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打個噴嚏,“經濟”也要患感冒,這是中國獨有的“國情”。

1978年,粉碎“四人幫”兩年后的中國,“左”的陰霾卻沒有隨之散掉。在“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逾地遵循”這“兩個凡是”的束縛下,我們還在以抓階級斗爭為綱,還在反修正主義,還在堅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時”。經濟上則又來了一次“洋躍進”:要搞十來個大慶,拿下二十幾個鞍鋼,要求到本世紀末許多省的工業(yè)要趕上和超過歐洲的發(fā)達國家……

其結果不言而喻。據(jù)學者研究,1978年的農業(yè)生產率居然只有1952年的77.6%?！皟蓚€凡是”成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阻礙。

1978年6月12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光明日報》隆重推出,立刻引發(fā)了一場全國性的真理標準討論,終于推翻了兩個“凡是”,開始了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切用實踐來檢驗,一切以事實來證明,這本來屬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精髓,是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靈魂,但在極左的思潮統(tǒng)治下,中國人卻一直只能惟上,惟書。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成為中國的一個轉折點。這次大會以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這一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為武器,沖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終于結束了一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走上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路。

但是,我們沒有料到,就在許多人盡情地享受著改革開放成果的時候,有人卻又撿起了“凡是派”的舊理論,改頭換面,弄出一個新“凡事派”。其理論核心,便是“凡事都要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

這實際上是舊“凡是派”的翻版,都是否定實事求是的原則。但它卻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障礙。它像一副鐐銬,緊緊鎖住了人們的手腳,它像一個怪圈,使人們畫地為牢,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走錯了路,生怕弄錯了姓氏,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名。而其矛頭直指剛剛萌芽的市場經濟。你多引進一點外資,他就說“多一個外資企業(yè),就多一份資本主義,威脅我們國家的性質”;你劃塊地方承包給外商去開發(fā),他就說你“出賣主權,喪權辱國”;你多發(fā)展一點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他就說“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會腐蝕我們的黨”;你多發(fā)展一點個體私營企業(yè),他就說“你會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你講要搞廠長負責制,他就說“這是削弱黨的領導”;你說要搞市場經濟,他就說“你這是搞資本主義全面復辟”……沒有見過的東西就認為是資本主義,沒有干過的事情就懷疑是資本主義,我們天天被這些人搞得提心吊膽,今天說你是資本主義,明天說他是資本主義,只有躺在家里什么事不干就不是資本主義。而他們還振振有詞:“在不問姓‘社’姓‘資’的排斥下,有人確實把改革開放引向了資本主義的邪路?！?/p>

“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yè)?！?/p>

“改革要不要問姓‘社’姓‘資’,就是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通俗表達?！?/p>

“一切不愿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進時,有責任也有權力問一問姓‘社’姓‘資’,時刻提防不要偏離改革的方向?！?/p>

“在當代社會主義國家中,把‘改革’當做‘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資本主義道路之實,不只是一種思潮或理論主張,而是一種實際行動,是活生生的社會現(xiàn)實?！?/p>

中國的改革到了最關鍵的時刻。許多人徘徊觀望,許多地方裹足不前。此時,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坐不住了。1992年元旦剛過,他乘坐南下的專列,開始了有歷史意義的南方視察。經過11天的考察,他終于發(fā)現(xiàn)了問題的癥結。改革遇到阻力,關鍵是我們還沒有最終放棄實踐證明已不適合中國發(fā)展的計劃經濟體制。直到現(xiàn)在,許多人把計劃經濟就當做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當做是資本主義。

這位世界著名的改革家和實干家,從時代的高度,從客觀的歷史規(guī)律出發(fā),一語中的:“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fā)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p>

他肯定地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薄坝械娜苏J為,多一份外資,就多一份資本主義,‘三資’企業(yè)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fā)展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常識都沒有?！Y’企業(yè)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

他對珠海市的負責人說:“你們這里就是姓‘社’嘛,你們這里是很好的社會主義。”

阻擋我們的視線、蒙蔽我們眼睛的窗戶紙捅破了,一股清風吹向中華:我們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我們怕了幾十年的市場經濟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中國的出路在市場經濟。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召開,江澤民總書記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決定宣告姓“社”姓“資”問題的結束。

但是,以為從此以后,我國的改革開放就會一帆風順,那是對中國國情的幼稚想法。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就存在著一股特殊的勢力,只要你想搞一點什么改革,尤其這項改革又是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上沒有的,他們便會出來品頭評足一番,搞得你惶惶然,悚悚然,不知所措。十四大之后,就在我們準備全副身心地搞市場經濟建設時,又一場不該發(fā)生的爭論發(fā)生了。