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日本外交戰(zhàn)略的目標確立為做“國際國家”，提出“政治大國”構想，并力求在建立國際新秩序中發(fā)揮主導作用。也就是說，日本希望要成為與“經濟大國”相稱的能夠參與國際事務的“國際國家”。尤其是中曾根康弘的“政治大國”戰(zhàn)略理念的提出，標志著日本外交決策者已實現從經濟優(yōu)先變?yōu)榻洕尾⒅氐挠^念轉變。這一時期的日本外交主要呈現如下幾方面的特征。

第一，正式確定“日美同盟關系”概念，強調日美“兩國都負有世界性的責任”。1981年鈴木善幸首相在訪美期間，進一步明確“日美同盟”關系。日美“新安保條約”簽署使得美日“保護和被保護”關系向著同盟關系不斷深化的方向發(fā)展。事實上，日美同盟的軍事合作關系得到了進一步強化，只是日本已改變了過去一味依賴、順從美國的方式，強調所謂日美“兩國都負有世界性的責任”的重要性而已。1982年11月出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在任職的五年中，與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密切聯系，^[12]三人被稱為推行世界性新保守主義運動的“三駕馬車”。1983年5月，在威廉斯堡舉行的西方首腦會議上，中曾根康弘支持了關于全球安全保障問題的討論，并提出日本作為成熟的經濟國家應擔負起國際安全保障的責任。^[13]但是，1983年7月曾根康弘表示：今后日本作為國際國家應同經濟力量相稱地在政治方面也積極發(fā)言并履行義務，“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fā)言權”。這反映了他希望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戰(zhàn)略訴求。

第二，以“戰(zhàn)后總決算”，謀求政治大國戰(zhàn)略愿望。在中曾根康弘看來，日本作為世界經濟大國，應該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主動承擔起相應的“國際責任”，擴大國際開發(fā)援助，要努力成為政治大國。中曾根執(zhí)政時期，在對華、對美、對俄等國家關系上均取得較好成效。1983年7月，中曾根康弘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1985年，中曾根首相提出“戰(zhàn)后政治總決算”“政治大國化論”“不沉航空母艦論”“從戰(zhàn)后解脫出來”等新保守主義理念，^[14]謀求對日本“二戰(zhàn)”歷史的徹底清算。可以說，中曾根康弘適時提出“戰(zhàn)后政治總決算”的政策主張，充分迎合了日本民族主義者追求“政治軍事大國”夢想的心理渴求。同時，“為了克服日本人在遭到戰(zhàn)敗、占領和國際譴責之后而自承負面形象，中曾根試圖用培養(yǎng)民族自尊和理解他國傳統(tǒng)之間的平衡以轉變民族意識”^[15]。他主張大力培養(yǎng)日本國民的“國防意識”“愛國心”和民族意識，重新確立國家權威，不斷增強日本作為政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的分量?？梢哉f，中曾根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的實質就是力求通過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歷史來重塑日本的所謂“民族精神”。但是，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出現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影響了同中韓等亞洲國家的雙邊關系。

第三，日本積極推進區(qū)域經濟合作和“政府開發(fā)援助”（ODA）?；跉W洲一體化的發(fā)展榜樣，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在區(qū)域經濟合作上也表現了積極的姿態(tài)，同澳大利亞等國提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構想（APEC），表達了日本積極參與區(qū)域經濟合作構想的意愿?！罢_發(fā)援助”一直被日本自詡為承擔大國道義和責任的重要表現方式，20世紀80年代日本加大了對外援助的力度，對于日本的“國際國家”形象有一定的幫助。

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日本已把外交觸角伸向世界各地，尤其是重點發(fā)展與東南亞各國的關系，力圖成為東南亞地區(qū)的主導者。同時還積極發(fā)展與歐洲各國的關系，突出自己已是日美歐三極中的一極，并尋求歐洲對日本走大國化道路的支持。同時，日本的經濟大國地位使戰(zhàn)后長期受到壓抑的民族主義復蘇，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及否認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言行屢屢出現。因戰(zhàn)敗而形成的和平主義意識日漸淡化，并逐漸認可了以日美同盟“借船出?！钡默F實存在。日本不再甘心安于只是經濟大國的現狀，渴望成為與自身經濟實力相當的政治大國，力圖重新登上參與國際事務的國際政治舞臺。

