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jié)　其他傳教士帶來的西學

這一時期，除了利瑪竇和徐光啟翻譯的《幾何原本》之外，其他傳教士也積極通過翻譯西方著作傳播西學，以進行傳教，同時，對我國的科技發(fā)展也都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對我國近代科學中的工學產生重要啟蒙作用的是傳教士鄧玉函和王徴編譯的《奇器圖說》（或《遠西奇器圖說》）三卷。這是我國第一部介紹西方力學和機械學的著作。該書重點介紹了有關重心、比重、杠桿、滑輪、螺旋、斜面等力學原理，以及一些與民生日用相關的機械制作方法，對我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該書中，王徴秉持著“最切要、最簡便、最精妙”的選擇，這從《序》中就可以看出：“學原不問精粗，總期有濟于世。人亦不問中西，總期不違于天。茲所錄者，雖屬技藝末務，而實有益于民生日用、國家興作甚急也……明睹其奇而不錄以傳之，余心不能已也?！?sup>(56)

《奇器圖說》一書的《序》之后，有《凡例》九則，主要指出了對于機械學必修重學、窮理格物之學、度學、數(shù)學、視學等七科，還列出了《泰西水法》、《幾何原本》、《同文算指》、《自鳴鐘說》等18種參考書，介紹了作雞蛋形規(guī)矩、作螺絲轉形規(guī)矩、螺絲轉母、畫銅鐵規(guī)矩等19種工具。同時，又給出了66種零部件或機械的術語，以及2種動力及動力轉換設備，說明機械的功能和用途，并為20個西洋字母注漢語讀音，最后是圖說部分的分類目錄。

《凡例》之后的“卷第一力藝”相當于總論，分《表性言》、《表德言》來表述機械的“內性”和“外德”。⁽⁵⁷⁾

“卷第一”之后是“力藝四解”的目錄：第一卷重解，討論靜力學問題。分61款，介紹地心說、重力、物體的幾何形狀、形心、重心及其求法，流體與固體的重量和體積，水的流動性與壓力，浮力與本重（比重）的數(shù)量關系。

第二卷器解，專門論述用于起重、音重、轉重的所謂“最巧之器”。第二卷共有92款，分類敘述簡單機械。第1～8款為簡單機械的用途、制作材料、模（結構）、種類等。第9～55款為天平、等子（類似于杠桿）、杠桿、滑車（定滑輪和動滑輪），主要討論了杠桿的平衡原理以及有關計算實例。第56～71款為輪盤，討論球、尖圓、長圓（圓柱）等。最后還列出了用作部件的行輪、踏輪、水輪、風輪、飛輪和齒輪。第72～92款為藤線器（螺旋、蝸桿）。

第三卷力解，介紹機械的功力。有54種圖說，介紹了幾十種機械的構造、工作原理、選材與制作，還有安裝及使用方法等，在這其中還包含了王徴個人的理解和心得。

此外還有動解，介紹機械的工作方式，以及推、拽、手轉、足踏等人力驅動機械的方式。

除了對機械的介紹之外，《奇器圖說》還介紹了西方物質比重，豐富了我國的科學知識。在《奇器圖說》中將物質比重稱之為“物之本重”：“本重者，如金重于銀、銀重于鐵之類是也。蓋金與銀體段一樣而金重銀輕，是金之質原本重于銀也。非以一兩金與十兩銀相較之重，故曰本重?！痹摃€介紹了質地相同的物體、質地不同的物體的比重問題。介紹了“三率法”，即比例法，根據(jù)物體的比重，來求兩個物體的重量和體積，或比重之間的關系等。除此之外，還探討了物體的比重與它在水中所受的浮力之間的關系。在《奇器圖說》一書中，除了對物體比重的介紹之外，最多的是介紹西方的實驗儀器。如伽利略所發(fā)明的數(shù)學儀器比例規(guī)（proportional compass）。在該書的“凡例”中的“制器器”中就有關于比例規(guī)的介紹：“合用分方分圓尺”，“闔辟分方分圓各由一分起至十分尺”。

