的一個難點，譯者要透徹理解作者的語用意義。Mona Baker （1992）指出：“語用翻譯不僅要注意翻譯的外延意義，而且也要注意在交際中使用話語的方式以及我們在話語中解釋它們的方式?！彼J為，語用翻譯的各種表現(xiàn)要把相關的語言學概念應用到語際轉換中去。

德國學者Albrecht Neubert和Gregory Shreve （1992）指出：“只有具有翻譯語篇過程的經(jīng)驗理解，才能提高翻譯教學和翻譯實踐。翻譯的篇章語言學方法試圖解釋和描述翻譯，它沒有規(guī)定翻譯應該如何進行。也許它能幫助譯者從語篇上意識翻譯的策略，但沒有告訴他們在翻譯過程中確實應該做什么。”

（四）語料庫方法

語料庫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它是在語料庫的基礎上研究語言的語料庫語言學家采用語言描述的經(jīng)驗方法。到了90年代，語料庫語言學開始為翻譯研究提供大量的分析方法。Baker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專門研究翻譯的語料庫。語料庫的建立為解決翻譯研究問題開辟了新的途徑。

通過翻譯英語語料不僅能探索翻譯的基本規(guī)律，分析譯者的文體風格，而且還能夠驗證許多翻譯理論家提出的假設。Baker描述了三類電子語料庫，它們對翻譯學者起著很大的作用，即平行語料庫、多語語料庫和可比語料庫。

1.平行語料庫：由語言的原創(chuàng)文本和相應的翻譯文本組成。它也能為語言的翻譯行為提供信息，最典型的應用范圍包括譯者培訓、雙語詞典編撰和機器翻譯等。

2.多語語料庫：是根據(jù)類似的設計標準用相同或者不同的慣例建立起來的兩個或多個不同語言的單語種語料庫。它能用于對比語言學的工作，包括雙語詞典編撰。

3.可比語料庫：收集同種語言的兩種不同的文本。一種文本包含某種語言產(chǎn)生的原文文本，另一種文本包括從其他語言翻譯成英語的文本。

在三種語料庫中，可比語料庫揭示了翻譯文本最固有的特征，通過涉及其他可比語料庫的研究發(fā)現(xiàn)翻譯活動的一些特殊規(guī)律。Baker概括了以下假設：諫文文本比翻譯產(chǎn)生的譯文文本要更加明確、清楚、語法更傳統(tǒng)。Baker將語料庫用于翻譯研究，對翻譯的性質和特征進行了很好的描述，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武器，擴展了翻譯研究的范圍，克服了傳統(tǒng)翻譯研究的不足，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穆雷（2006）指出：“語料庫就像一個顯微鏡，它能使我們更深刻、更細微、更具體地去探究翻譯這一復雜現(xiàn)象?！比魏我粋€利用語料庫進行翻譯研究的學者都必須對翻譯傳統(tǒng)領域有所涉獵，方能運用這一嶄新的研究工具把翻譯研究不斷推向深入。

四、英語翻譯語言學模式的建立

（一）翻譯過程的語言學描寫方法

翻譯語言學運用語義取向法、話語分析取向法、語用學取向法、語篇語言學取向法和語料庫取向法等語言學方法描述翻譯過程。Nida認為，翻譯科學研究是比較語言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這種研究應以語義為核心，要在動態(tài)對等的層次上進行比較。話語分析已發(fā)展成語言學的一支新興學科，話語分析的成果（主位推進、銜接連貫、問題解決模式及宏觀語篇結構）也逐步深入地運用到翻譯研究中來。作為語言學中的一個流派，語篇分析在對翻譯研究產(chǎn)生影響。例如，在具體的篇章中，存在由于語境制約而導致的所指義偏離、貶損義偏離、褒獎義偏離和情感義偏離。隨著語用學的發(fā)展，語用翻譯理論也在不斷成熟。維索爾倫的語境動態(tài)順應論不僅可將翻譯理論納入一個連貫統(tǒng)一的框架，而且動態(tài)順應也為拓寬翻譯研究的發(fā)展空間帶來諸多有益的啟示。語料庫語言學的發(fā)展對翻譯研究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只有解決好了語料的代表性問題，語料庫翻譯研究才能更好地健康發(fā)展。

（二）翻譯的語言學標準

翻譯研究只有以語言學的理論作為主干框架，才會對翻譯活動有本質的認識。對翻譯問題的學術探討，可以采用不同的途徑，既不能夠把它們作簡單的比較，更不能用甲的標準（規(guī)則）來衡量乙的做法。翻譯的標準是語言學理論。當理性意義與聯(lián)想意義一致時，翻譯是確定的，直譯可達到“信”、“忠實”的標準；當理性意義與聯(lián)想意義不一致時，可采用翻譯的一些軟標準，如：不違背知識的客觀性，理解的合理性與解釋的普遍有效性，譯文的普遍可接受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