1989年冷戰(zhàn)結束的一系列國際局勢變化，為日本迎來所謂“第三次開國”機會。在日本一些學者看來，“開國”的含義帶有一定的“革命性”，^[16]這無疑是日本對外戰(zhàn)略“調整”的極好契機。冷戰(zhàn)后的“吉田主義開始分化為兩種立場：一是繼續(xù)以和平的國際協調的經濟國家為中心的立場；二是重視日美同盟，致力于修改憲法和行使集體自衛(wèi)權，與美國共同維持秩序的立場。前者是站在自由主義國際政治觀上的和平發(fā)展主義，主張冷戰(zhàn)后的日本必須發(fā)揮作為‘全球性民生大國’的作用；后者是堅持現實主義觀點，主張為保護日本的安全和維持國際秩序，應該在安全保障方面發(fā)揮積極作用”^[17]。歷史事實表明，后者已經成為冷戰(zhàn)后日本對外戰(zhàn)略理念的主流輿論：日本應以日美同盟為中心，擴大日本在參與國際事務方面的作用，徹底擺脫和平主義的束縛，成為所謂“正常國家”。冷戰(zhàn)后，“1955年體制”的崩潰，導致革新政黨的衰落和保守政黨的不斷壯大，日本政壇的“正常國家論”和“總體保守化”導致日本對外關系及外交政策發(fā)生質的變化。

第一，冷戰(zhàn)后產生“否認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民族主義思潮，嚴重影響日本與中韓等周邊國家間的關系。日本學者毛里和子認為：“‘總體保守化’后所表現出來的新民族主義，與（20世紀）8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有很大不同：第一，新民族主義嘗試通過回歸民族和傳統(tǒng)來重建日本的認同感，為此就需要‘對歷史加以修正’，把正視日本侵略事實的歷史觀斥為‘自虐史觀’；第二，對和平憲法、民主主義教育等一系列‘戰(zhàn)后’問題進行改寫。他們公然提出要修改憲法第九條?！?sup class="calibre8">[18]上述觀點表明了日本“新民族主義”的內涵擴大為在否認殖民及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的基礎上，試圖修改“戰(zhàn)后體制”賦予日本的“和平憲法”及其第九條。“新民族主義”持“自由主義史觀”，主張強化國家觀念?！八苯幼饔糜谡渭业乃枷牒托袆?，不僅左右國內社會政治生活，對外交政策也產生重大影響?！?sup class="calibre8">[19]隨之，日本保守主義執(zhí)政理念在國家發(fā)展目標等重大戰(zhàn)略層面表現出具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對外關系特征。1995年8月15日，“村山談話”承認殖民和軍國主義侵略并道歉，尚屬堅持和平主義的范疇，但這種官方立場在其后歷屆內閣還是發(fā)生了不能信守承諾的一些反復，導致與周邊國家關系的不確定性。

第二，提出擺脫“戰(zhàn)后體制”的“正常國家論”，明確關于國際新秩序的政治訴求。以小澤一郎為代表的“新保守勢力”認為，自民黨主流派在戰(zhàn)后所奉行的以發(fā)展經濟為中心的“吉田路線”，已不適應時代發(fā)展變化的要求，日本要實現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的邁進，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和政治領導人。^[20]小澤一郎在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計劃》中全面闡述了“正常國家論”。他主張修改日本“和平憲法”。首先，可在憲法第9條的兩項中附加第三項，確定為“前兩項不妨礙為了創(chuàng)造和平而進行活動的自衛(wèi)隊”可派赴海外；其次，“保持憲法現狀，制定一部‘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規(guī)定作為一切主權國家固有的權利，讓日本擁有個別自衛(wèi)權，為此，確保自衛(wèi)隊為最小限度的軍事力量，擁有作為聯合國一員積極協助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權利”^[21]。在對外關系層面，小澤一郎認為，日本“同美國、歐洲并列構成世界三極中的一極”，“日本已經成為世界大國”，“逃避不了作為大國的作用”?！叭毡镜囊慌e一動已經影響到世界的各個地方”，日本有義務對“世界作貢獻”。^[22]小澤主張要擺脫戰(zhàn)敗國地位，使日本成為與其他發(fā)達國家平起平坐的“正常國家”^[23]，在國際上發(fā)揮與自己國家實力相稱的政治和軍事作用?！罢艺摗笔且环N謀求改變“二戰(zhàn)”以來日本國家性質的戰(zhàn)略理念?！罢艺摗敝鲝埌言谲娛律献晕壹s束的日本變成與別國毫無二致的日本。^[24]“正常國家論”的實質就在于，以“為國際安全作貢獻”為由，提倡突破“和平憲法”束縛和國內外輿論牽制，重獲對外動用軍事手段的權利。

可以說，“正常國家論”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日本的外交政策及主張，已內化到現在日本的外交戰(zhàn)略理念及對外關系之中，這種對內力求修改“和平憲法”、對外實現“正常國家”的理念就是日本保守政黨的共同政治目標?！斑@樣，冷戰(zhàn)后日本外交的軸心，由經濟外交朝著更加政治性的包括安全保障在內的方向不斷演變進化?！?sup class="calibre8">[25]要求在國際上擁有與經濟大國相稱的政治地位，成為這一時期日本外交及對外關系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