《奇器圖說》對于我國近代科學中工學方面的啟蒙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氣象學方面西方傳教士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傳教士高一志（Alphonus Vagnoni）一系列的著作中有一部《空際格致》，專門論述了天文、氣象、地理學、地震學等知識，書中的氣象知識是當時最早介紹到我國的西方氣象知識。在該書中，對于各種天象，如雷、閃電、彩虹、霧、冰、雨、雪都作了科學性的解釋，消除了我國普通民眾對于各種自然災害的迷信解釋。⁽⁵⁸⁾

綜觀明末清初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來華的一系列科學活動，所體現(xiàn)的特點是比較明顯的。第一，傳教士對西學的介紹持實用主義態(tài)度，主要是為了迎合我國社會和宮廷的需要，以及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因此，這一時期所傳入的西方科學多技藝性。第二，引進實物是西方科技傳入我國的最初形式，近代西方科技向我國傳播，首先就是借助于器物上的明顯優(yōu)勢。從明末清初的自鳴鐘等西洋小器物到晚清的望遠鏡、西洋樂器、照相機等，無不都是通過實物來傳播西方科技的典型代表。例如，1613年金尼閣返回歐洲，在歐期間，通過公爵、貴族以及法國皇太后的支持而獲得了大量物品。1620年他返華時將這些“奇器”帶入中國，主要有：“共11類：即（1）刀、剪刀、匣（盒）子；（2）望遠鏡；（3）各種顯微鏡；（4）鐘表（自鳴鐘、擺鐘）；（5）眼鏡（近視鏡、普通鏡與防風御沙鏡）；（6）多面體玻璃、凸透鏡；（7）鏡子；（8）彩色畫像、反映狩獵、戰(zhàn)爭、風景與宮廷的版畫；（9）來自法國宮中的扇子；（10）小形畫、細密畫、琺瑯畫、琺瑯工藝品、琥珀制品；（11）玻璃制品（瓶、蠟燭臺、溫度計）?！背酥?，還有一些在華用不上的歐洲器物：“一是象限；二是法國所制大理石、金屬或木質板；三是帶有裸體畫的書籍；四是磁石（因中國本地所產磁石反比巴黎產的要廉價得多）；五是在此毫無用處的歐洲縫衣針。”⁽⁵⁹⁾通過這些“奇器”，國人開始認識西方，認識西方的技術，認識西方的科學。

明清之際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天主教耶穌會士以科學為手段，成功地扣開了中國的大門，雖然經過多年努力，基督教在中國沒能成為主流文化，但是基督教從此在中國便再沒有絕跡過。同時，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思想，在中國科學發(fā)展史上起到了不可磨滅的啟蒙作用。李約瑟就如此評論：“在文化交流史上，看來沒有一件事足以和17世紀時耶穌會那樣一批歐洲人的入華相比，因為他們充滿宗教熱情，同時又精通那些隨歐洲文藝復興和資本主義興起而發(fā)展起來的科學?！北M管傳教士向中國介紹西方科學的過程并不是一帆風順的，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爱敃r的中國仍是強大的主權國家，西方的科學教育思潮在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教育價值觀念和盲目的‘天朝上國’的至尊思想面前反響甚微。”⁽⁶⁰⁾

對于利瑪竇等傳教士帶入的西方的天文學、歷算學以及地理學等西學，現(xiàn)在的學術界對其評價也各不相同，代表性的觀點有三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明末清初傳教士帶來的西學給我國帶來的是“根本性的文化震撼”?！爱斨袊撕鋈宦犝f宇宙并不是以往想象的那樣‘天圓地方’，頭上的天不動，而是腳下的地在動，這種超越了每個人具體感覺和經驗的知識，‘實在有一種震撼的意義’?！?sup>(61)這種說法，似乎高估了當時西學在我國所產生的影響，畢竟在千百年的“夷夏觀”等傳統(tǒng)思想面前，西學略顯薄弱。

