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我國傳統(tǒng)譯論與應用翻譯

在探討西方翻譯理論之前，首先來談談我國的傳統(tǒng)翻譯理論。我國傳統(tǒng)譯論始于六朝至宋代的佛經(jīng)翻譯，發(fā)展于明、清之際的科技、宗教翻譯，成就于五四運動到新中國成立后的翻譯實踐并一直延續(xù)至今，翻譯成果豐厚而譯論尚不發(fā)達，大多數(shù)建立在佛經(jīng)或文學翻譯基礎之上。不論是極具影響的近代嚴復的“信、達、雅”（faithfulness，expressiveness，elegance）、現(xiàn)代魯迅的“寧信而不順”（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還是當代傅雷的“神似”說（the notion of “To Be Alike in Spirit”）和錢鐘書的“化境”說（the notion of Sublimation），乃至當今許淵沖先生的“競賽論”（the notion of Rivalry）、“優(yōu)勢論”（the notion of Advantage）等，基本上都是針對文學翻譯而言的，討論的都是如何使文學翻譯盡可能做到藝術上形勢與內(nèi)容的完美統(tǒng)一，如何使譯文充分體現(xiàn)文學原著的語言藝術美感和文學價值。對于這個問題，美國學者奈達先生也曾有過談論：不幸的是，太多的中國翻譯理論家和翻譯從業(yè)人員主要都注重翻譯的“雅”，并且，自然而然都全力專注于文學體裁的翻譯。（But unfortunately too many Chinese theorists and practitioners have focused primarily on elegance and quite naturally their efforts on literary texts.）（Nida，2001:127）

因此，他們對廣泛用于社會生活的內(nèi)容繁雜、形式多樣、目的不一、“難登大雅之堂”的應用文體翻譯很少論及，使應用翻譯理論一直處于一種被冷落的境地，因而拿這些文學翻譯理論用于應用翻譯，往往有“隔靴搔癢”之感，缺乏有效性和針對性。

我國傳統(tǒng)論的這種偏重人文藝術而疏忽自然百科、系統(tǒng)單一而非多元的傾向，導致其理論系統(tǒng)極大局限性，對于應用翻譯這一專門領域，更是缺乏應有的重視。“案本”、“求信”過于注重原文形式，往往導致直譯甚至硬譯；“神似”、“化境”追求“神韻”、“意境”，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在文學翻譯中大顯身手，對客觀性應用性強、靈活性多樣性突出的應用翻譯，似乎鮮有用武之地。例如，“在翻譯策略上，過去一般以討論全譯為主。而應用翻譯傳遞信息往往是有限制性的；或綜合地、或概要性地或部分傳遞。一句話，怎么譯，要以翻譯委托人的目的為準。應用翻譯，無論是在譯法上，還是譯品形式上，可變性更大”（方夢之，2003）。不同文本的功能和目的不一樣，翻譯的要求和標準也不一樣，例如，商貿(mào)公文有商貿(mào)公文的規(guī)范和格式，廣告宣傳有廣告宣傳的形式和習慣，時政科技文章又有時政科技文章的原則和要求，各自采取的翻譯策略自然不會一樣，絕不是一個“求信”或“神似”能解決得了的問題。同時，應用翻譯信息性、勸導性和匿名性的特點也要求譯者在翻譯中，更多考慮如何使譯文傳遞的信息便于讀者理解和接受，如何最有效地實現(xiàn)譯文預期的功能和目的，原文的形式和內(nèi)容往往要服從于譯文的需要，服從于文本的交際功能。因而，他必須根據(jù)譯語的文本規(guī)范和讀者樂于接受的形式對原文作些調(diào)整和修改：或抽象概括原文信息改換原文形式，或增刪補改原文內(nèi)容進行篇章整合，甚至將翻譯變成寫作，把原文改得面目全非，這些做法在應用翻譯中是常有的事，哪一條都不符合傳統(tǒng)譯論的標準，卻都是應用翻譯行之有效的慣用方式。從解決應用翻譯理論的實際出發(fā)，不妨環(huán)顧一下西方的現(xiàn)代翻譯理論?？v觀西方譯論近30年來研究的發(fā)展?？芍^學派林立，人才濟濟，內(nèi)容豐富多彩。從霍姆斯（Holmes）的“多遠系統(tǒng)學派”到圖里（Toury）的“常規(guī)學派”，從巴斯奈特、勒弗維爾（Bassennett ＆ Lefevere）的“文化學派”到斯奈爾－杭貝（Snell-Honby）的“綜合學派”，從文努蒂（Wenuti）、羅賓遜（Ronbinson）的“譯者中心學派”到一批印巴學者提出的“后殖民主義學派”等，其理論研究“實現(xiàn)了從語言學向文學、又向文化，乃至最后向國際政治學的轉向，相應的，翻譯研究的趨勢經(jīng)歷了從原文轉向譯文、從規(guī)定性轉向描寫性，譯文的地位從‘低于原文’經(jīng)過‘等于原文’一直到‘比原文更重要’譯者的地位從低于作者到被認為在翻譯活動中起決定作用等一系列轉變”（潘文國，2002），與我國至今還停留在原文與譯文的關系上的譯學研究形成極大反差。應用翻譯的現(xiàn)實迫使我們從西方譯論和我國大量翻譯實踐中尋找答案，形成指導應用翻譯實踐的理論基礎。

由于應用翻譯功能性和目的性突出，再加上題材雜繁，公用多樣，翻譯策略最適合文本功能和翻譯目的切入。因而，我們不妨把眼光投向西方議論中的功能翻譯理論（functionalist translation theory），從中探索指導應用翻譯的有效途徑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