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卡塔琳娜·賴斯和翻譯批評理論的功能類別

卡塔琳娜· 賴斯在1971年出版的《翻譯批評的可能性與局限性》（“Possibility and Limitation 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書中提出了功能類別問題，她認為翻譯應有具體的翻譯綱要（translation brief）。有時因特殊需要，要求譯文與原文應該具有不同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卡塔琳娜·賴斯認為譯者應該優(yōu)先考慮譯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對等原則。賴斯以對等論作為基礎，創(chuàng)立了一種基于原語語篇和目標語語篇功能關系的翻譯批評模式。根據(jù)賴斯的觀點，理想的翻譯應該是“目標語語篇和源語語篇在思想內(nèi)容、語言形式以及交際功能等方面實現(xiàn)對等”（1977，譯本1989：112）。她把這種類型的翻譯稱為“完整的交際行為”（1977，譯本1989：114）。她在德國心理學家Karl Buhler有關語言功能的基礎之上，將“語言功能”工具論模式移植于翻譯，把文本類型、功能和翻譯方法聯(lián)系起來，提出了三大功能文本類型，即“信息型”（informative）、“表達型”（expressive）和“祈使型”（operative）。

1971年，賴斯本人已是經(jīng)驗豐富的翻譯家，已經(jīng)將數(shù)本西班牙著作翻譯成德文，其中包括奧塔蓋·加塞（José Ortegay Gasset）的著名文章《翻譯的困境與輝煌》。她認識到，現(xiàn)實生活中有些情況下是不可能做到對等的，有時候并不需要對等。因而她在文章《翻譯批評的客觀研究方法》中（Nord，1996b）解釋了一些與對等論要求相違背的例外情況，這些例外是由我們將要談及的“翻譯綱要”的一些規(guī)定引起的。其中之一是，譯文所要實現(xiàn)的目的或功能不同于原文的目的或功能。例如，將一篇散文改寫成舞臺劇，把莎士比亞的喜劇翻譯成外語課堂教材，或將一首阿拉伯詩歌逐字翻譯出來讓不懂阿拉伯文的英國詩人在此基礎上意譯。另一種例外情況是譯文讀者不同于原文預定的讀者對象，例如把《格列佛游記》翻譯成兒童讀本，或是由于宗教、民族或商業(yè)的原因將之編輯成具有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版本。

賴斯把這些例外情況排除在“翻譯”的范圍之外，并建議將其稱之為“轉換”（1971：105）。在這種情況下，翻譯的功能視角便優(yōu)先于對等論標準。翻譯批評家不再依賴對原文特征的分析，而是不得不根據(jù)翻譯的環(huán)境來判斷譯文是否具有功能。所以，賴斯指出：不言而喻，所提及的所有類型的翻譯在具體情況下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逐字翻譯在對比語言學研究中非常有用，語法翻譯對外國語言學習則很有幫助。如果有人關注不同語言中特定意義的不同表達方式，那么學術翻譯就合適。作為整個交際過程中的一個言語成分，文本功能的改變可能是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然而，如果將翻譯本身作為目的，即只求將原來的單語交際過程擴展為包含譯語接受者在內(nèi)的（雙語）過程的話，翻譯就必須被視作一個整體的交際過程，這一過程能夠在沒有任何額外補充（注釋、釋譯等）的情況下使人洞察出原文的認知意義、語言形式和交際功能。（[1977]，1989：114f）

在她和弗米爾（1984）的合著中，賴斯把自己提出的文本類型和翻譯方法聯(lián)系起來作為一種具體的理論，放在弗米爾提出的普通翻譯理論框架中加以論述（參見本章2.2.3）。在這種情況下，賴斯的功能類別的地位得以改變。既然功能對等不再被當做翻譯的常規(guī)標準，那么文本類型的分析便不能再為選擇翻譯策略提供決定性的準繩。因此將源語語篇劃分為某種類型的語篇，只有在譯文要實現(xiàn)的功能和原文功能對等這一特殊情況下才有意義。這些情況在賴斯與弗米爾（1984：89f）的合著中被稱為“交際或模仿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