但也有人這樣評論：“明末清初之際西歐的天主教傳教士雖然給中國帶來了一些知識和體系，但其傳入的仍是中世紀的神學體系，其世界觀實質上仍屬于古代與中世紀的傳統(tǒng)范疇，這既背離當時世界的近代化取向，也與資本主義已經萌芽、個人覺醒與解放已成當務之急的中國時事之要求不相符合，對中國由中世紀轉入近代無益?！?sup>(62)“他們（傳教士）對中國的科學家隱瞞了近代科學的成就……當時西方傳教士所傳入的科學知識，仍停留在希臘時代的水平上……他們向中國傳入的并不是當時已經發(fā)展起來的近代科學，而是已被近代科學所取代的對立物?！?sup>(63)這種說法帶有一定的片面性，傳教士所帶來的西學雖然不可能全是新學，但也并非都是古學，而是新舊兼容的自然科學。這種情況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歐洲的自然科學正處于從舊學向新學的轉變時期，還處于近代科學的初創(chuàng)時期。“第一個重大進步是在16世紀中葉作出的，因為哥白尼發(fā)表了日心說（1543年），科學的發(fā)展不是在整個戰(zhàn)線上同時全部獲得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在不同時期里取得的，帶頭的只是天文學，繼而是16世紀的物理學……但生物學仍落后，直到17世紀才得到進展?！?sup>(64)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傳教士所帶來的西學是新舊兼容的，但這相對于當時我國的科學狀況而言，其沖擊力和積極影響是無疑的。而且傳教士所帶來的西學，對于當時完全被“四書五經”充斥頭腦的中國士大夫而言，是新穎而且實用的。因而后來以徐光啟為代表的開明士大夫能超越傳統(tǒng)的“夷夏之防”的觀念，對西學做出了一次理性的抉擇。

耶穌會士傳入的西方新奇之物以及帶來的科學書籍，為西學在我國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者，耶穌會士來華，增進了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流。更重要的是，明末清初傳教士所帶來的西方科學，使我國在17世紀開始了解西方天文學，走進世界天文學的共同軌道。這就是對明末清初傳教士傳入西學的第三種觀點，這種說法在今天看來更具說服力。

“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雖然不是中國社會從自身的文化教育發(fā)展出發(fā)的主動交流與引進，而是一種缺乏自覺的被動輸入。傳教士宣傳科技知識也僅是以其新異性來吸引中國的學者和皇帝，減少在中國傳教的阻力。但它畢竟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機會和渠道，也有利于中國傳統(tǒng)教育觀念的更新?！?sup>(65)當時，中國各階層中的很多人無視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對我國的貢獻，這其中是夾雜著許多愚昧無知、盲目排外的成分的。除了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統(tǒng)治階級和士大夫出于“保國自衛(wèi)”的需要以及對“天朝上國”的自我陶醉，因而不加區(qū)別盲目地排斥西方文明，使得中國在走向近代化的進程中，遇到了極大的障礙。將盲目排外與愛國主義混淆起來，這是值得我們總結的歷史教訓。

人們對自己民族的社會思想解釋系統(tǒng)的滿足極易導致難以提出一種與原解釋系統(tǒng)相矛盾的實證科學的解釋，這種滿足阻止了近代科學的形成。我國古代十分穩(wěn)定的思想文化形態(tài)與近代科學思想基本上是相悖的，前者越穩(wěn)定，后者遭到的排斥力就越大。但我們要看到西方科學在那一時代優(yōu)先于中國的地方，同時也要將眼光放在中國基礎之上，有選擇地、更寬容地去接受西方科學。除了盲目排外，更有甚者是把這種盲目排外發(fā)展到流血的地步，造成一件件教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南京教案。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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