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家教育發(fā)展評估等相關機構一直對移民的教育成績和受教育程度進行追蹤，結果顯示，幾乎所有種族移民的教育水平都有逐年提高的趨勢，但是這種美好的發(fā)展趨勢并不能說明他們之間的教育差異已不復存在。事實上，在最高學歷層次方面，各移民間的教育水平差距甚至呈拉大趨勢。對此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原因，或許需要從學校內外找尋答案。在學校內部，可以檢查不同群體在級別、測驗成績、教育動機、課程選擇等方面的情況，衡量他們不同的高中畢業(yè)率、升入高校的比例和大學畢業(yè)率；在學校外部，應該考量社會環(huán)境、家庭背景等對學生個體的影響。

各族裔移民間的差異，尤其是非裔和白人之間、非裔與亞裔之間、拉美裔與白人之間等的成績差異已經(jīng)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學者們在這方面也取得了大量的理論研究成果，對移民教育成績差異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這些研究可以大致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主要考察某一移民群體的特定文化會促進還是妨礙移民學生學習成功；第二類則主要關注移民群體的社會結構地位如何影響移民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環(huán)境。

第一種類型的研究強調不同移民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尤其是對待學校教育的問題。這一問題可以回溯到韋伯的枟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枠（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在該著作中，韋伯認為某些特定的種族——宗教群體具有發(fā)展資本主義的文化取向，擁有這種文化取向的群體相對其他群體來說更能取得經(jīng)濟方面的成功。麥克里蘭（Mcclelland）根據(jù)有關個人成就動機的實驗研究結果，指出個體具有不同的成就動機，擁有高成就動機的人在成績測驗中的表現(xiàn)更好。這類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考察，啟發(fā)了羅斯（Rosen）從成就取向角度考察種族群體的文化。他認為不同種族群體間的成就取向是不同的，例如猶太人、希臘人和新教徒具有較強的成就動機。這可以解釋他們能夠實現(xiàn)較高的社會經(jīng)濟地位流動。相比而言，非裔、南意大利人和加拿大人等群體的成就動機和職業(yè)預期得分較低。^[19]

第二種類型的研究則從歷史、社會、經(jīng)濟等角度，考察各移民群體的社會結構位置，其中具體涉及移民到達時間、到達時所具備的技能水平、當?shù)氐慕?jīng)濟需求或者他們的技能與特定經(jīng)濟位置的適合度。強調家庭背景與學生成績高低的關系，以及考察父母參與率、輔導的質量、同輩群體和其他因素的影響也是這種類型研究的重點。換句話說，階層地位不同通過父母參與率與學習機會的不同得以表現(xiàn)，這將使得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學生受益。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大類型并非沒有交集，當代絕大多數(shù)研究強調種族間文化取向和社會結構地位的差異交叉作用所造成的移民學習成績的差異。另外，也有部分學者將移民群體的學習成績差異歸結于基因差異，但是目前絕大多數(shù)人已經(jīng)放棄了這種種族主義論調，而且這類結論從來都沒有獲得過相關數(shù)據(jù)的支持。很簡單，沒有任何一種基因被認為真的能夠決定測驗成績，除此之外，通過IQ測試測量學生學習能力的方式在很多州都被視為具有種族歧視傾向的違法行為，因此這方面的理論研究也就少之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