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閣“學校論”觀點的提出，起因于1970年該閣創(chuàng)建碑銘的發(fā)現(xiàn)。在從19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對新加坡華文碑銘“搶救式”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該觀點的主要提出者、已故著名僑史專家陳育崧及其助手李業(yè)霖發(fā)現(xiàn)了重要的《興建崇文閣碑記》。該碑內載有一段有關崇文閣來歷的文字：

（崇文閣）于道光己酉年興建，至咸豐壬子年落成，其巍然在上者所以崇祀梓潼帝君也，其翼然在下者所以為師生講受也，側為小亭以備焚化字紙，每歲仲春，濟濟多士，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祭畢并送文灰而赴于江，因顏之曰崇文閣。

……期閣也，背岡巒而面江渚，左連鳳寺右接龍門，山川既已毓秀，文運遂卜咸亨。從茲成人小子，讀孔孟之書，究洛閩之奧，優(yōu)柔德性，培養(yǎng)天真，化固陋為文章，變鄙俗為風雅，則斯閣之建，其有裨于世道人心者豈鮮淺哉。^[3]

根據(jù)上文“為師生講受”、“讀孔孟之書”等語，陳育崧斷定它為新加坡最早的華文學校。在隨后編纂的《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緒言”中，他特別提及，“僥幸得很，李君于復勘天福宮時，在偏殿發(fā)見了崇文閣碑，這是新加坡的第一間學校，經(jīng)始于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在萃英書院碑銘紀年咸豐十一年辛酉（一八六一）之前十二年”，并將“崇文閣碑銘”置于該書九大類別之一的“書院”類別之首，從而確定了崇文閣早于萃英書院^[4]作為新加坡第一間華文學校的地位。^[5]1972年，陳育崧進一步撰寫“新加坡第一間華文學校的發(fā)現(xiàn)：創(chuàng)辦時期較萃英書院早五年”一文，發(fā)表在當年1月11日的《南洋商報》中。^[6]自此，崇文閣為新加坡第一間華文學校的說法廣為流傳，幾乎成為業(yè)界常識。

2001年，新加坡歷史學者莊欽永首次就崇文閣“學校論”的觀點提出質疑。在“新加坡崇文閣非學?？急妗币晃闹?，他重新對《興建崇文閣碑記》做出解讀。依據(jù)碑文敬惜字紙信仰的相關內容，他批評陳育崧斷章取義，并提出新見解，認為“崇文”意即“崇敬有帶字的紙”?！皫煛敝感v生，“生”指聆聽敬惜字紙教導的聽眾，合起來即為碑文中的“成人小子”；而非陳育崧解讀的“塾師”和“孩童學生”。由此，他大膽得出崇文閣是“敬惜字紙信仰傳播站”的結論。不過，在沒有史料引證的情況下，莊欽永對于自己的結論亦不甚確定。^[7]再者，莊文也存在明顯欠缺。有關臺灣地區(qū)敬惜字紙習俗的研究表明，敬惜字紙的活動也常依托書院進行，不少書院專設敬字堂，由專人負責撿拾字紙并進行焚化，有的書院每年制作竹簍分送，又催院丁各處收拾字紙，焚灰送海，形成一種常規(guī)。^[8]由此可見，單以碑文為據(jù)，尚難給崇文閣定性。

那么，崇文閣究竟是書院，還是敬惜字紙信仰的傳播站？在此，我們不妨先讀一篇登載于1890年新加坡《星報》上的“惜字”報道：

惜字之戒，華地為嚴。而我華人之旅于叻者，見有剩紙遺書即一點一書，亦無不懔懔然敬之、惜之，恐其或墜之地也。故閩籍樂善諸君曾于道光己酉年間捐資倡建崇文閣于直落亞逸街，凡諸色人等所有撿拾字紙以及斷簡殘編，均許攜之閣內爐中聚而焚之，至其灰燼系于每年二月初三日傳集各塾師徒及鋪戶之有名望者，以鼓樂、彩旗抬送海外，投于江中，使悉歸清流，免鄰溷濁。數(shù)十年來潛移默化，南洋各埠雖屬巫婦亦知崇惜，不謂有因。

