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知識分子階層從形成起就間有了出世與入世的矛盾和雙重性:理想的美好，現實的殘酷。尤其是處于朝代鼎革之際，具有強烈政治思想和熱情的知識分子面對殘酷的現實，只能以對政治的淡漠和寄情山水的方式來逃避現實，抒寫他們對心靈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于是筆觸由沉郁轉而空靈曠達。

杜漺有一首詩這樣寫道:“城府全無笑我真，性耽山水亦前因。華陽百步曾馳射，老作黃庭萬遍身?！?sup>[14]這既是杜漺的述懷之作，也是對杜氏家族成員創(chuàng)作風格之一的概括。社會紛亂，無奈之際的山左詩人們和杜氏家族成員一樣，只有寄情于山水之間。山左詩人寫有大量的山水詩作，他們傾心于自然之美，將之視為個體生命的寄托或歸宿。即使他們還是朝廷或地方官員，也喜歡從周圍的草木花鳥、自然景象中獲得審美的愉悅，于俯仰留戀間實現對平庸繁雜的世俗生活的詩意超越，盡興任情地去作精神世界的自由遨游。

就如杜漺在《聽松軒言懷》中說自己“性耽山水”，他不僅喜歡游覽，尤為可貴的是能道別人所不能道。《湄湖吟集》中絕大多數詩歌抒寫旅途見聞、山水風景，在《湄湖吟集》中，魏鶯評道:“游覽處能自領略現前景界，皆成佳詩。彼鈍人說不出耳?！彼榧纳剿|景生情，訴諸筆墨，著為詩歌，足跡所到之處，都在詩中藝術地再現了大自然和人文的美。杜漺的詩歌從內容、形式上頗似王孟，《湄湖吟集》中不少唱和之作都是借用王維、儲光羲、孟浩然之韻。同時，杜漺以他詩歌創(chuàng)作體現了嚴羽詩論中的“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詩歌理論。這也正是王士禎神韻說的精髓之一。而王士禎繼承嚴羽的關于以禪論詩、詩在妙悟的理論在杜漺身上也有所體現。

其他成員亦是如此。杜受元在他這一代詩人中是成就最高的，尤為可貴的是他不僅僅停留在對自然美的表現上，他在自然美的背景上添上了人的活動，并且把人的活動作為畫面的主體，贊美了勞動的美。杜受田的某些古體詩從題材和風格上明顯受到了祖父杜彤光和父親杜堮的影響，他的律詩情景交融，就情而言，和杜堮相比，沒有那么多的憂愁，是一種更平和的情。杜受衡的作品，繼承了杜家山水詩創(chuàng)作的一些優(yōu)點，成功地寫出一些質樸自然的田園詩，為杜家的詩壇吹進了一股新鮮的田園風。杜受廉是杜家別具一格的詩人，他的詩大筆揮灑，意境開闊，氣勢雄渾，具有自由奔放的風格。

魏憲《湄湖吟序》所言:“(杜漺詩歌)體取幽異，詞芟繁郁，其妙解在悟，其雄渾在氣，其純粹在養(yǎng)，其情致在真，其景象必肖，即起唐之攻本業(yè)者，而肆力其間，亦罔有失之者?！?sup>[15]他的評價與其說是對杜漺詩文風格的概括，不如說是對杜氏家族成員詩文創(chuàng)作風格的綜述。

其他經歷了明清鼎革的山左詩人，他們面對新的尤其是異族的統(tǒng)治者，一方面充滿仇恨，一方面滿含政治熱情;清朝統(tǒng)治者對漢族知識分子的不信任這一殘酷的現實將他們的政治理想打擊得支離破碎，他們只能將目光和情感轉向山水，去追求心靈與精神的自由和慰藉。他們的筆下不再是慷慨激昂，不再是幽怨，而是清新曠達。

正如前面曾經提到的曹貞吉，后期的山水自然詩，筆力縱橫，想象奇幻，氣勢充沛。例如他寫蒙山云霧，朦朧無邊，是“萬山一氣無端倪”的《蒙山出云歌》，在詩中，萬山渾然無休無止。云霧變幻，時而化為空中疾馳的蒼狗，時而化為虹霓閃爍的蜃樓。詩人緊緊抓住云霧奇幻的特點，運用豐富的聯(lián)想，把幾個不同的景象匯集到云霧奇麗幻化的特點上，全詩如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又如曹貞吉以黃山為抒情客體的《黃山紀游詩》，宋犖認為是“奇人”與“奇景”融合的“不朽詩篇”。還有他的《望天都峰》《初望見天都云門諸峰》、《度一線天》等大量詩歌，受到執(zhí)掌文壇多年的王士禎的高度評價。

王士禎的“神韻說”提出自己對風格的要求:清遠、沖淡，揭示神韻的興象飄逸之美。王士禎《鬲津草堂詩序》說:“昔司空表圣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沖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淡不可收?！侨咂分钌稀?sup>[16]，可見他對詩的風格奉“沖淡”“清奇”“自然”為圭臬。王士禎“神韻說”也是明末清初以來文壇、詩壇對于宗唐還是宗宋之爭的總結，也是詩歌發(fā)展在美學領域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