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梅勒

我的第一部小說（第一部小說：指《裸者與死者》（1950）。）出版時，我還在大學里讀書，那是將近40年前的事了。從那時起，我自然自認為是作家了。時間一長，別人也這樣看了。于是我就難免要聽到別人的哀嘆。

“唉，”門外漢說，“我本想當個作家?！笨伤麄兿氲降氖巧钭杂桑槐貞晟纤?，不用突擊干活，以及名人的種種樂趣。他們甚至渴望事實果真像他們心里喋喋不休地所說的那樣：“沒人會知道我的一生是多么不同尋常。全都是些我無法言傳的秘密?！?/p>

我理解他們的感情。幾年前我曾寫道：“經驗，若不能同別人交流，定會自行枯萎，這比被遺忘更糟?！蔽抑两癃q在揣摩這句話。有時，你的手會寫出一個句子，真實得連你自己都不知道它是從哪兒來的。這一二十個字同你的生活經驗是休戚相關的。

我于是懂得人們?yōu)楹蜗雽懽?。雖說我是職業(yè)作家，我仍然動輒要嘲笑。我暗自說：“他們會寫信，他們就以為自己能講述自己生平的故事。他們不知道要花多長的時間才能入門。”要是我認為他們的態(tài)度多少是嚴肅的，我便盡可能有禮貌地說：“就這么說吧，學寫作至少同學鋼琴一樣不容易?！?/p>

因此，如果他們想當作家的唯一原因是要一夜成名，那他們定會大失所望，這話對我也適用。絕不要鼓勵別人為太狹隘的原因去寫作。你若想到寫作的報酬，那么當作家的生活可真不壞，但是你若不善于寫作，對于你的心靈來說，這種生活就是死亡。

所以，讓我告訴你當作家有什么壞處吧，這樣你對自己從未去發(fā)現(xiàn)你是否有才能講述你個人的故事，就不會感到那么遺憾了。你至少可以免受壓力，當作家就要受到倒霉的道德壓力。評論文章可都是殺氣騰騰的。

“花哨”、“不老實”、“做作”、“討厭”、“白開水”、“不可救藥”、“令人作嘔”、“駭人聽聞”、“淫穢”、“粗制濫造”，這些可都是毀滅性的字眼，但在評論文章中卻屢見不鮮。我至今還記得，大約30年前《時代》周刊把我的第二部小說《在野蠻的邊緣》說成是“沒章法，毫無審美力，缺德”。

很難找到一種職業(yè)會像寫作那樣受到如此殘暴的批評。然而最糟糕的是，文學界的這種做法還得說是光明正大的。你要是挨上一回，那可是火辣辣的，但又是光明正大的。可是你寫書的時候畢竟是在書房這安全的環(huán)境內。只要你不拿出去發(fā)表，你便是安全的。

真的。除去你的自尊心，你的賬單，或者你的編輯以外，沒人會來問你要件作品看。你的書本來只該在夠得上發(fā)表時才能拿出去，如果你花得起這時間的話。倘若經濟上的匱乏迫使你以不利于作品質量的速度倉促地去寫作，那只好這么說了，人人有他的糟透了的故事。但實際情況是，不顧交納定期租金而寫成的不多，在懸崖邊上的急就章可不少。

事實上，有才能的作家經數(shù)十年而仍然多產者并不多見。別的艱險實在太多。在時尚變動的情況下，把公眾愛好的激流里拋出的每一滴水看成某人前途的毀滅，這是頗為自然的，即使在年富力強、信心十足的歲月，也總有那么點恐懼：明天這一切就到頭了嗎？

一個人的職業(yè)心是脆弱的。它永遠不會自動告訴你時尚變了，而歷史是個舞女，她還會向你調情。如果一個人初出茅廬時是個過分敏感的青年，那要學會在文學界堅持必要的斯多噶主義可非易事。如果給予一個作家的主題以力量的是悲觀主義——這種情形居多——那末指望走運也非易事。

或許這不過是盲目的決心，某些作家仍莫名其妙地堅持著。他們三番五次學著如何堅持寫書，同時心里明白，書一出版他們也許要遭誅伐，而且不能回擊。偶然有一篇評論可以挑出來反擊一下，或者給某個書評欄編輯去封信，但這種自衛(wèi)無異于用步槍的火力對付炮轟。

作家的勇氣，如果有的話，將來自他帶著對他的作品的評論所留下的慢性創(chuàng)傷的生活之中。

換言之，你不可能成為職業(yè)作家，并從事寫作三四十年，除非你學會同你的生存的首要條件共存，那就是嚴厲的、近乎冷酷無情的書評。因此，對評論是公允的信念必須深深扎下根來，并使你具備與耕耘坡地的農民同樣的心理，他長年累月地一只腳踩到高處、另一只腳踩在低處干活，并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任何為自己闖一條漫長的創(chuàng)作道路的優(yōu)秀作家，都必須具備一種品格，在不被接受時比較能頂?shù)米?。這才能產生藝術！