惜字轉而惜花者，亦足異矣。日昨于天色微明之際，忽有僮仆輩手攜紙包，該閣之門丁見之諒為字紙，因著其置放籮內，及啟而視之，則盡是枯花，紅綠參半，訝而問之，該僮則謂：恪奉主人之命，著將此物攜至投于字紙爐中，而其包皮經(jīng)寫有字樣，請詳視之。緣認其包皮，果有字跡。略云：此花乃敬神之余，不忍棄置，蓋恐防穢褻也，敢煩收入爐中，以便焚化，實為恭便等語。即此可見，惜字、惜花一為敬神，一為敬圣，事雖殊而敬則一耳。想花神有知，亦當含唇微笑矣。^[9]

此篇報道令人印象深刻地道及崇文閣之功用及當年叻地^[10]惜字風俗之盛行。不僅如此，報道也一并回答了碑記中不及詳明的送字灰儀式的時間（每年農(nóng)歷二月初三，即文昌帝君誕辰）和“成人小子”的所指問題（各塾師徒及鋪戶之有名望者）。據(jù)此，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崇文閣的確非為學校，而是當年敬惜字紙信仰習俗的遺跡。

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的惜字信仰習俗，起源于倉頡造字的傳說?！痘茨献印け窘?jīng)》載：“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通神明、類萬物”，具有靈異的“魔力”，人們對于文字的崇拜應運而生。^[11]文字崇拜始限于文人?！额伿霞矣枴ぶ渭摇吩唬骸拔崦孔x圣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jīng)〉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sup>[12]對文字的敬惜，進而轉化成為民間信仰和社會習俗，是在科舉考試制度確立以后。宋元時期，為了迎合科考及第的社會心理，原本司“命”的文昌星神（含有“文運昌盛”之意）與四川梓潼地方神張惡子（屢有中舉靈驗故事），逐漸融合，合二為一。至元仁宗延佑三年獲朝廷崇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俗稱“文昌帝君”，分司文運和仕祿，最終演化成為儒生的職業(yè)神祇。^[13]明清以降，在科考競爭的壓力下，人們于文昌信仰之外，更將惜字思想融入進來，藉日常奉行惜字，增加科榜籌碼。此一時期，民間出現(xiàn)了種類繁多的文昌惜字降筆善本，以“功過格”勸人惜字。對文字的崇拜，迅速習俗化和迷信化。^[14]敬惜字紙的信仰習俗，也因契合了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有助于維護“士人”的統(tǒng)治，而得到官方和民間士紳的合力推動，敬惜字紙遂不獨在文人士子間流行，亦成為深入鄉(xiāng)間僻壤、與禍福相系、盛極一時的社會風尚。敬惜字紙的信仰習俗又伴隨移民行為而傳至臺灣、日本、美國和東南亞各地。

敬惜字紙信仰習俗與流行于中國古代的其他信仰或習俗不同，它是一種因士人需要、為士人服務、又為士人所推動，最終實現(xiàn)全民性遵奉、日?；钚械拿耖g宗教信仰。在敬惜字紙信仰習俗形成的過程中，文昌信仰、惜字習俗與讀書人追求學問和功名，三者之間形成中華文化結構上的“共生”關系，并進而反映到建筑的空間格局——古人將文昌廟、惜字亭、學?；驎合嘁蓝O的例子并不鮮見。梁其恣指出，“惜字組織與學校及書院，即當?shù)厝迳闹饕奂瘓鏊蟹浅Ｃ芮械年P系”。^[15]在惜字文化保留相對完整的臺灣地區(qū)，類似例子亦屬不少?！杜_灣教育四百年》載：“通常在文昌大廟，學校正門對面，會設有一座石造的字紙亭，專以焚燒字紙……每年陰歷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誕辰，學子衣冠整齊，與耆宿護送字灰入海?！?sup>[16]新加坡將崇文閣、惜字亭與萃英書院相鄰而建的建筑格局，與臺灣的上述情形如出一轍，反映了三者在中華傳統(tǒng)文化結構上的“共生”關系和教育教化功能上的一致性，也是中國古代文教建筑空間的普遍格局。在新加坡，陳金聲通過倡建崇文閣，設立惜字亭和萃英書院，在直落亞逸街的特定區(qū)域營造了相輔相成的文教空間。就此而言，崇文閣固然與讀書成才有關，但并非為學校，而是昔日惜字信仰的實踐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