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語言招魂

學語言，其實是最簡易之事。一個人可能學不好數(shù)學，學不好哲學，學不好園藝或烹調(diào)，但只要沒有生理殘障，又有足夠的時間投入，再笨，也能跟著姥姥或鄰童學出流利的言語。即便是學外語，一般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天賦和才華，你把幾百個或幾千個小時砸進去，何愁不能換上一條純正的倫敦皇家之舌？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加速現(xiàn)代化建設，出現(xiàn)了舉國上下的英語熱。近兩億學生娃娃嘩啦啦大讀英語，熱得也許有點過了頭，在英語發(fā)展史上也算罕見的奇觀。但英語熱了多年，有些中國人一旦用英語，還是撓頭抓腮，半生不熟，有七沒八，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于是自覺愚笨無比——其實，這種自慚也過了頭。

英語難學至少有以下原因：

漢語以方塊字為書寫形式，是一種表意語言，與英語一類表音語言有天然區(qū)隔，在歷史上風馬牛不相及，長期絕緣，基質(zhì)大異，各有痼習和定規(guī)。比較而言，印歐語系雖然品種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語一分為多，有日耳曼語一分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著幾分相似的容顏，是大同小異或明異暗同。此后，英語在英倫三島上形成，作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產(chǎn)物，被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視為“羅馬/撒克遜/丹麥/諾曼人”的共同創(chuàng)造，其中包括了日耳曼與拉丁兩大語流的別后重逢，可視為發(fā)生在歐洲邊地的遠親聯(lián)姻。由此不難理解，英語雖為混血之物，仍承續(xù)著印歐語系的自家血脈，與各個親緣語種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一位南歐或中歐人學習英語，或多或少仍有親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國人一眼望去舉目無親毫無依傍，沒有進入的憑借。

另一方面，漢語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東亞，是16世紀以后一個民族逐漸淪入虛弱時的語言，雖有一份恒定與單純，卻缺乏在全球擴張的機會?？梢员容^的是，英語憑借不列顛帝國和美利堅超級大國的兩代強勢，在長達近三百年的時段內(nèi)，由水手、士兵、商人、傳教士、總督、跨國公司、好萊塢影片、BBC廣播、微軟電腦軟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蓋了和仍在覆蓋著世界上的遼闊版圖。在這一過程中，物種一經(jīng)遺傳就難免變異，規(guī)模一旦龐大就可能瓦解。英語離開母土而遠走他鄉(xiāng)，實現(xiàn)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結(jié)果，竟是變得五花八門和各行其是。盡管“女王英語”通過廣播、字典、教科書等，仍在努力堅守標準和維系破局，但不同自然條件、生活方式以及社會形態(tài)的有力推動，使散布在歐、美、澳、非、亞的各種英語變體，還是無可挽回地漸行漸遠。到最后，世界上不再有什么標準英語，只有事實上“復數(shù)的英語”——包括作為母語和作為第二語的各式英語，包括貧困民族和貧困階層那里各種半合法的“破英語”。高達五十萬的英語詞匯量，比漢字總量多出十幾倍，就是分裂化帶來的超大化，大得讓人絕望。一個英美奇才尚無望將其一網(wǎng)打盡，中國的學習者們又豈能沒有力不從心的沮喪？

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語言之母，任何繞過相應生活經(jīng)歷的語言學習必定事倍功半。當英語僅僅作為一門外語時，在學習者那里常常只是紙上的符號，無法鏈接心中的往事，于是類似沒有愛情的一紙婚書，沒有歲月的一本日歷，庭院房屋已經(jīng)消失的一個住址，沒有生命感覺的注入，不是活的語言。學習者們不一定知道，英語中所有尋常和反常的語言現(xiàn)象，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過都是歷史的自然遺痕。在過去的十幾個世紀里，英語是先民游牧的語言，是海盜征戰(zhàn)的語言，是都市和市民階層頑強崛起的語言，是美洲殖民地里勞動和戰(zhàn)爭的語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加勒比海地區(qū)混血家庭的語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政治語言，是資本主義技術(shù)精英在硅谷發(fā)動信息革命的機器語言……中國人置身于遙遠的農(nóng)耕文明，沒有親歷這諸多故事，對英語自然少不了經(jīng)驗障礙；如果對這一切又沒有足夠的知識追補，真正進入英語無異于緣木求魚。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于一切學習英語的人來說，眼前這本《英語的故事》十分重要。作者羅伯特·麥克拉姆（Robert Mc-Crum）等人給學習者們提供了必要的補課。它拒絕語言學中的技術(shù)主義和工具主義，從語言中破譯生活，以生活來注解語言，用一種近似語言考古學的態(tài)度，將讀者引入歷史深處，其細心周到的考察，生動明快的筆觸，恢復了語言與生活的原生關(guān)系，重現(xiàn)了語言背后的生存處境和表達依據(jù)，使一個個看似呆板和枯燥的詞語起死回生。這是一本為詞典找回脈跳、體溫以及表情的書，是為語言學招魂的書。它甚至不僅僅是一本語言史，而是以英語為線索，檢索了英語所網(wǎng)結(jié)的全部生態(tài)史、生活史、社會史、政治史、文化史，在史學領(lǐng)域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文化史當然包括了文學史——讀過此書之后，像我這樣的文學讀者，對莎士比亞、詹姆斯·喬伊斯、惠特曼等西方作家想必也會有新的發(fā)現(xiàn)和理解，對一般文學史里的諸多疑團可能會有意外的恍然大悟。

因此，在一個中國全面開放的時代，一切對西方有興趣的讀者，一切知識必須涉外的學者、記者、商人、教師、官員以及政治家，都能從這本書中獲益，都能透過英語之鏡對西方文明獲得更加逼近和入微的觀察。

本書的譯者歐陽昱，長期旅居英語國家，是一個詩人兼小說家，有漢語寫作和英語寫作的豐富經(jīng)驗，在此書的翻譯中經(jīng)常音意雙求，源流兼顧，形神并舉，有一些譯法上別開生面和饒有趣味的獨創(chuàng)，頗費了一番心血。個別詞語如“幣造（coin）”（原意為幣，引申為生造或杜撰），出于詞匯上援西入中的良苦用心，雖不易被有些讀者接受，卻也不失勇敢探索之功，為進一步的切磋提供了基礎(chǔ)。

2004年2月

（此文為歐陽昱譯著《英語的故事》序，百花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