沒有幾個作家年輕時就具備能經風雨的品格。他們更像是站在場外的人，剛開始杜撰被歪曲的、熱情的、辛酸的、先驗的生活幻想，它日后將使美國公眾注意他們。但僅僅是日后。

青年作家通常是作為失敗者起步的，因此必然懷有這樣的信念：最好是他所知道的這個世界有問題，不然就是他自己不對頭。他對自己真正的生存權的估計，取決于上述答案。由于貪婪、塑料制品、大眾媒介以及各種討厭的技術產物，世界是成問題了。

作為失敗者的某一年輕作家偶爾能成為優(yōu)勝者，暫時的。他的幻想牽著他向前——他正好走在他的時代的前頭。但是，毫無疑問，倒霉的、孤獨的寫作活動會拖他后退。這在一個人未成形的心靈中會引起多大的紛亂啊。

這是困難的另一方面。這是內心的壓力。這種紛亂對不從事寫作的人很難解釋清楚。他們不理解作家在書房里常常感覺到自己像上帝。他安穩(wěn)地坐著審理別人的生活。

一個作家自覺或不自覺地總要同他試圖寫下的既往的每一天簽訂新的和約。必要的條件是，他必須擺脫對自己的鄙視，不然他就無權像上帝一樣明察他人的作為，對他們作出判斷，從而有效地告訴他人該如何生活。

然而，聽了任何好消息他都不該飄飄然。在寫字臺前他不該太喜歡自己。如果哪天清晨冒出了美好的回憶，那就必須隨即勾銷，否則它們就會助長狂躁，使作家太高興，太有勁，太仁慈，太雄渾。

草率從事發(fā)生在一名好法官不冷靜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正直的法官會感覺到，由于作了不公正的判決，他已損害了社會。同樣，作家也得捫心自問，他對自己的人物是否夠公平。

如果作家歪曲他筆下的某個人物的生活，就是說，他一直擔驚受怕地設法保持他的書的趣味性，便歪曲他的人物，使之比應有的形象更滑稽，更腐化，或者更邪惡，那他便是在狡猾地損害讀者。這是一種道德罪。不犯這種罪的作家寥寥無幾。他們都犯有軟化人物的錯誤。

小說家不愿承認一個迷人的女主人公會對著她的孩子尖聲喊叫，從而破壞讀者可能對她產生的同情。他的小說于是乎不脛而走。所以，你要有鐵石心腸，就像你要做到公平一樣，都需要文學家的誠實。

書寫到一半的時候，最初的構思的樂趣已不再支撐你了，你只是習慣性地往下寫，只感到修行般的枯燥乏味，而且你還知道，有發(fā)表意見的才能的評論家正在山那邊等待著。這時，你要走完這段漫長而艱難的路程，又要保持你的文學水平，不管怎么說也是困難的。這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你想要生存下來，你——當這關系到你自己的作品時——最好成為他們中間最深刻的評論家。

作家首先得看到自己作品中的任何瑕疵，這樣才能找到辦法，使寫作保持在好的水平上，不然的話，他就無法斷定寫作的優(yōu)劣。

不管怎樣，你得使自己看清你的作品的缺陷，你偷懶的地方、華而不實的地方，而你的膽識本來可以在那兒制造出一點真正的光彩來的，這樣你就可以承受錯誤的評論了。如果批評家沒有像把自己的臟口袋里外翻個個兒似的，充分揭露你心靈中腐惡的部分，你甚至可以自己講出來。如果你深信你對一本書已經盡了全力，在寫作時已經誠實到頂點了，甚至連一點點不誠實的地方都砍掉了，那么，惡毒的評論不論有多少，你都能讀下去。這種令人驚訝的情況確實會有的。

到了這樣純正的地步，由于歡迎者寥寥無幾，會有損你的版稅，但無損于你繼續(xù)寫作的自尊心。如果書是好的，被接受的情況不佳，那你可以堅定地希望，歷史——那個專唱感傷戀歌的歌手——在未來的歲月里會為你唱出另一支歌。

所以，辦法是簡單的。學會不發(fā)表有嚴重的華而不實因素的作品。也許這樣說更準確，要不是我們大家都發(fā)表自己確實感到有點難為情的作品的話，這個辦法本來是很簡單的。一個程度問題。

一本書里有點不純，是自然的，一如作家的作風；但是，大量的文學上的過失，就像一個患病的器官。如果批評家擊中了它，那它至少會有感覺的，而且恰好在你的債權人還沒走的時候。這是寫每一本書時的后顧之憂。

我一生嘗試學習如何寫作，如何做人，如何為我的奇特、孤獨的小船而自豪，我留戀這歲月。我還感覺到任何青年人面臨考試時都會有的青年人的害怕心理——我能行嗎？我能誠實地寫作嗎？我只好微笑了。我同來詢問我該如何寫作的門外漢有幾分相像，因為他們也要坐下來尋找一種途徑，來講述自己不可思議的生活中的秘密故事。

我同那些門外漢是一樣的。40年來我一直在寫，我應該對寫作有所了解，我也確實有所了解；我已寫了天底下事情的一半，然而我這個57歲的人還在不遺余力地深深吸一口氣，來講述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的最原始的故事，我們自己的生活的真實故事，它的離奇的轉折，以及所有它的私密的部分，是啊，照照鏡子然后開始寫作。啊，多么可怕的一個職業(yè)??！

（治淮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